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东方文化周刊》推出特别专题《解读丰子恺》，丰子恺是一位全面打通的艺术大家，在文学、艺术、音乐、漫画都取得非常高的成就，尤其是他的漫画，更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入骨走心的解读。这次通过我们编辑记者的深入采访，重新解读丰子恺漫画的审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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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克
第一次见到丰子恺先生的女儿、画家丰一吟老师，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那次我去上海陕西南路附近的丰子恺旧居采访，刚爬上那座西班牙建筑风格的小楼，管理旧居的宋雪君老师（丰子恺先生的外孙）就对我说：“你们来得太巧了，丰一吟老师今天也在。”据说，丰老师虽然是丰子恺研究会的会长，但平时很少来这里，事后我们只能归结是缘分。
丰老师给人的感觉很亲和，穿着也很朴素，就像一位退休教师的模样。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小楼上作了简短的交流，后来我还为她和其他亲友拍了一些照片，当然更多的场景就是在丰子恺先生的书房兼卧室“日月楼”阳台上拍摄的，更让我感动的是，丰老师十分积极配合，按我的要求坐在丰先生的书桌前，手拿毛笔，拍了假装作画的样子。事后想想，对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真是难为她了。
其实，当时觉得这些细节是丰老师是平易近人，或者是大家闺秀的教养所致，现在才觉得是她是对父亲的款款深情----能为父亲做点事，是她发至内心的一种情感流露。
回南京后，我很快就把那篇《丰子恺旧居：日月楼中日月长》的采写文章通过宋雪君老师转给丰老师在文字上把关，感谢丰老师的宽容，记得全篇文章只改几个字，很快就改好发给我发在我们杂志上。
这次我们做《解读丰子恺》选题，在春节期间我曾给丰一吟老师打过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人在老家浙江石门镇，等她回上海时让我再联系她。
也就在上周，我去了上海，感谢宋雪君老师的陪同，两个老男人先在陕西南路地铁站附近简单吃个饭，然后我们就打车去斜土路某小区的丰一吟的家里。
本文作者老克与丰一吟老师
今年已86岁的丰一吟老师，如今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当我们走进她家13楼的住宅里时，丰老师站在客厅里笑意盈盈接待了我们，记得客厅里的书橱都放满满满的书，墙上挂着丰老师临摹父亲的画，靠南窗户前是一张椭圆形餐桌，朝南阳台上种着盆栽花草，后来我们就坐在桌前开始我们的聊天。
三年不见，丰老师似乎精神状态更好，皮肤好像也比之前白一些，见到我翻包包，她马上就能猜到意思，大声对我说：你给我名片哉（其实真正的潜台词是，我也会给你名片的）！说完，她就递给我一张名片。丰老师名片上的名头很多，比如上海市文史研究所馆员，比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比如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等。其实几十年来，丰一吟老师的人生重心一直围绕着父亲丰子恺：从1990年起，丰一吟和丰陈宝、丰元草主编了《丰子恺文集》七卷本；1999年，丰一吟和姐姐丰陈宝合编《丰子恺漫画全集》16卷本；丰一吟自己不但先后撰写了三本丰子恺的传记，也是丰家唯一丰子恺绘画的传人。
在谈话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天丰老师家里正好来了一位石门镇的亲戚叫蒋镜娥，当年丰子恺60大寿时，她就是站在丰子恺身边的女孩（丰子恺妹妹的女儿），在这张黑白照片上，丰子恺先生和三个晚辈笑得非常开心，可惜故人已去，音容笑貌让人唏嘘。那天，我还特意让这位76岁的蒋镜娥，手拿那张照片与丰一吟老师、宋雪君合拍了一张照片。
丰一吟告诉我，她今年已经86岁，目前基本上已经不写作了，就是画画和写点书法，“在家整理书籍和资料，是我现在最大的任务----说得难听一些就是准备‘后事’了。”说完大声笑了起来。
近些年丰老师经常去老家石门镇亲戚家去整理东西。用她的话来说：“他们不是写字画画的，许多文字资料他们不懂，稍不注意就成了废品收购站的废纸了。”
我们很能理解丰老师的这种刻不容缓的“抢救意识”。
说起父亲丰子恺，在丰一吟的记忆里，全是朴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她记得父亲睡觉的呼噜声，记得父亲最爱喝绍兴酒，还记得他有时把烟灰弹到酒杯里，照样一饮下肚。与世无争、不拘小节，但也直言不讳，以身作则让儿女们“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有人说我父亲是教育家、漫画家什么的，可我们在父亲身边，甚么都感觉不到，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家里有7个孩子，孩子太多，大人管不过来，但父亲永远都是温和的，从来没教训过我们。”
丰一吟是丰家最小的女儿，她出生时，父亲已开创了中国漫画的艺术形式，并从事着美术和音乐方面的教学工作。其实当时对于童年的丰一吟来说，那些“没有颜色的图画”并不怎么吸引她，那时她和二哥留在乡下老家念小学，父母亲和哥哥姐姐只有在寒、暑假才回来团聚。“我那时有些怕他，不敢跟他说话。家里孩子多，他最亲的还是前面几个。”
