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杨足仪《死亡哲学十二讲》，江西人民出版社，斯坦威图书出品。
相比而言，西方文化及西方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更青睐于死亡主题。文学家们形象地描绘死亡恐怖、悲惨的场面，绘画大师们极力地刻画着死亡面前的人格表现，诗人们更是充满激情地赞美死亡，把死亡当作人生的最崇高境界。总之，在文人的眼中，死，已褪去了它的狰狞可怖，隐去了它的悲惨与不幸，死变成了伟大、崇高，变成了善，变成了美。
总体地看，悲剧是西方最有特色的艺术形式，悲剧的主题总是围绕人类对不可更改的命运的抗争，而抗争的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只能走向死亡、走向毁灭，这也正是悲剧精神的意义之所在。
悲剧肯定了死的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但它并不因此使人陷于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或宿命论式的消极悲观之中，悲剧震撼人心的魅力，就是悲剧美学意义之所在。
人们在悲剧艺术的欣赏中，在对悲剧人物悲剧性的毁灭的欣赏中，所感受到的不是人类的渺小，不是无可奈何地沮丧、绝望，相反，是人的内在的伟大力量，是人性之美、人格之美。
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中，希腊神话很多就是悲剧神话。其中，与死神相关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就极具代表性。按正统的观点看，西西弗斯是尘世间最阴险狡诈之人。但为了抗拒必死的命运，西西弗斯竟敢与冥王周旋。他设计抓住了死神，并给死神带上了沉重的镣铐，故而，人世间不再有死亡了。西西弗斯也因此触怒了诸神，为了惩罚他，诸神派出强大的战神阿瑞斯解放了死神，死亡现象又重现人间。最终，西西弗斯也被死神抓到冥府，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必须使尽全身的力气，把一块巨石从山底推到山顶。因重力的作用，当他把石头推到山顶时，石头就会滚落下来，他必须又重新开始把石头推到山上去。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没完没了，永不停歇。人们通常用西西弗斯的石头比喻艰难而无效的工作。但西西弗斯实际上代表了人类的狡黠和智慧。为了执着地迷恋生机盎然的地上世界，他千方百计地逃避死亡、抗拒死亡。面对残酷的命运，他毫不犹豫地向山下走去，去重复那永恒的徒劳。这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诸神设定命运的不屈抗争，是人类不屈与抗争精神的神话式袒露和表达。
LEAD Technologies Inc. V1.01
悲观哲学家尼采（AC1844—1900）非常重视悲剧的生命意义。在他的生命哲学中，以永恒轮回为基础的酒神精神就是强调我们首先要认识和肯定人生的悲剧性。在《悲剧诞生》中，尼采通过对古希腊的悲剧诞生之考察，发现人生就是悲剧美。指出希腊人对人生的痛苦、艰辛与恐惧有着深刻的体验，并诉诸神话。如伟大的“博爱主义者”普罗米修斯为了光明而盗火种却被兀鹰啄死，其兄弟阿特拉斯也被罚以托着天庭的苦行。俄狄甫斯解开了自然之谜却摆脱不了可怖的命运，成为最伟大的受苦者（他命该杀父娶母）。这些深刻的悲剧说明：“人类最高的善必定是同罪恶一齐被买进来的，由悲凄之血泪与受苦来偿付。”而希腊人却以悲剧精神、狄奥尼索斯情态勇敢地都接受了。
令尼采十分沮丧的是，他认为自苏格拉底起，古希腊文化中的悲剧精神消失了，古希腊文化由此走向没落。中世纪的基督教和近代理性主义运动（以科学为支柱）更使悲剧意识丧失殆尽。基督教用“另一个”、“更好的生命观念”作为哄骗，以此来掩盖人生必有死的悲剧性，用彼岸世界来为尘世生活提供虚幻的目标和意义，从而根本否定了生命本身。同时，发源于苏格拉底的科学乐观主义相信科学至上，知识万能，借概念指导人生，完全败坏了人生意义的探求，结果浮于人生表面，使人注重外部物质世界，回避对人生悲剧和人生意义的发问。正是在基督和理性的双重重压下，生命之树枯竭了。“人仅仅是一群浸透基督毒三十、形体虚弱、心灵分裂、目光呆滞的生物……是大工业状况下的畸形生物。”
文艺复兴以来，上帝逐渐死去，宗教的慰藉再也不能掩盖人生的悲剧，生命的痛苦重新折磨着欧洲人的心灵，要求哲学加以正视。叔本华是第一个试图揭示人的痛苦的哲学家。但他被这种痛苦压倒在悲观主义的牢笼中，得出否定生命意志的结论。尼采相反，认为要肯定生命意志，用酒神的智慧战胜人生的痛苦。
狄奥尼索斯尼采自认为是第一个认识那奇妙的狄奥尼索斯现象的人，冠以“酒神哲学”。他说，酒神的重要性在于人体解体而同宇宙之本融为一体，在于底米特再生下狄奥尼索斯所表示的生命不可摧毁的永恒轮回的象征意义。他以此来解释悲剧的快感实质上就是个体通过自我的毁灭而感到的与永恒的宇宙生命结为一体的酒神祭式的陶醉。因而，悲剧足使人深信即使是再丑恶最乖蹇的命运，也不过是美学上的游戏。以这种态度看待人生，必然得出结论：肯定痛苦、肯定人生的悲剧性也就是肯定生命。热爱人生肯定人生的全部连同它的苦难和悲剧，这就是命运之爱。“人类所具有的伟大性是对命运之爱，一个人无论在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希望改变任何东西。他不但必须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它―在面对必然性时，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虚假的―旦他必须去爱它……”
对生命的爱是生命痛苦的根源，而生命痛苦本身未尝不是生命的欢乐的一种体现。痛苦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感。因此，尼采呼吁“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超人”的诞生就缘于此。尼采对现代人彻底失望了。他认为自基督教降直今日，“人类一直处于最坏的情况中，人是被那些不适当的东西所支配，被那些心理上弄巧成拙的人所支配，被那些狡猾的、充满仇恨心理所支配——那些谋害世界和诋毁人类的人”，使得地球上的人类变成了病菌。因此，尼采渴望“超人”诞生，以此作为医治西方文明衰落的药方。
不难看出，尼采的“超人”意在给这个世界的体魄注入新的生命，给人的生存提供一个目标，一种意义，寄托了人类超越自身的理想。尼采敏感于现代文明的弊病，却不能指出一条现实的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尼采的左脚挣脱了叔本华悲观主义泥坑，右脚又踏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虚幻无常、忧患忡忡、缺乏意义的人生成为酒神精神的前提。他以酒神赋予生命一种意义，使生命在力的追求中超越自身，有新的创新，但永恒轮回的梦想却断绝了超越和创造的可能性。他为了达到肯定人生的极限，含有一种悲壮的气概，但又隐藏着一种绝望的沮丧。他竭力想赋予生命某种意义，可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意义仍是怀疑的。即使是酒神本身，也带有一种病态的振奋、悲壮的激昂。因此，酒神终究是一种借酒消愁、自我陶醉的意境，以此来感知虚弱中力的充实，激发自卑中狂妄的气概，享受险境中搏击的刺激，体验失败中胜利的悲壮，寻求毁灭中创造的陶醉，以寄托痛苦的人生，去作悲壮的探索。这的确是一种“悲剧之喜感也”。尼采晚年精神分裂，心魂游弋于恺撒和基督之间不知所从，这是他的悲剧——生命的、学说的悲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