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是二十世纪书坛泰斗，学识渊博，其篆刻艺术成就、印学研究虽亦获大家的高度评价，但总有被书名掩盖的感觉。笔者借编集《沙孟海全集·篆刻卷》的机会，梳理了沙孟海有关篆刻艺术的资料，初步得到了一些学习体会。陈述于下，就正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
沙孟海在《沙邨印话》（以下简称《印话》）中自述：“余治印受之庭训。”《沙孟海先生年谱》载：七岁时，“课余回家后由父亲隔数日教一二个篆文”。九岁时，“见父亲将自镌‘活人命于纸上’六字朱文印钤于为人诊病之药方上，深感兴趣”。十一岁时，“识篆文颇多，常取小印石刻印章”。十二岁时，能认读报载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文字，“师生为之惊异”。这是目前他总角时对篆书、篆刻感兴趣的最早记录。
据留存的早期印蜕来看，一九一七年前刻有“孟海”、“定国后裔”二朱文印，一九一七年刻有“沙文翰印”一白文印，均为自用印。其中“孟海”朱文规模小玺，“沙文翰印”追踪汉制，可以推想他学印起步时，谨严规矩，平实为上，而“定国后裔”一印则明显有赵叔孺的风格，他自己《印话》中也记：“余治印初师叔老。”
赵叔孺在辛亥革命后就移居沪上，时回家乡，但均匆匆往返，沙孟海曾几次由其师冯君木介绍前往拜访未果。他第一次拜谒赵叔孺，在《僧孚日录》（以下简称《日录》）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二日有记：“与夷父（葛旸）过访叔孺先生，公阜(吴泽)亦至。”并记：“先生于余篆刻极加赞许，不惟于余前言之如此，每遇相识，亦常称许，知其非泛泛视我也。师（冯君木）尝语余：学问之道，途径至博，孰正孰辟，岂易区别。弃舍从由，全在际遇。汝之学诗文而遇我，学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皆所谓不期而遇者，此其中实有幸焉。”[1]”。《印话》中还记：“余初谒叔孺丈于上海虹口，丈以歙黄朴存先生（质）《滨虹草堂藏印》一部相诒。”此事在《日录》中是记在十二月份。与《日录》所记初谒地点有出入，大概是追忆时有误。
其实，在拜访赵叔孺之前，沙孟海对赵氏的篆刻艺术已有较深的钻研。如《日录》一九二一年七月中记：“余初作秦汉印，漠然不得其趣，并不知何处著刀。后见赵叔孺、马叔平（衡）诸人仿古之作，模拟再三，始有入处。赵仿秦印尤精雅不苟，秦印本粗疏自然，但若从粗疏处着手，便只得粗疏二字，无复有其神气。赵独以挺健精致之刀出之，此犹守桐城家法以学《史记》，故所就益工，无明人外强中干之病。余所作白文‘钱罕’、‘道用’、‘顿丘’诸小印，皆由赵法进窥嬴氏者也。”
受到赵叔孺的鼓励，沙孟海治印兴趣非常高涨，常常竟日刻印，一日可成五六印。同时，他也感到刻印多，耽误诗文学习，非常矛盾。“书画篆刻之艺，足以资助文章，实适以妨碍文章也。余粗解作书刻印，每为人作，则费半日或全日不能读书。盖未作之先，书须研墨，即非自研，既有兴于此，断不能作别事。印则谱籍盈几，苦思力索，益费功夫。既作之后，书则洗笔与砚，收检纸墨及用印章，何多事也。印则腕力既疲，心神亦颠倒矣。于相师（张原炜）尝谓余于画性亦与近，宜并习之。余才习二事，已足夺我学文时间。若更学画，是将终身为技艺之人矣。”[2]“因念此身长为接客刻印二事所羁縻，消磨精神，荒落学业，莫斯为甚，愤慨之极。欲榜诸门不见一客，并焚毁刻印之工具，闭户静处。[3]”“使我学业无成者，必是物也。” [4]青年时代的沙孟海的奋斗目标是“经邦济世”，不欲以技艺而终，这也是无数民族精英的人生终极理想。
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沙孟海离甬抵沪。抵沪后不久，于十月廿五日在张让三的引荐下，由朱复戡陪同去海上书画金石题襟馆拜访吴昌硕，第一次未遇，只碰到俞语霜。[5]十二月三日，再次拜谒吴昌硕于上海山西北路吉庆里。[6]这次拜谒“略复接谈，未及所刻而就正”。一年后，由于况蕙风激赏沙孟海的印作，进而向吴缶翁推荐，获题辞：“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况氏晚年与浙籍金石家交往密切[7]，认为沙孟海的篆刻有“静、润、韵”三字之妙，后又增为五字：“劲、润、韵、静、靓”。《餐樱庑漫笔》中记：“甲子冬日，与慈溪朱君炎复结邻。因介绍获交其同县冯君君木，声气之雅，倾盖如故。飘灯隔巷，风雪过从，良用慰藉。……其高弟子沙孟海，诗古文辞，能绍述师法，尤工刻印，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于近世印人，神似陈秋堂；篆法尤极研究，无羼杂迁就之失。缶翁绝契赏之，谓后来之秀，罕其伦比。”吴题：“蕙风绝赏会之”，况记：“缶翁绝契赏之”，可知二老对沙孟海的厚爱。
