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鹗藏书事迹的著录，以我的眼光看，应该说有一个小小的误区。虽然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都著录有刘鹗的事迹，但对他的藏书实况却语焉不详，比如伦明的书中提到刘鹗：“铁云素以收藏著称，除书外，金石甲骨之属尤富。旋尽散，其书为会文斋、文友堂所得，曾见会文斋有书目。”这段话在《通考》中郑伟章先生也做了引用，但是比以上这段话多了一句“曾于上海铁马路开设慬记书庄”，郑先生的这句话摘引自郑逸梅《艺林散叶》一书中的第1537条。这一条很关键，因为我从其它的资料中没有查到刘鹗开过旧书店的记录。如此说来，他当年应当藏了不少书，但这个判断有点儿勉强，因为开旧书店者也可能成为藏书家，但旧书店里面的书却不能等同于藏书家的藏品，可能是因为刘鹗没有书目流传下来，虽然有历史的传说，知道他也藏书，而具体的规模、水准以及专题方向都变得不可捉摸。
我在这里所说的误区是指的著录者都没有把甲骨作为书籍来对待，比如上面引用伦明的那句话：“除书外，金石甲尤富。”这句话的意思虽然没有把书籍和甲骨对立看待，但至少是两个独立的并称。以此可见，在伦明心中藏书是一回事，藏甲骨是另外一回事。而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应该算是个小误区，因为甲骨本来就是记载文字的载体，它应该属于更古老的书，这如同古代的简牍和帛书，不能因为那些文字写在或者刻在竹片上或者丝织品上，你就断定这不是书。而刘鹗是很早收藏甲骨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将甲骨整理出版的人。如此说来，他藏的那些甲骨就是他的藏书组成部分，并且是其所藏极其精华的一部分。他总计收藏有5000多片甲骨，也有的书上说他收藏了7000多片，虽然这个数量并非十分巨大，但却因为有着传奇的故事，使得刘鹗所藏甲骨应该是这方面收藏最著名的一份。
甲骨文虽然是中国古老的文字，但它发现得却很晚，有确切记载的日期是1899年，而第一位发现者的桂冠戴在了王懿荣先生的头上。虽然这个发现权至今仍有争议，比如说有不少的文章都会提到天津的孟广慧等人，说是他们发现了甲骨后拿给王懿荣者。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按照法律的严格界定，我不在现场，没有亲眼目睹，所以我说“是”或者“不是”都是瞎掰。但王懿荣发现甲骨的传奇故事的确很吸引人，那个故事已经有人说过一万遍，没办法，我为了把故事讲完整，只好让诸位看官忍耐一下，听我再老生常谈几句。
话说某天王懿荣小有微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让手下也没让家人去药房抓药，而是自己亲力亲为地来到了药店。方子是谁给他开的，这个没见记载，总之他抓的药中有一味名叫“龙骨”。不知什么原因，作为中央党校校长的王懿荣老师对这龙骨感了兴趣，他拿起来仔细端详，发现龙骨上有刀刻的痕迹，他觉得这个龙骨上的痕迹应当是有人刻上去的，于是他就把这家药店的龙骨全部买了下来。我不知道药店老板是否惊奇今天这位抓药者为什么发神经要把他的龙骨买空，但我们可以大胆设想，老板很忐忑地向买主询问：“请您透个口风，是否龙骨会像炒大蒜那样把市场炒成‘蒜你狠’？”王懿荣肯定是微微地一笑，像是鸠山得到了密电码的那个神态，意味深长地跟老板讲：“这个无可奉告，我要拿回去研究研究。”
您说，我是否有编剧才能，真可惜张艺谋和冯小刚没有发现我在这方面极有天赋，捶胸顿足中。
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懿荣收到了1500多片甲骨，他本想对此展开研究，可惜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皇帝和太后都闪了，却命令王懿荣这么一位文人来保卫我们伟大的首都。做学问他是把好手，打仗似乎很外行，仅守了一天北京城就被八国联军打下来了。但王懿荣很有气节，竟然以自尽来谢主龙恩。他去世后的两年，因为家里欠债，他的儿子王翰甫变卖家里的古董，其中那1000多片甲骨被刘鹗买了下来。我不知道刘鹗是怎样认识到甲骨的价值，总之他买下那些甲骨之后又开始了广泛收集。刚开始，刘鹗是委托一位名叫赵执斋的古董商帮他收购，后来他可能打听到了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于是刘鹗派他的儿子刘大绅前往河南安阳去收购。他儿子帮他收到了1000多片，而通过赵执斋买到了3000多片，后来他又通过天津的朋友方若介绍，又从一姓范的人家买到了300多片，总之刘鹗用了几年时间收到了5000多片甲骨。
