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克曼 》将被告描述为平庸无奇的罪恶时，无意间挑出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有思考价值的，但阿伦特却并没有想清楚。而《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更没有弄清楚。看完这部电影，感觉是三流的片子，二流的思考，一流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深度在于，审判一个战犯，究竟是审判他的罪行，还是审判他的灵魂?
当汉娜.阿伦特认为艾克曼不过是在执行命令、未必就是有意识地杀人的时候，她混淆的并不是首恶和从犯之间的关系，而是罪案和灵魂的不同层面。说艾克曼平庸(也许翻译不准确，不知原文是什么)是不准确的，艾克曼的问题，不是平庸，而是盲从。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盲从并不意味着无罪，胁从也是一种犯罪;从灵魂的角度来说，盲从与其说是罪孽，不如说是无知。假如把艾克曼的这种无知的盲从，看作是一种灵魂的堕落的话，那么堕落的显然远不止艾克曼一个人，也远不止像艾克曼这样的纳粹军官，以及所有的战争罪犯。无知的盲从，并非是民族性的局限，而是人性的弱点。就此而言，假如将艾克曼在灵魂上的堕落归结为无知的盲从的话，那么这种堕落同样也发生在那个犹太委员会身上，尽管他们的服从是被迫的;更同样发生在听凭复仇动机主导的审判艾克曼的犹太法官、以及只求在法律上定罪而回避灵魂堕落和人性弱点的所有犹太审判者以及犹太族群身上。
假如阿伦特从灵魂是否堕落的角度来探讨被告和审判者的话，那么她的思考会更有深度，她的论说也会更加准确。她触怒她的犹太同胞的地方，与其说是在于她混淆了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德国知识分子的区别，不如说她混淆了战犯审判和人性研究。因此，当她的犹太同胞和犹太朋友们谴责她以德国知识分子或者欧洲知识分子的傲慢来蔑视犹太人的时候，成功地将话题强行聚焦于战犯审判，从而回避了每一个犹太人——包括谴责者在内的，人性弱点。当纳粹像一群狗一样地、被元首的命令赶着去肆虐的时候，被迫害的犹太人像一群羔羊一样地、顺从地走进了屠宰场，而幸存的羔羊们，在战后的审判台前，又成了一群异口同声的复仇者。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受害者和罪犯是有区别的;但从灵魂的角度而言，这两群人的人性弱点是一样的。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描述，这两群人所丧失的，都是存在的诗意。显然，阿伦特也想说类似的意思，但她的思辨能力实在有限，无法抵达领悟存在诗意的高度，从而仅仅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人性的批判者。阿伦特的人性批判，让人想起当年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苦口婆心：苏格拉底希望人人高尚，人人具有苏格拉底那样的精神高度，结果他被判处死刑。阿伦特本意，其实也是想叫作为审判者的犹太族群，不仅具有摩西的威严，而且还具有基督的慈悲，基督的高度，但是由于她过于强劲的自恋，致使她在论述的时候下意识地突出了自己，从而变成了，不是让她的犹太同胞们具有基督的高度，而是强调了她自己的高度——所以阿伦特使用了平庸无奇这个词。当她的犹太同胞们阅读这个词的时候，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因为假如屠杀者是平庸的话，那么被屠杀者可能更平庸。
阿伦特的思考，最终变成了以指责别人的平庸，来强调自己的不平庸， 本来是应该从指出艾克曼的盲从而切入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的，结果由于阿伦特津津乐道于战犯的平庸，从而引发了她的同胞们对自己受害时的平庸的联想。这可能是她的同胞、她的朋友对她表示愤怒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所在。要说纳粹平庸的话，那么毋庸置疑，那个跟纳粹合作的犹太委员会更平庸，甚至给数千纳粹战犯发放逃亡南美的通行证的梵蒂冈，也更平庸。于是阿伦特就成了所有这些“平庸的人们”的敌人。更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指责他人平庸，致使盲从的人性弱点就从这种指责当中悄悄地溜走了。阿伦特的自恋，损害了她的思考。而后来的讨论者，更是不知所云。至于整个影片的拍摄，几近盲人摸象，最后突出的，竟然是犹太人的民族感情与阿伦特的个性之间的冲突。真正叫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海德格尔的政治倾向是可以质疑的，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却是诗意盎然的。作为他的学生，阿伦特没能企及。因为要抵达存在的诗意，自恋是必须放弃的。阿伦特的自恋，使她无法成为像她钟爱的导师海德格尔那样的思想家。可笑的是，后来的西方左派，爱上的又恰恰是阿伦特的这种自恋，甚至跟阿伦特比赛谁更自恋，或者比赛谁抽烟的姿势更有个性，从而把思想夹在手指间，有意无意地烧成灰烬。所以西方左派也罢，阿伦特也罢，最后在历史上留下的是包括抽烟姿势在内的思考的姿态。
但最后必须指出，阿伦特挑起的这个话题，具有永恒的谈论价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日写于洛杉矶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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