自此之后，沙孟海经常跟随吴、况二老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得以拜识朱孝臧、康有为、郑孝胥等诸大遗老[8]，眼界益阔，艺事大进，治印由原先的取法“二赵”转向以汉印为主，兼及邓石如与吴让之，济以浙派诸贤。其中对浙派篆刻认识的前后变化耐人寻味。《日录》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记：“余论印最不与浙派，有意雕琢，望若钝朴，实非古法也。”到了上海接触吴缶翁等诸前辈后，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日录》一九二三年九月六日中记：“余往日论印不与浙派，近乃认浙派为学印之正路。本明人之挺劲，出之以朴老。名家若赵撝叔、吴缶翁早岁皆从此出。”这两则日记反映了他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刻印也一改之前的秀整之风，变得苍浑遒劲，圆转厚重，不似某体又似某体，格局益见恢弘。可证缶翁乙丑题辞对他的触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教导，终身受用。
赴沪之前，沙孟海的篆刻明显受“二赵”（赵之谦、赵叔孺）的影响，尤其是前者。《日录》中常记有：“自刻绝类赵悲庵”[9]，“本意欲拟撝叔，刻成乃尽文何”[10]，“用撝叔为沈郑斋之法缩而细之”[11]，“仿撝叔白文，颇有浑厚之致”[12]，“略用撝叔橅古币文法”[13]，“朱文小印绝精，自谓尽悲盦所能矣”[14]等语。但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之后，无论日录还是所刻印章边款中，很少提及模仿赵之谦，较多出现的是仿效“宋元印章”、“文何”、“汉印”、“浙派”、“邓完白”、“六朝古体”、“秦印”、“拟古匋器”、“鼎卜文”等语。他在另一段《日录》中记：“邓完白刻印，篆法益诡伪无稽，其穷款专用隶书，操刀无迹，朴茂之至，真旷绝一代，撝叔不若也。”尤其在乙丑夏日即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连续出现“类吴让之”、“学让翁”、“用吴让翁笔意，自谓工稳之至”等语。这一转变与吴昌硕的交往有着重要关系。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沙孟海“以近刻印存就正缶翁先生，翁为题卷耑云：浙人不学赵撝叔，偏师独出殊英雄。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他后来追忆此事时亦称：“玩其语意，知此老论印不与撝叔，意欲余改乘辕而北倾向让之。让翁神韵故当胜于撝叔，而撝叔平实雅秀，功力有余，学者取径于此，可以无弊，犹之文章之桐城派也。刻印要兼师众长，不拘樊篱。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此则鲰生之志也。”《印话》中亦记：“早岁治印，喜为撝叔。乙丑四月，缶庐丈题余印存，乃云：‘浙人不学赵撝叔’，又云：‘不似之似传让翁’，盖讽之转旆也。缶老亟称让之，然其集中为让之体者亦复不多。通观全稿，浑刚苍古之气，不可鄙视。让之对之，故当却步。余近作亦不肯嫥为谁体，老杜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吾意亦犹是耳。”这几段文字，足以看出沙孟海始终抱着转益多师，兼采众长，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精神。
一九二八年春，沙孟海告别教授生徒、治印鬻书的生活，离开上海，至浙江省政府秘书处任职。之后的数十年间，随着政局变化，转移于广州、南京、重庆等地，漂泊之日多，安定之日少。加之海上诸老前辈先后下世，治印问艺的雅兴退却了许多，步入谋取生存与学术研究共进的新阶段。身怀忧国之思，也时常为友朋同僚操刀治印，但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公务。一九二八年，沙孟海公务之余，撰成两文：《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一九三零年第廿七卷上[15]。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开始《印学史》的撰述。该书虽迟至一九八七年才出版，但意义非凡，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奠定了他在现代印学史上的地位。
