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
本文摘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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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切尔诺贝利。这是史上最浩大的悲剧之一。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民，有无辜的居民、消防员、被征招去清理灾难现场的人员、亲历核灾的物理学家、处理事态的高层官员。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
本书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如同古希腊悲剧表演的合唱团，本书收录了众人的心声。
孤单的人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特亚·克比诺克和沃洛迪·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着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吉丽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仑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
……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安德烈（Andrei），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深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淤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
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遗孀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
译者 方祖芳、郭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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