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无用之用
《东方早报》2013年3月
张汝伦
现代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普遍对宗教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现代性是一种理智主义的态度，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以目的理性为准绳，以有用没用为依归。它只承认，甚至放大本能意义上的感觉(欲望)，为此感觉-欲望服务，却根本无视超越生物本能和功利计算的情感。《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尖锐的揭露:“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现代人普遍的宗教冷漠，主要不是由于启蒙或别的什么思想运动，而是源于现代性的生活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说，现代人大都是无神论者，无论何方神圣，在金钱面前都要退避三舍。德波顿之所以要把他关于宗教的书写给无神论者看，就是因为看到了无神论者(公开的和隐性的)构成了今天西方人的大多数。
要让只能以目的理性的方式思维的现代人接受宗教，只有让他们相信宗教是有用的，而不是出于什么人类最深沉的情感;并且套个近乎，声明自己是与他们同样的无神论者。德波顿说他“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认同宗教中的超自然内容”。这样，可能会吸引许多读者，但他对宗教的论述就不可能深入宗教的堂奥。不过他也不想研究宗教或认同宗教，而只想告诉人们“其中所包含的诸多有益要素”，证明宗教对现代人还是有用的。
虽然各种宗教的教规、教义有不少不但不能促进人谋利，反而有碍于人逐利，虽然宗教绝不是人类功利心的产物，但这绝不是说它不能在人类实际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宗教能够“丰富世俗生活，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友爱”，不怀偏见之人都会承认，毋庸德波顿再来重申。但德波顿还是从九个方面细数了宗教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能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培养群体归属感，能够让我们深感人间需要彼此的关爱。但宗教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德波顿说靠弥撒。但对于由于不信神，因而从来不进教堂，不做弥撒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不是在对牛弹琴?只有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参加一个精神活动，他们才会有群体感和团结精神，他们才会在教堂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气氛中感到个人世俗的名利无足介怀。没有信仰的人即便参加弥撒，恐怕想的不是神职人员的说教，而是股市的涨跌吧。更有想象力也更可笑的是德波顿建议餐饮业模仿基督教的会餐制，搞什么“博爱餐馆”，在那种餐馆里，“穷人与富人，黑人与白人，虔信者与世俗者，偏执者与平衡者，打工者与管理者，科学家与艺术家，都将同桌共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能有这样的餐馆已经是个不小的问题，即便有，坐在一起吃饭的人能否因此产生兄弟情谊，更是一个问题。大概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博爱餐馆”的设想不是一个乌托邦。
德波顿是个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总是会通过迎合读者来赚钱。德波顿告诉他的读者，宗教认为如果不时不时出点小轨的话，我们的身心就一定会毁掉。“假如我们希望拥有运转自如的群体，就不能对人性抱天真幼稚的想法。我们必须充分接受自己身上破坏成性、对抗社会的深层情绪，我们就不应当把纵酒宴乐、胡作非为扫荡到社会边缘，只留给警察来收拾，或者留给评论家去评头论足。我们应当给混乱胡闹留出一个肆意挥洒的空间，大概一年一次吧。”允许放纵就是宗教的用处?各种狂欢节、嘉年华或别的什么现代名堂不比宗教更名正言顺，更来得无所顾忌?
令人奇怪的是，主张宗教的好处在于允许我们出轨的德波顿，却也把基督教的原罪论视为它的用处之一:“原罪论让我们理解到自己所鄙视的自身缺陷实乃人类这一物种不可避免的特征，由此鼓励我们一点一滴地寻求道德的完善，我们因此可以在朗朗乾坤下坦承缺陷并努力改邪归正。”此话说得很对，但原罪论是一种宗教教义，它只对信众有效。因此，宗教的这个用处在无神论者那里大概使不上。
不过德波顿在谈到宗教的道德观时有句话说得比较深刻，就是“宗教的道德观表明，过于强烈地反对他人把自己当孩子看待，这终究是不成熟的标志”。人是需要引导的，尤其是超越者的引导，这古人比我们更明白。各大宗教就不用说了，神佛教主、圣人先知就是引导者。而在中国，《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自由主义者在执迷于自由时却未能看到，我们自小就需要他人的约束和引导。”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人需要引导，以至于现代人的行为日益危险乖张。