解放后，沙孟海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社会建设，经历多次运动，曲折坎坷，但都以智慧来面对，淡定一生。偶有治印，自用为多。六十年代，西泠印社恢复活动，重新燃起他对篆刻创作与研究的热忱。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达到其一生治印的最高峰。可惜年事渐高，刻印数量远不及过去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社员大会上，八十高龄的沙孟海被选为第四任西泠印社社长，将他推向印学巅峰和印坛领袖地位。众望所归，这是他一生身经乱离，坚定执著于学术与艺术的结晶。
二
沙孟海在《兰沙馆印式自记》中称：“平昔不恒治印，留稿亦仅，虽复自有胸怀，而才短手蒙，所就殆无全称。[16]”幸好他有日记习惯，平时治印基本有记录，这为研究整理提供了很好的前提。
他生前自己编集的印谱有《石荒生印存》、《兰沙馆印存》、《兰沙馆印式》三部，其中《石荒生印存》[17]是集辛酉（1921）七月之前所刻印为一册。曾留在学生蔡卓如处，乙丑九月十一日归还，后不见下落。《兰沙馆印存》起己未（1919）迄癸亥（1923），凡六册，计录一百六十八印。此印存后亦不见下落。《兰沙馆印式》是一九七六年三月所集，分为两编：初编起甲子（1924）迄甲戌（1934）十一年间所作二十八方，续编起癸亥（1923）迄甲辰（1964年）四十二年间所作五十三方。该印式于一九八三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其中印作均编入一九九四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沙孟海篆刻集》[18]。《兰沙馆印式》中少作汰除较多，说明他后期的印学眼光较之青年时代有着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其余如《娑罗集》是他早年与屠润规、屠洵规、谢道用、冯宾符以及沙文求等五人的印作一起首次成集，约三十许钮。惜无边款，一些印作无从辨认出于谁手，其中大半以上是沙孟海的作品。二零零零年五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沙孟海印谱》钤印本与《沙孟海百印选》两书，里面有几方印作之前未曾露面。
以目前能见到的印蜕来计，存世篆刻作品约五百三十方。作于沪上期间约有二百九十来方，占其总数近半以上，可谓创作旺盛期。其中，一九二五年就刻了近一百五十余方印章。究其原因，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商埠，经济、人口迅速增长。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南迁，大批官僚以及没落贵族纷纷南下，蛰居海上，形成了巨大的收藏市场。即使抗战期间，因为租界原因，上海的艺术市场还是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当时上海两个最大的金石书画团体：海上金石书画题襟馆和豫园书画善会，即分别由盛宣怀、王一亭出资建立，会员均为著名书画家及达人名士。沙孟海虽是应宁波富商屠、蔡两家之邀抵沪，担任家教，谋取衣食，但其初衷还是与上海当时的社会氛围有着密切关系。初来乍到，立足谈何容易！他在给好友朱赞卿刻“鼎煦”一印边款中记道：“壬戌十月，薄游沪上，离群索居，萧槭寡欢。”后来，在修能学社任课期间，因张让三、冯君木等诸老前辈的力举，声名渐起，开始订润鬻字卖印，但内心志业还是在文章上。所以，他说：“治印十年得为诸老辈所赏识，不负初心，固属幸事。然于学问文章一无可恃，徒以雕虫小技见知长者，充其极，不过周栎园笔底驱遣人物耳，岂私心之所愿哉？念此转自愧恧，藏身戢迹，更不欲与诸公相见矣。”因此，在查考他的篆刻受主时，大多为师友、学生以及书画界中人，最多的是为葛旸所刻，《日录》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记：“余夙昔为夷父刻印最多，计此印为第三十三钮矣。”余者如冯君木、况蕙风、蔡宛颀、童第德、陈逸、朱赞卿、双止澂等，都有十数方。王蘧常在《沙孟海论书文集序》中说：沙孟海“于情义、于国、于亲、于师、于友，皆恳款出肺腑，所作每流露于不自觉。[19]”知己之言，可为确评。另据《日录》所记还有约二百一十五方印作散失。合计治印总数约七百五十余方。