“抗战开始，全家开始逃难，父亲开始画风景画，这时候上颜色才渐渐多起来，因为以前在老家没什么大山大水。”尽管如此，丰家的孩子常常是父亲画中的模特。《阿宝赤膊》、《打毛线》、《买票》等代表作品，让人认识了丰家大姐丰陈宝、家人昵称“阿宝”。丰一吟12岁的模样，也被父亲画了下来，并题有陶渊明的诗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父亲对女儿的箴言，她一直视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天，我把玩着丰老师的名片，发现反面就印了这幅画。
这次采访，我读了丰一吟所著的《我的爸爸丰子恺》，现在看来，当年丰子恺一家人与其是逃难，不如说是带着孩子去旅行----是那种自然的、历史的、人文的旅行。从浙江石门镇到湖南长沙，再从广西桂林到贵州，最后抵达四川重庆，几乎横跨大半个中国，所经历的东西完全就是电影大片的感觉。
丰一吟说，对于子女的教学问题，爸爸一直挂在心上，并在书面简称之为“课儿”。那时是让我们学《古文观止》。几个大孩子由爸爸自己教，只叫我们背诵，很少讲解。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这方法好。小时候背过的诗文，到老也不会忘记。至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自会领悟其意义。我们一家念诗或古文，都学着爸爸拉调子，有点像唱歌一样----这可能是我家的一个独门绝技，唱歌是会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像《滕王阁序》，像《古诗十九首》等诗词，都是这样唱下来的（在叙说这段话时，丰一吟老师和宋老师都情不自禁地吟唱起那些古诗词，像音乐一般，真好听）。
“前几年我和宝姐回忆，她说爸爸不相信学校的教学，所以宝姐到了学龄仍不进小学，由爸爸自己教。而且一开始就教《爱的教育》这本书。她记得读到其中精湛的文章和《每月例话》后，爸爸都要求她背下来。”可见，当时丰子恺先生就极具眼光，把“爱的教育”作为人生最重要的课程。
“记得到遵义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六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会上有爸爸买回来的糕点果品给我们吃。起初每次买5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从这两个名称看，爸爸即使在战乱时期，追求的还是‘和谐’和‘慈贤’。”
“在家庭学习会上，学习的内容很多。教我们学诗词古文当然也是内容之一。我现在自己看看诗词古文的书，觉得爸爸选给我们读的都是通俗易懂、内容精彩的好作品。除教诗词外，爸爸还给我们练习写作文。他先给我们讲故事。讲完后，要求我们凭记忆写下来。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记忆，又能看出每个人的表达能力。”
“后来我们到了重庆，爸爸还办过一个家庭诗社，取名为鴒原诗社。虽然我当时年龄小，不会做诗，爸爸会出些简易的上联，教我如何对下联。”
丰一吟告诉我们，“当初我对画画的兴趣一直不大，念初一时害了伤寒，被迫休学，当时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陈之佛，是父亲的好朋友，我就因此混了进去，也算是专科毕业。”丰老师坦言，她小时候不懂得欣赏父亲的画作，长大后，她却老能挑出父亲作画的毛病。“画错地方、写错字都有。比如《借问酒家何处有》，那个‘问’字他就没写里面那个口。还有一张画，他画了一头牛，上颜色的时候，四条腿只有三条腿有颜色。”
“对我来说，父亲就是父亲，距离太近了，反而不觉得伟大。”
丰一吟告诉我们，她一直与父亲同住，文革爆发，她看到父亲偷着画未完成的佛教画《护生画集》。这是父亲从1928年为给弘一法师祝寿而开展的绘画计划，预计每年完成一集，由此呼唤对生灵的同情、悲悯，并养成慈爱和善良的心灵。但时局动荡，最后一集完成时，已是1973年。
丰老师说：“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要是我弟弟丰新枚在就好了，他比我小九岁，拿过两个硕士学位，记性非常好。可惜有一次请我们吃饭，当场倒下来，头部触地很响的一声，脑壳都已经破了，当时就送了医院，结果被医院耽误5个钟头去世了！”当时丰老师的女婿要和医院打官司，诉状都写好了！后来被丰老师拦住了：“别打官司了，人死不能复生，何必与人家斤斤计较呢！”
当时我们听了这段话，特别感慨。我想这才是丰子恺先生的精神精髓，他对人世间什么东西都可以宽容和放过，唯一在乎的就是对艺术的认真！
那天采访结束时，我提出要看一下丰老师的书房，结果丰老师愉快地答应了，领着我穿过走道，来到最里面的房间。准确地说，这是一大间卧室兼书房地房间，丰老师的书桌就放在一个角落，周围满满当当都放着书，台灯下面的书桌上，放着书籍报刊和笔墨纸砚，甚至连书桌的抽屉都是半开的，给人的感觉每天都是工作状态，在书桌上还用线挂着一本日历，上面就是当天的日子：3月17日。
不过，最为显眼的还是挂在书柜壁上的那幅丰子恺先生原作《一叶落知天下秋》，画上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仰头看着一片树叶从天而降----传达的是人类悲悯的情怀。据丰老师说，这是她仅存的一幅真迹。
说实在的，看到眼前的场景，当时我还真是被深深打动了，可以想象，几十年来丰老师就是在父亲的目光注视下，埋头读书、写字、画画、编书----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所能表达的、无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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