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表情，就是我的表情

“我曾经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观察他们。眼前的浮光掠影也折射出我自己的表情。……我知道，东京的表情其实就是我的表情。”

▲东京站。

作者田川，北京人，成长于宣武门。纪录片工作者，曾制作《回望梁启超》、《将军一去》、《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纪录》等纪录片。香港《明报周刊》专栏作者，曾出版《四季日光》（港版）、《东京记》等。九十年代下半叶留学日本，新世纪初回国，整理出版了散文摄影集《东京记》，记叙留学日本期间“杂人”“杂事”。

以下《东京记》书摘，均节选自《银座东急饭店人物志》章节。该章节共记叙人物志15篇，下文遴选3篇。

－“你好”小林－

刷锅的富山老头死后，福建小林接他的班，白天来刷锅。

小林18岁，来日本比我还要早一年。

他有一次跑来问我，爱情是什么滋味。我说我也说不好。他说，那你说说看，看跟我想的一样不一样。我逗他说，就是干。他大笑着走开，说你这人真流氓。过了一会儿又跑过来问，那你干过吗？我问，你想干什么呀？小林说，我就想知道干那事是什么滋味。我说，不干怎么知道呢，找机会干一次吧。他又大笑着跑开，说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我问小林除了这个工，还有第二个吗。他说每天早晨开始在父母开的中餐馆里帮忙，下午跑来饭店刷锅，干到晚上11点。我赚的钱都交给家里补贴家用，自己只有一些零花钱。我问，那你的钱怎么花呢？小林说，去中文书店租武侠小说呀，录像带呀，大部分用在了弟弟身上，每礼拜日我都要请他去池袋玩游戏机。弟弟是家里十几个人中唯一读书的，我在这儿是小孩，在家已经是能赚钱的大人了。

有一次，小林说：“好闷呀，没劲呀。天天过着一样的日子。还不如去打‘鸡’，出一下气。可打完了想到两天的工钱都花完了会更闷的。如果打的是一只长得还不如我的‘鸡’，还要我给她钱，想起来就会更闷。还不如去跑步，跑20圈，然后这样，像这样……”他弯下腰两手扶膝装出很累的样子：“我好痛快，我过得好有意义。”

▲“你好”小林。

有一天，小林对我说：“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在池袋的电车里看见邓丽君了。”我说，你见了鬼了。他说：“真的真的，我真看见她了，而且一路上都在冲我唱歌。”

端盘子的日本人里来了一个打工的胖女孩，小林很喜欢，常跑过来问我觉得那丫头怎么样。每次女孩过来拿东西，小林就在她后面眉飞色舞地冲我比划人家的屁股。有一天，他终于鼓足了勇气问她“你叫什么”。女孩在纸上写了“今津”两字。小林拿着那张纸自言自语道：“行，八字有一撇了。”

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听见隔壁的对话。一个日本老头给了小林一块口香糖，说：“中日友好。”小林说：“什么？你有24块（“24块”和“中日友好”的发音很像）口香糖？”

小林问我，为什么日本人都用中文管他叫“你好”。我说你明知故问。小林和人家打招呼总用中文说：“你好。”

我要回国了，小林跑过来说：“没有你，我会寂寞的。真的真的，你别笑，我到北京找你去吧。”我想起甲壳虫乐队的一句歌词，叫：“你好，再见”。

－岩本先生－

岩本先生，60岁了，看上去像40岁的人，动作像年轻人一样敏捷，皱纹也少见。我问他保持青春有什么秘诀，他说：“别抽烟，少喝一点酒。重要的是别结婚。”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了女人和孩子，每天下班就只剩了这个。”边说边做了一个饮酒的姿势。

他过去有过一次婚姻，因为经济问题，离了。我知道很多日本人身上都有债务，在外面借的高利贷，长时间被压着，不胜其苦，有的人干脆一跑了之。岩本先生喜欢看赛艇，他过去当广播电台记者的时候常去采访，高兴的时候就绘声绘色地学一段赛艇比赛的解说词。赛艇和赛马一样不卖门票，靠赌金收入。想必当年他也赌。

在日本人里，岩本先生是最愿意平等地和中国人交往的了。他经常抄写一些日文歌词，教小林和陈夏唱，自己也哼哼。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资深录音师，有一副极其敏感的耳朵。每天夜里干完饭店刷碗的工，他小跑着去筑地的录音室，早晨才下班；上午睡一觉，下午又来打工，天天如此。岩本先生常跟我说，找工作最好要符合自己的爱好，否则很痛苦，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找到能独立行动的工作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实际上，录音师的活儿，白天也可以干，也许就因为晚上没有人，他才喜欢。我问他一天睡多长时间，他说四个小时，已经习惯了。

▲ 岩本先生。

前面说过，森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不爱动，周围的人都要让她三分。最有知识、最有修养的岩本先生却天天和她不对劲。不知道他们原来有什么过节儿，碰在一块儿就咬。老太太常嘟囔：“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早死了算了。”他在一边悻悻地说：“也不知道谁早死。”日本人之间有再大的意见，干起活来一般都很合作，情绪不带到工作里去。岩本先生和森老太太却例外。有时把东西撂在那儿，半天没人动；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有一个去收拾，边收拾边甩话：“就知道碍别人事，没眼力什儿，懒猪。”他俩每次碰到一起不顶两句好象总觉得这一天是白过的，我们周围的人都看着好笑，有时候劝岩本：“跟一个老人置什么气呢。”岩本说：“她呀，快死的人了，不要提她。”日子长了，我才感觉到，其实，他们是谁也离不开谁，少了一个，另一个才真是不对劲。哪天老太太死了，最伤心的肯定是岩本。