沙孟海一生治印可分为四个阶段：自少年时代喜欢刻印至一九二二年离甬赴沪之前，为起步阶段；一九二二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春离沪赴杭之前，为篆刻生涯中之精进时期，取法日广，转益多师，面目渐成；一九二八年至解放前夕，游幕与治学相兼，篆刻之艺则入成熟时期；解放后至六十年代前后，人印俱老，渐入辉煌时期。晚年，除偶尔应酬友朋之外，不多治印了。
据统计，沙孟海自用印约五十五方，其余是为两百余位师友、学生及亲属所作，可考者约有一百六十余位。其中，老师辈有冯君木、况蕙风、赵叔孺、朱孝臧、钱罕、张原炜、陈训正、洪曰湄、杨菊庭、冒鹤亭、杨敏曾、杨鲁曾、姚贞伯、章叔言等人，其中除况、朱、冒、章外，基本都是慈溪、鄞县耆宿，对他有知遇与指导之恩，是他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引路人。
友朋辈有冯宾符、冯定、陈布雷陈训慈陈训恕兄弟、葛旸（夷父）李冰夫妇、俞子怡（次曳）、吴泽、童第德童第周兄弟、朱炎复、徐公起、易忠箓夫妇、蔡守谈月色夫妇、张千里、朱鼎煦、张宗祥、韩登安、潘天寿、沈尹默、夏承焘、潘伯鹰、王个簃、蒋国榜、胡行之、陈星庚、陈彰、胡吉宣、况维琦况维琚兄妹、秦康祥等，基本都是他治学道路上的知己。
学生辈有宁波富商蔡明存的八个子女：蔡絅（衣云）、蔡紘（道依）、蔡纡（柔宜）、蔡约（绰如）、蔡芳伊（维絜）、蔡绛（赤华）、蔡宾牟、蔡安安，屠用锡（康侯）的两个儿子：屠润规（伯系）、屠洵规（即屠果，字武仲），冯君木的儿子冯都良，以及谢道用、陈逸（修良）、诸驯（孟察）、孙碧依、孙锦纤、陈玲娟（陈布雷九妹）、胡季孺等人。其中，谢道用、陈逸、蔡纡、蔡约、蔡芳伊、蔡绛、蔡宾牟、屠果以及诸驯曾师从沙孟海治印，《日录》记录多条由沙孟海篆稿，诸弟子刻制，再由他改削的文字。屠氏昆仲、蔡氏兄妹、冯都良以及谢道用等，一九二一年暑期跟沙孟海学刻印，集有《娑罗集》，此亦甬上印坛之雅事。
为当时海上名士治印的有：安心头陀（傅宜耘、一作傅研云）、张絅伯、李石岑、张珠庭、杨瑛（原名吴茵）、颜任光、张琴南、程振钧、金绍基、周信芳、余岩（云岫）、贺师章、钱鸿范、朱枫、周利川等，他们中有名演员、名医、高僧，也有革命烈士、物理学家、水利专家，大多为宁波同乡，可窥民国时期宁波文风昌盛以及宁波名士在上海的影响力。
为当时沪上富商刻的有：王冰生、李徵五、李景韩、秦润卿、张之铭（伯岸）、孙鹤皋、张詧（张謇三兄）等，亦大多是宁波人，其中李景韩、张之铭为著名收藏家。张氏的“古欢室”是浙东名藏书楼，章太炎为其作《古驩室记》[20]。张之铭曾不余其力求购搜集图籍，从四部、释典道书以至碑版书画，无不收藏。听到有孤本珍板，非收购不可，即使资金欠够，也不惜奔走乞借收购，得中外图书数以万计，在日本东京桥区建书室三楹以庋藏，命名“古欢室”。民国十二年，因日本东京地震，藏书皆毁。次年返回上海，继续广收群书。一九五一年，其遗书尚未散。三年后，其家人陆续出售，基本散失殆尽矣。
为当时海上书画家治印则不多，目前仅见任堇、沈炳儒（沈钧儒弟）、魏友棐、康心远王棣华夫妇以及杨士猷等。
为解放前的同事治印有王显华、吴东初、吴鸿基等，前两人为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后者为教育部的同事。政要有胡适、周骏彦、杜忱、夏超、丘远雄、陈其采、庄崧甫、翁文灏、朱家骅、顾树森、何辑五、陈方、程镇西、双清、金筱甫等。
为解放后的官员治印有邓拓、田家英及其夫人董边、逄先知、裴润、石山、魏文伯等。其中，田、逄、裴、石等人是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央派到浙江农村调查的小组成员。在浙江省博物馆任职期间，还为汪济英、黄涌泉以及张英田张茵夫妇、孙永乐、叶勃新、杜承钧、陈雨笠、邱嗣斌、萧传玖、林乾良等人治过印，数量不多。
