by 张海律
外滩跨年的灾难性踩踏事件，让我迅速回想起自己2013年新春时从印度大壶节踩踏现场逃生的经历。不到两年时间，有关那次同样酿成三十多人死亡惨剧的过程与细节，竟已淡忘不少，只是突然觉察到，逃生经验/知识、求生欲，或许是能让人撑过每次灾难的关键要素，但在很多时候，不得不承认，能救人的正是、也只是好运气。
回翻当时的笔记和被采访记录，我的记忆才渐渐回到了印度中部圣城阿拉哈巴德的火车站月台。
那是2013年2月10日，我国的农历新年，也是印度教大壶节最为高潮的全浴日。那段时间，12年一个轮回、持续55天的大壶节，到访人数破亿，火车站月台在短时间内汇聚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中国的春运。事发前，很多朝圣者已经取代了神牛和野狗的印度常见“车站风景”，在月台上甚至火车进站前的铁轨上，铺好毯子，吃喝拉撒。
绝大多数时候，当你“有幸”参与一场重大事件时，是不会知道自己置身其间的。我赶回早就没落脚位置的火车站，挤到行李寄存处，试图取走登山包上车走人。晚上7点，在人流几乎已堵死的月台上方中央天桥，警方继续双向放行，我就这样成了装得满满的订书机中可怜的一颗订书针，被前后的“针”紧紧贴着，动弹不得。这时，在4到6号月台上方的天桥上，两列相对前行的“订书针”相遇了，有人被挤倒后迅速被拉起，有人发出凄厉尖叫。天桥像一台出了毛病的订书机，装载其中的针不听使唤地脱落，我分明听见有重物落下月台的声响。通过次日电视新闻，我才得知，确有人被挤下天桥砸到6号月台的人堆中，加上驶往加尔各答方向的列车进站，引起人群惊慌和踩踏，死亡18人。
我坚持着拿到并背起占地空间不小的大包，原本要搭乘的那趟车，改了进站站台，又是可怕的6号。有同样试图赶车的印度人，扯着我跳入4号轨道，踩着他人的包裹铺盖和恶心粪便，与即将进站的列车赛跑，并在其刹车靠站前，被6号月台上的人扯了上去。减速的列车以巨大的向心力席卷着我，幸亏被月台上的群众紧紧拉住。整个场景就如同《一代宗师》里宫二与马三在奉天火车站月台的那场大战，头贴着运动着的列车玻璃窗。还是通过次日新闻，我了解到，这一轮列车进站又一次引发6号站台踩踏，死亡14人。加上恒河朝圣场地边挤死的2人，和心脏病突发去世的2人，整个2月10日，一共遇难36人。
明知每次大壶节都有踩踏伤亡事故，我还要去凑热闹；眼见火车站的不堪状况，我还要返回坚持拿行李走人；拿到行李已经水泄不通之时，我还拼命挤到月台。回想起来，这一方面出于自己贯彻既定行程的迫切愿望和在城内无处可待的无奈，另一方面也证明着事故发生前自己的不理智状态。因此，至少在大壶节踩踏事件里，那个毫无自救经验的我，是依靠运气和强烈的求生欲才逃出生天的。
外滩跨年惨剧发生后，有好心人迅速献出可供救命的技术贴，其中不少，我也曾事后诸葛亮般的给出同样“建议”。譬如，在拥挤现场或公共交通枢纽，如能远远看到前方已发生骚乱，尽量先躲进附近楼群，留得命在，错过一个节日算得了什么。再譬如，如若已不幸置身失控人群，一定努力保持身体直立，紧抓周边固定物件或贴近前方的人，相信只要不摔倒就能最终逃离。
而当时没想到没给出的最有救命价值一条建议，则是“双手握拳架在胸前，就像拳击手的防守姿势，这样可以尽量保证胸腔不被挤扁”。可当时的自己，注定没注意过这些自救知识，那么摆出这样的姿势动作，应该更算是一种人类应急本能吧？毕竟，胸腔憋闷的贴住前方人群，人总会不自觉的努力给自己留出喘息空间。
（资料图：2015年1月1日晚，上海市民自发献花悼念外滩踩踏事件里遇难者。）
和所有踩踏惨剧一样，事后愤怒的群众总有权质疑和指责组织方和政府维护秩序不当，也会进一步将批评扩大到国民素质甚至社会体制。可放眼国际上的重大踩踏事件，从英国、德国、日本到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印度，无论是疯狂球场还是虔诚朝拜，无论是欢庆游行还是音乐狂欢，无论是社会秩序紊乱、民众素养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安全措施俱全、民众自救训练扎实的发达国家，死神总会不分国别、不分民族、不分阶层的找上门来。外滩观景台、大壶节火车站和希尔斯堡球场、鲁尔区“爱的游行”电子音乐节一样，发生严重伤亡的踩踏事件，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人太多了！
这么说来，要不想只靠运气和求生欲救命，就只能避免去凑热闹。可是相较追求安静的人群，热衷于某个“有意义时间”去扎堆求集体存在感的人群才是绝大多数。因此，当我在朋友圈分享完自己的大壶节逃生记忆后，第一条回复竟然是：“今年大壶节什么时候？在哪？怎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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