刘鹗收藏这些甲骨倒不仅仅是为了珍藏，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会说：我家里的书虽然很多，但我不是藏书家，这些书都是用来读的。刘鹗收藏了那么多甲骨之后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确实进行了仔细地研究。有人说：他是第一个提出甲骨上的那些刻画是“殷人刀笔文字”，据说他还从中辨认出来40多个字。这么说来，刘鹗藏甲骨真是为了研究，至少他用这40多个字堵住了别人说他有钱买下甲骨而让真正研究者读不到的指责。
为了能让更多的研究者读到甲骨文，刘鹗有着“与众乐”之心。1903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此书1函6册，里面影印出版了他所藏的甲骨拓片1058片。这部书是以石印方式印刷者，以今天的眼光看，印刷质量不高，但却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著作。正是因为刘鹗的这个举措，使他得到了后世的肯定：《铁云藏龟》的出版被誉之为“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刘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人极聪明，然而却不是考试型人才，因为科场不利，后来他转而去行医，再后来又突然想去做生意，可惜运气不佳，买卖做砸了，于是就给吴大澂做幕僚。再后来又给国外的公司到山西负责采矿，就因为这件事，有人说他卖国。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北京产生了大量的难民，那些人没地方吃饭，饥荒在北京很严重，刘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不能看着这些人饿死，可是清朝的粮仓被八国联军占领了，刘鹗没办法，只好筹钱从联军处去购买清朝的储备粮，然后再以平价卖给北京的难民。这本是做善事，但却被人误为里通外国。谣言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没有人想去证实谣言的真伪，而只是去相信和传播它。总之，这种谣言流传了几年之后，清政府就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把刘鹗发配到了新疆，转年他就死在了乌鲁木齐，这就是行善事的结果。
后世社会对于刘鹗的认识，更多的原因是他写了一部著名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称叫《老残游记》，此书被鲁迅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来由也是因缘巧合，我看到天津藏书家曲振明先生曾经提到自己藏有《老残游记》的初版本，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刘鹗写作《老残游记》的动机，曲先生说：义和团失败后，《天津日日新闻》拿出一篇揭露清廷内幕的文章，这篇文章惹恼了慈禧，慈禧派人查办此事，而一位叫连梦青的人受此事查办而逃到了上海，这位连梦青是刘鹗的朋友，刘鹗为了帮助这位朋友就写了这篇《老残游记》，然后署名“连梦青”，之后在商务印书馆所办的《绣像小说》上连载，后来因故发表到第八卷时就中断了，1904年刘鹗受方若的邀请，又接着续写《老残游记》，陆续发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而方若正是此报的主编。
《老残游记》后来广受市场关注，因为不同的人从中读出了不同的隐喻，正如鲁迅谈到《红楼梦》时说：“单是命意，就因为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者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老残游记》也同样如此，刘鹗说了句：“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于是有人解读出这部小说其实是揭露出来了封建末世人民的苦难，认为刘鹗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中揭露了封建官吏残害百姓的丑恶事实。这种行文的句式让我特别熟悉，我记得自己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的作文写法都有着统一的模式，其模式大概为“通过……揭露了……批判了……喻示了……”等等，看来直到今天，这套玩法儿还是很有市场。