一九二七年冬，沙孟海还为一个日本人刻过两方印章：“大司农印”、“澄怀堂主”。山本悌二郎曾任日本内阁农林大臣，收藏大量中国书画，编有《澄怀堂书画目录》，其中有许多钜制。他来华时，本欲求吴昌硕治印，没想到吴已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逝世。于是，他就分别请赵叔孺、王个簃、沙孟海三人各刻二印。这是目前仅见的为日籍人士所作的印章。他还曾为民国政府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塞克脱将军各治印一枚。
其余就是为家人所刻的印章，有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史永）、沙文度、夫人包賁华，儿子沙更世、女儿沙频等。
难以查考者有：费瑚卿（广文）、徐行知、伍井、杨荣邻、张如相、弢士、冰壶、君肃、夏襄寿、汤説卿、杨荣士、沈安廉、骆纬景、吕律、钱君卿、树壁、蒋国猷、湛霞、佛生、蒋丙华、墨冉、引毅、江圣一、九剡散人、寥阳、弢父、奇湘、汪浩、孙如海、张锦、橐斋、卬高、仲晦、邱里虹、罗得民、汤闇、魏敦厚、王文达、王黎、崇文等。
三
沙孟海为艺治学都深受其业师冯幵的影响。一九一四年，他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便拜冯氏为师，学习诗文。他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称：“先生于学，无术不综，广稽约守，包括道要，不为门户异同之论。文章渊雅，尚规汉魏，言典致博，造次必尔。盖自文笔别塗，不相合谋，骋辞华者，日靡于繁富；矜省净者，拜遗其风骨。先生假长补短，独重气体，剥散浮华，归于简朗。用能巧不伤理，隽不害道，安帖审固，情彩并茂，可谓修辞立诚，文质彬彬者也。诗主萧澹，不涉凡响，蕲向所届，惟在介父（介甫）、无己（师道）。故其所为，植骨必坚，造意必刻，运息必微，导声必涩，裒然自成一家言焉。”加之，当时甬上诸前辈如赵时棡、张美翊、张原炜、陈天婴、姚贞伯等皆是清雅之士，持论公允。所以，沙孟海于学、于书、于印，也皆从公允处出之，不为偏怪欺人之论。
沙孟海在《日录》与《沙邨印话》中数次提到篆刻师法赵之谦的“平正雅秀”，“可以无弊，犹之文章之桐城派也”[21]，此话道出他为艺治学的关键。他把印章分为“阳刚阴柔”两派，“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皆本源于桐城派。桐城派论文强调“阳刚阴柔”的文学审美观之分，移于印学，称：“此四象（指太阳、太阴、少阳、少阴）者，各有攸长。若必执其一，以摈其余而强为出入焉，斯惑矣。[22]”有人问他：“近世印人截然两派，或主气魄，或尚韵味，荆玉灵珠，各自珍爱，将孰为是非乎？”回答是：“此吾恒言阴阳刚柔之说也。微特刻印然，凡百艺事，禀受天性，莫不尽然。龙门、扶风，文异体也。渊明、康乐，诗异格也。稼轩、白石，词异调也。率更、鲁公，书异迹也。大李、摩诘，画异宗也。大氐庙堂之上，多得工能之美；山林之间，咸逞放逸之才。验之有清之画，迹象弥显。烟客、麓台，岂可与清湘、雪个并论？”异途同归，旨趣昭然。
不仅如此，沙孟海对印学的“三要”之说，也本源于桐城派文章主张兼以“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的“三旨说”。他说治印要“曰识字，曰辨体，曰本学，而刀法不与焉。[23]”“三要”对应“三旨”，一脉相承，不偏不倚。他还指出：“明习六书，默识旧文，诊其变化，穷其原委，识字之事也。前代玺印，各有体制，取法乎上，不容牵緄，辨体之事也。造意遣词，必于大雅，深根宁极，造次中度，本学之事也。不求此三者，徒齗齗于刀法之微，是谓舎本而逐末。[24]”在他看来，“识字”相当于学问，也是文章中的“义理”，“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25]。这也是学问家的本色主张。而“辨体”要穷原竟流，本学要取法乎上，要追求古雅之词，也即印章的形式要切合文字本身的六书原则，准确而优美，不可强作支离，以怪求异。通观他的一生印作，基本遵循这一原则，或朴素，或绚烂，或以含蓄取胜，或以猛利见长，都能看到他对文字把握的纯熟与精到，且有独到的风格化解成高古的意境，以堂正之印风使人折服，纯乎学者相。所以，吴昌硕赞赏他的篆刻，认为“字字从书卷来[26]”！