也许是独身生活时间长了，岩本先生总是自言自语。

有一次，我们坐在食堂吃饭，电视新闻里正在采访当天中午发生的日比谷线列车的出轨事故，当问到一个高中生打扮、满脸镶着铁环的女乘客时，她用东京女子高中生特有的嗲声嗲气的口音说：“我嘛，我当时就在车里，当时很挤，我正昏昏欲睡，突然听见一声巨响，然后就感觉到风，我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做的这辆车原来没有窗口和玻璃，很多人脸上都是血。”听着她撒娇的声音，看着镜头后景一片狼藉、忙捣的场面，我觉得太幽默了，差点笑出声来。岩本坐在一边，不停地唠叨“傻瓜”、“傻瓜”，看见我在看他，自己也乐了，说：“日本完了，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傻瓜；那种说话的口吻。可笑。麻木。”

在我要走的那天，正好有岩本先生的班，我让他照应一下我介绍来的朋友，他问：“也是北京的吗？”我说是，他说：“那好，那好，北京人说话好听。”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问我：“在日本待了这么多年，留下了什么印象？”我笑了笑。他见我不好说，便道：“是不是觉得日本人里没有几个好东西？”我又微微一笑。他说：“请你别介意，请你把日本人当成孩子。日本是个没有国界的岛国，不知道如何与邻居相处。”

－山口老太太－

山口老太太很小的时候由姐姐带着从九州来到东京。当时正是二战的后期，九州遭到了美军大规模空袭。家里人认为只有东京是最安全的，到了，却不幸赶上了著名的东京大空袭。

山口老太太形容在银座东急饭店附近的筑地这一带，空袭后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死尸堆成了山。

▲ 雨中银座的花车（ 1998 ）

山口老太太是个爱唠叨的人，总是抱怨外国人过多，抢了日本人的工作。在她眼里，所有的外国人都是来日本赚钱的。我们干的不是同样的活儿，她刷碗，我擦东西，所以她唠叨她的，我不说话，只干我的活儿，还算相安无事。

一般日本人规矩多，特别是老人，早上见面了，要问“早安”，下班了要互道“辛苦了”，年轻人嫌日语“早安”的话太长，就简化得只剩了第一个发音和最后一个发音“奥…… 斯”，我一直遵循习惯去做，见了老人尽量把音发全，见了年轻人，特别是比较熟的人，就说声“奥……斯”。很多时候，你打完招呼对方都是没有反应的，特别是有些小权的人，看不起你。我就又把“早安”更简化到只剩最后一个尾音的“斯”，见日本人，一路“死”过去。

某天早上，山口老太太见了我，我正一路“斯”将过来，她打了两次招呼，我都没听见。等我看见她，想给她补一句正式的“早安”，她已经开始气上心头了，刚开始干活，就冲我摔了两次东西，并骂中国人懒，没修养。我有些诧异，不知自己哪儿得罪了。后来想到，可能是早上的招呼没打全，失礼了。我不吭声，任山口老太太一味地狠骂。第二天，一上班就见到了秦科。秦科说山口老太太向他诉苦了，说我看不起她，早上不跟她打招呼；秦科哄了她半天，走的时候让我和她道个歉。向她道歉？昨天她骂中国人的不少狠话这会儿还在我肚子里呢。我干我的活儿，仍不理她。

本想就此不再理她了，过了些时日，她对这件事淡漠了，又像没发生过什么似的。不打招呼毕竟是我的不对，我记住了，每次上班，不要忘了和她道个“早安”。

老太太有一次带来一包中国茶，问我这是什么茶，我一闻，竟然是家乡的茉莉花茶，就把汉字写在纸上给她看。老太太见我高兴，让我沏了茶大家喝。每个日本人都尝了尝，山口老太太也是第一次喝，他们觉得中国茶太艳，不如日本茶味薄清口，最后都喂了我一个人。以后早上去了，我就上大堂找些日本绿茶冲好，放进冰块，让大家解渴，作为回敬。山口老太太过去只把我当一个外国人，这一打竟相识了似的，反而把我另眼看待了，不仅客气了许多，还经常问些关于中国、关于我家里的话。我干完活儿，照常又开始帮他们。

我回国前夕，每礼拜三次见面，我和山口老太太已经和和气气地相处了两年。

▲ 山口老太太。

山口问我：“回去了还回来吗？”

我说：“不回来了，除非以后当了首相，不得不来日本访问。”

山口说：“到那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了，如果我能活到那天，我去路边迎接你，你可要注意一点，挥旗子看人群里有没有我呀。”

我离开饭店那天，山口老太太给我带来一包包装精美的日本点心，让我路上吃。她要早下班，慢慢地把手边的东西各归其位，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微笑着鞠躬告别，我赶紧边鞠躬边说“感谢您的关照”。

老太太走到走廊尽头的拐弯处，扭头最后向我这边看，眼里满是泪水，她用手绢捂着鼻子对我说：“健健康康的呀。”

她的哭让我很意外，不知道因为以后再也见不着了，还是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或者都有。

如果当年空袭的时候山口被炸死了，这世界上可能少了一个老太太、一些误会、一些眼泪，不过，如果有太多的如果的话，这世界上就什么都不会有了。

－E N D－

《东京记》，田川/摄影 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