还有人从刘鹗的信仰出发，因为刘鹗是太谷学派的传人，因此刘鹗写这部小说是借玙姑与黄龙子之口来宣传太谷学派，并且以此来批判宋明理学。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微言大义包含在这部小说中我没心思去探究，我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式地只盯着那窄窄的藏书之事吧，于是安排好行程，前往淮安寻找刘鹗的故居所在。
刘鹗故居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勺湖边地藏寺巷。从酒店里出来，沿途打问，很容易地就找到了藏寺巷。这条路虽然叫巷，其实比一般的马路还要宽许多。走到路的中段，远远地看到了刘鹗故居的匾额，砖门楼上悬挂的牌匾为欧阳中石所书。来到门口，向里面张望，看院内无人，径直向院子里走了进去，刚刚走进院门，从院中的某房间里出来一妇女，其要求我买参观券，要价10元。我把钱递给她，她走到门口的收发室内拿出一张参观券，隔着窗户递给我。参观券上的10元面额是另外加盖的红戳，上面印着“纪念刘鹗诞辰130周年（1857-1987）”。难怪门券印得较为粗糙，原来是20多年前印的老物件，喜欢收藏门券的收藏者，不知能否将此界定成“老券”。
刘鹗故居的整体面积很小，占地估计不足300平米，也许不是原来的规模。好在这些故居都是老式建筑，从陈旧程度看，不像是重新翻盖者，正堂里也陈设着刘鹗的半身胸像，后面竖挂着中堂和对联以及独板条案，没有八仙桌及太师椅。这跟一般的旧式人家厅堂摆放方式很有些不同，我猜测这是不是太谷学派的人特有的一种摆法，可惜没有见到关于太谷学派室内陈设方面的研究文章。想到这一层，我开始细细地观察室内的物体，感觉那些家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转念细想，这都是今人重新所做的布置，当年刘鹗居住在这里的时候，究竟是如何摆放的，恐怕到今天已经无法进行确认。厢房的门楣上悬挂着红色标语——“纪念刘鹗逝世一百周年”。刘鹗逝世于1909年，百年后当是2009年，如此算来已是三年前的标语，难怪上面满是灰尘。从故居参观完毕走出院门之时，我想去找那位卖票的妇女，问问她是不是刘鹗的后人，以便向她了解故居里的特殊摆放有怎样的寓意，可惜那个房间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我在刘鹗的故居当然看不到他所藏的甲骨，因为在其身后不久，他的甲骨就散失了出来。其实在刘鹗生前，其所藏的甲骨就有一些失散，因为他曾经赠送给罗振玉一批。罗振玉将刘所赠者做了精挑细选后印成了一部书，名字叫《铁云藏龟之余》。刘鹗跟罗振玉是同乡，我到淮安寻访时发现他两家住的很近，并且两家还结为了儿女亲家。当年罗振玉在淮安也开有旧书店，据说那个店收到过一些刘鹗的旧藏，不知是否包括刘所藏的甲骨。
刘鹗所藏的甲骨在其身后约有1000多片归了他的表弟卞子休，后来卞子休把这些甲骨卖给了上海首富哈同的老婆。解放后，这些甲骨归了上海博物馆，而今上博还藏有1300多片刘鹗的旧藏甲骨。第二批甲骨先是被刘鹗的同乡叶玉森买得，叶后来转卖给了周连宽，而周连宽的这批所藏是何时、又是以何种方式归了上博，我就不了解了。
《老残游记》中仅有一段是关于藏书的记载。光绪十七年的冬天，刘鹗专门跑到山东的聊城去看海源阁的藏书，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能看到，这让刘鹗有些愤怒，于是他就把这件事写成一首诗，然后把这首诗抄录进了他的小说中，原话是这样写的：“老残至东昌观书未果，即于客舍壁上愤然题诗曰：‘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书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阛饱蠹鱼。’”我从这几句话中可以读出刘鹗是对藏书史极其了解之人，否则他写不出如此内行的诗句。其实转念再一想，如果他是一位对古书没有感觉的人，怎么可能在大冬天冒着风寒专程跑那么老远去看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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