沙孟海一生治印少而精，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兼具金石味与书卷气，格局大，意境深，迥于时流。在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都主张“创新与崇品” [27]兼及，欲能继承前哲的大道正途，聚沙积薪，示来者以规则正鹄。他反对泥古不化，也反对盲目崇洋媚外；强调“以己之性情，合古人之神理”[28]，主张要兼师众长，不拘樊篱，融“阳刚、阴柔”于一体两派。他的篆刻以秦汉为根基，下涉浙派诸贤及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诸家，运用赵叔孺、吴昌硕两家之“气”，调和浙皖，撷取秦汉神韵，而不斤斤计较于与二师的形似，大方简洁，高致绝伦，傲视群雄，处处见古人，又处处有自我，独立变法，不为师法所囿。他晚年答友人问：“乃所愿，则学钝丁也”[29]。他所愿正是西泠领袖丁敬那种“思离群”的嘎嘎独造精神！所作不同凡响，近代印坛，无人能出其右！
自乾嘉以来，印学之道昌明，丁敬、邓石如诸人，筚路蓝缕，为后世印人开启大道。沙孟海作为后来者，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成就自然更进一步了。尤其在拟刻古玺、秦印、汉白文等样式方面，更多创造，这与他早年就留心古玺印有很大关系，曾说：“古玺这门学问，从清朝季年到民国初年这一阶段才逐渐形成。……我年轻时曾一度心向往之。[30]”加之他在金石、考古、文字学上的深厚学养，自然化出，不见矜持。如“千岁忧斋”、“尹默八十后作”、“濮尊朱佛斋”、“赤堇沙氏”、“式抱”、“玄之又玄”、“孟海”等印。
自明中叶以来，诸印学家均没有明确辨认出秦印的具体年代，大家只是朦胧意识到是秦或秦之前的印章。所以，拟刻者不多。沙孟海早在二十岁前后就开始关注秦印，研究秦印，《日录》有多条记录。在他所刻印章中，从早期到晚期有不少是拟秦印风格的，如“裴润”、“夏承焘”、“手钞六千卷楼”、“秦康祥”、“黄涌泉”等印章。一九六六年，他撰成《谈秦印》一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之《艺林副刊》上，是该领域较早的、最为系统的成果。
清季以来，诸印家对汉印的理解与取径各不相同，尤其吴昌硕，超越皖浙，创造了新的境界。沙孟海所作汉印形式的印章，则在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前辈大师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如“回风亭”、“审曲面势”、“韩竞私印”、 “张宗祥印章”、“容平私印”、“沙文若”、“传玖画记”等，浑穆淳朴之中跃跃有生气，更见刀味，此正所谓金石气也，一如其书之雄强气势，摄人心魄。
沙孟海所作朱文有近汉朱文，如“蔡纡印信”、“秦润卿”、“徐可熛”、“庚午”等；有近“二赵”者，如“蔡氏四女”、“丽娃乡循吏祠奉祀生”、“张原炜印”、“大司农印”、“好丽楼”、“酂卿心赏”、“臣书刷字”等，皆蕴藉精到，沉静有趣，别开生面。
同时，沙孟海还尝试探索其他各种体裁印作，如吸收陶文、刀币文字、碑版书以及楷书、隶书等文字样式入印，广泛涉猎，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胆略与创新精神。如拟陶文的有：“诸”、“下笔已到乌丝栏”；楷书入印的有：“临危不惧”；隶书入印的有：“冷僧墨戏”等。
《印学史》一书是沙孟海对印学的另一重大贡献。该书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编撰，历时二十三年完成，可见其严谨程度，充分证明了他于印学的“自有胸怀”与坚韧追求。该书是印学史领域第一部专著，钩深致远，体详虑周，充分体现其深厚的研究功力与独立的学术精神，发挥了他素来注重考据的学问功夫与作为艺术家的丰富实践经验，持论精确，洞察入微，在辨认分析宋元明清以来各家印作时，重视各家的传承脉络。这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治学理念。
在《印学史》下编的二十一章以及附录的《印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一文中，他着重提出“印学形成”的概念，以区别之前以匠工为主的印章，这是垦荒式的成果。并提出北宋至元代是印学形成的第一阶段，认为文人篆刻应与书画一样，肇于北宋，推翻历来认为“唐宋无印”的观念。他将赵孟頫和米芾、吾丘衍列为印学史上第一阶段“筚路蓝缕”之人，确立了米、赵、吾三人在印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纠正了周亮工《印人传》里以文彭为文人篆刻开山鼻祖的旧观点。