德波顿主张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人文教育，也说到了点子上。现代教育的商业化、技术化和实用化，使得人文教育越来越走向边缘。人文教育是对人的情感、志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综合培养，它的目标不是学生的外在事业，而是内在成就，就是学生的成人。它是一种对人的教化，而不是训练。而宗教(如基督教)看重的恰恰也是人的教化。不仅仅是灵魂的培养，更强调身心双修，这恰恰是现代教育所缺乏的。“宗教认识到我们既是认知的动物，也同样是感性的动物，故此深知需要采用各种可能的资源来影响人们的头脑。宗教的许多方法，尽管与当代教育的理念相去甚远，但仍应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但要让宗教的教育理念在今天起作用，我们还得追问它为何会有这种教育理念。
德波顿并非对我们的情感要求一无所知，相反，在“温情”和“悲悯”这两部分中，他讲到了我们对于超越力量的依赖感:“一个人能够接受自己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在基督教看来，这是道德与精神健全的标志。”他提醒我们:“在拒斥迷信时，我们理当谨慎从事，不应贪图一时之快，忽视了那些往往不太为人看重的心理渴求。要知道，宗教倒是非常成功地体察了这些渴求，并且不失尊严地化解着这些渴求。”
现代性的主体主义使得现代人特别无法接受人之外(超越人)的超越性力量。而一切宗教则是以承认这种超越性力量为前提的。现代人对自己产生的一些物质成就沾沾自喜，变得无比狂妄，干脆把上帝也杀了。但德波顿看到，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个无上帝的社会里，生活中的重大危险就是，它缺乏对超然存在的提醒，因此，一旦遇到扫兴的事情乃至最终的毁灭，我们难免手足无措。既然上帝已死，人类便增加了站到心理舞台中央的风险，而这点对人类恰恰是有害的。人类想象着自己是自身命运的主宰，于是乎践踏大自然，忘却大地的节律，否认和否定死亡，不愿敬重自己抓不到手中的一切东西，直到最终在锋利的现实面前撞个头破血流。”现代人没有敬畏感就是由此而来。而宗教不但产生于人的敬畏感，它也“教育着人们，能看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是大有裨益的”。但一个不承认宗教的无神论者，如何能接受宗教的这种自卑教育?
在“艺术”和“建筑”两部分中，德波顿用基督教的艺术和建筑来说明宗教的用处。宗教从来坚持艺术的教化功能。“按照基督教标准，优秀的艺术家应当能够成功地激发道德的和心理的重大真理，这些真理在日常生活的纷扰中正在失去对我们的控制力。”基督教的艺术在这方面是成功的。相比之下，否认艺术道德教化功能的现代艺术，除了它值多少钱还能给人印象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宗教建筑也是这样，“天主教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我们需要在自己周围拥有好的建筑，这样才能成长为良善之人并且保持这一状态”。基督教的那些宏伟教堂的确能激发我们的敬畏心，“在这些教堂里，我们可以放下平时的顾虑，正视自己的微不足道和庸碌平凡??”这就是宗教艺术和建筑的用处。
德波顿在最后提出，宗教在利用体制方面做得很成功，体制相当于公司这样的组织，相当于品牌和公司内部标准化的行为方式，通过这样的体制，“宗教给那些本来总是细小的、凌乱的、私人的东西赋予了规模性、系统性、外向性，为我们的内心感受充满了内容”。他提出:“我们应当创立能够满足内心需求的世俗实体，它们应该具备商业公司目前为满足人们的外在需求而展示的全部力量和技巧。”“我们固然不必秉持宗教的或者超自然的信条，但依然需要借助固定的仪式，来更好地品味诸如友谊、群体、感恩、超然等概念。我们且莫以为能够自行通达这些境界，大家还是要借助体制来提醒自己心中的这些需求，如此才能保证滋养我等心灵中最健忘、最缺乏自知的部分。”
这些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却忘了，宗教体制是附丽于信念的，没有信念，体制就成了纯粹繁文缛节、束缚人的东西了。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当然是要的，但产生宗教的那种情感和信仰更重要。德波顿这部谈宗教的书谈了许多问题，惟独不谈对于宗教最重要的信仰问题，反而要人不必秉持信仰，这恰恰反映了现代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特征，即不问信仰，但问有用与否。但信仰恰恰是不管有用或有利与否的，信仰讲牺牲、讲献身、讲忘我、讲超然、讲神圣，惟独不讲利益。
信仰，是建立在理想和真理基础上，以约束自身甚至牺牲自身的利益为条件的。各种宗教通过它们的教主、圣徒、先知、高僧大师的嘉言懿行，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宗教在现代世界的式微，不是由于科学昌明，近代许多大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充满宗教情怀的人;也不是由于什么思想解放，而是由于现代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这种人生观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有实质意义的，这就是物质利益。但利不等于义(意义)，义是一元的，利是多元的，多元之利彼此冲突，结果就是这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的价值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的特征就是没有信仰，在这个虚无主义时代，由一个无神论者写给无神论者看的谈宗教的书，不谈信仰又有什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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