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冬天的故事

文|刀尔登 （诗人）

人性美好之处，有时曲曲折折地流露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当年的“革命文学”，无不奋力捏造理想人格，或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整体而言，无一有真正的成功，只偶尔在些小地方，机缘巧合，草从石头缝里露出头来。我给本专栏写的第一篇，《更好的世界》，提过一本连环画中一个画面，是两个小主人公在油灯下学识字。这连环画叫《铅笔头的故事》。就故事而言，它不过是众多拙劣努力之一，但再普通的故事，讲在冬天——还需要一些巧合，特殊的场景与听众特殊的感受碰到一起，便有温暖人心之用了。

我读那连环画时大约三四岁，恰是周围世界最疯狂、最残酷的时候，虽然不懂事，那肃杀之气，还是能感受到的，从其他读物中，从成年人的表情及楼内楼外无处不在的广播声中，从涂遍墙壁的强烈色彩中。十五年后，也是在冬天，迁居到现在的城市，忽然感到某种温暖，不是因为气候，也不是因为受周围人心情的影响，——那时这城市与农村交错，我们进城时，穿过一个大集市，热热闹闹地挤着些人，买卖着各种各样的货物。那些粗俗的杂货，在那一时刻，奇怪地有温暖人心的力量，正如在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中，在潘狄塔正式出场之前，关于她命运的温暖消息是从小丑——她养父的儿子——嘴里，用这种方式透露出来的：

“三磅糖，五磅小葡萄干，米——我这位妹子要米做什么呢？??豆蔻仁，七枚，生姜，一两块，乌梅，四磅，再有同样多的葡萄干。”

少年时喜欢过的书，有一小部分，后来重读过，或是因为那作品重要，不得不重读，或是想验证一下自己。重读《教育诗》（磊然的译本），当是后一种目的。我在三十多岁时重读这书，有点羞愧地发现——这时候我已经不能同意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了——我仍然喜欢这书，仍特别是它的第一卷。

《教育诗》在用革命的口吻，讲革命时代的故事，事实上，作者的姿态，大大伤害了这部作品，比如对人性过于简化的理解和处理，就十分遗憾。不过——忘掉革命吧，甚至也忘掉教育，《教育诗》就是一篇关于人性的童话。书中有个细节，说的是在教养院的晚上，寝室里总有朗诵会，朗读普希金、柯罗连科，也朗读高尔基。读完《童年》和《在人间》后，学童感叹道：原来高尔基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啊，真是好极了。——我对这感叹一点也不信，它太像革命创作了，太富于说明性了，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学童真这么说过，但即使如此对我也毫无说服力。

尽管充斥着这样的“革命细节”，《教育诗》，特别是第一卷，仍然是本暖和的书。马卡连柯是个好心肠的人，对人性抱有奇怪的信心，这种信心——加上那个时代的革命主题——把他的工作歪曲了两次，一次是在他观察时，一次是在他讲述时。这种趣味，通常是属于通俗文学的。但是，管它呢，就当看童话好了，就当马卡连柯是个简单、孩子气的作家。他的书中还写过：“教育学里往往真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四十个穿得破破烂烂、肚子半饥半饱的孩子，在一盏油灯下兴高采烈地玩着抽签游戏，只是里面没有接吻。”整个文学史中都有另一种奇怪的现象，穿得破破烂烂、从肚子到精神都半饥半饱的孩子们，也兴高采烈地读着与自己的生活毫不搭界的故事呢，而且在革命时代，里面也没有接吻。

还要再提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个令人温暖的作家。这么说有点奇怪，因为他像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般，克服自己的幻想，也不怕粉碎读者的幻想，他的世界，大多是寒冷残酷的，不过，知其为寒冷，这本身便是温暖的起源了。他用对寒冷的有力描写，告诉我们温暖在什么地方，何况，在叙述的中途，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常抑制不住柔软的天性。这种放纵，如果从纯粹文学的角度看，是失败的，但读者是多么感谢这失败呀。

斯蒂芬·茨威格，另一个我喜爱的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指望世界的良心，简直就是不要命了。”原先他可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故事，总是写不长（除了一两次例外），因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太弱了。那些故事里，他下潜到人性的深处，刚一瞥见他不想看到的，便即上浮，顺便把主人公拖出水来。这虽妨碍他成为更伟大的小说家，却另有感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