在《印学史》中，还对赵孟頫的“元朱文”作了客观评价，认为赵氏印作朴拙多于雕琢，后世摹效此体者，踵事增华，失去元代的朴质而显得古意缺失。其实，他是看到近现代篆刻发展的新动向：渐于雕琢，疏于大体，以偏为新。尤其晚年的他，对社会上一些求怪求异之风深有担忧，多次在讲话或撰文中，呼吁大家要潜心学术，抗志希古，足见他身上那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沙孟海一生虽执教过多所大学，学科涉及文字学、考古学及金石学等，但让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末两次受邀担任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今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并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聘为终身教授。这或许不是沙孟海最初的人生规划，却是最好的结局。在教学中，他注重学问、强调基础、重视实践，反对空虚之谈，与乾嘉以来的学术风气相一致的，这为之后的书法教育指明了方向。
他的一生从旧社会走进新时代，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一直秉持“先行谊后文艺”的做人原则，以崇高的才学品德感召后进。虽然时代没有成就他的“经邦济世”理想，但他一直坚韧地实践自己的志向，不争一日之长，潜心修性，把学术与艺术、道德与文章完美结合起来，为现当代书坛、印坛树立了丰碑！
[1] 见沙茂世编著《沙孟海先生年谱》。
[2] 见《僧孚日录》1922年5月中记。
[3]见《僧孚日录》1921年10月21日记。
[4] 见《僧孚日录》1921年10月18日记。
[5] 参见朱关田著《沙孟海遇缶翁始末》，《浙东书学论文集》第1-5页。
[6] 见《沙邨印话》。时沙孟海寓海宁路修能学社。
[7] 况蕙风对金石印学之研究事迹参见郑炜明著《况周颐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5月。
[8] 据林乾良记述：沙先生1973年忆及此事时，曾说：“此后我就和吴缶老过从甚密。在他执导下，我篆刻上有很大进步，吴缶老很满意。”参见《西泠群星》第65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5月。
[9] 见《僧孚日录》中刻“印媱”印之记。
[10] 见《僧孚日录》中刻“刃游碧落外、指节出怪巧”印之记，惜此印已失。
[11] 见《僧孚日录》中刻“沙”朱文印之记。
[12] 见“山阴任堇”白文之边款。日录则记：“仿撝叔白文，颇有浑厚之致，款作六朝古体，颇成上品。”
[13] 见《僧孚日录》中刻“须曼那室”朱文印之记。
[14] 见《僧孚日录》中刻“钱鸿范”朱文印之记。
[15] 其中《近三百年的书学》引起顾颉刚的注意，他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提及该文，并称是：“较有系统的作品”。
[16] 见《兰沙馆印式》，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
[17] 《僧孚日录》1921年5月16日记：“选旧刻之佳者合为一册，署曰《石荒生篆刻别存》。”此或即是《石荒生印存》的别称。
[18]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19] 见《沙孟海论书文集》，第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20] 见《制言》杂志第九期。
[21] 见《僧孚日录》1925年5月所记。
[22] 见《沙邨印话》。
[23] 同上。
[24] 见《沙邨印话》。
[25] 见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
[26] 见《僧孚日录》1925年4月所记。
[27] 见王蘧常《沙孟海论书文集序》，第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28] 见《僧孚日录》。
[29] 见《沙邨印话》。
[30] 见沙孟海撰《古玺通论序》，载曹锦言所著《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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