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有多个藏书堂号，其中之一是所好轩，而这些堂号都在他所居住的随园之中。随园内藏书量最大的时候达到了40万卷，这个数量在乾隆时代足够大。我看到一份资料，上面说袁枚的这40万卷藏书“是中国历史上除刘承幹以外的第二大私人藏书家”。这个评价太过偏爱，以至于我猜测这篇文章一定是袁枚同乡人所写。首先，袁枚和刘承幹是两个时代的人，无法关公战秦琼；第二，在中国古代藏书家中，达到40万卷藏量者虽然不多，但也能排出一些位来。不去管它吧，我在这里并不想核实袁枚的藏书数量，也不想给他的藏量搞个古今排座次，我对他感兴趣者，是他的藏书态度。
袁枚给自己的藏书处所好轩专门写过一篇《记》，此文第一句就是：“所好轩者，袁子藏书处也。袁子之好众矣，而胡以书名？盖与群好敌而书胜也。其胜群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作为爱书人的我，起头读到这几句，就多少感到一点儿不痛快。袁枚说，他自己的爱好特别广泛，然后他说虽然爱好广泛，但却尤其爱书，本来这是一句令人舒畅的话，然而他在下面一做注释，这味道就有所转变。
袁说自己好吃、好色、好豪宅、好旅游、好交友、又好花草树木及古玩字画，而他把好书列在了这所有项的后面，这当然令我非喜，可是接着读下去，顿时又觉得峰回路转：“书之好无以异于群好也，而又何以书独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清明，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也。而其事又无尽，故胜也。”
袁枚又接着说，书本来跟其它爱好相并列者，那为什么仅把书提出来单说呢？他解释道，好色是年少时的事。虽然他的这句话不可信，因为他70岁时还在跟女弟子暧昧，我们姑且就当他这么一说。袁枚接着说，而美食到了饥饿的时候，才觉得味道最美；朋友则是有共同爱好，才觉得有趣；而做驴友，则需要有好的天气；各种古玩呢，则只是刚买回来的时候有兴奋感，过不了多久，就觉得没意思了。这一切中间，除了书不是如此，因为无论你是年轻还是病老，无论你是饥寒的身还是阴天下雨的况，书什么时候读都对人有好处，所以袁枚得出结论：只有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读到这里，才让我放下心来，袁不愧是才子，他用文章在玩儿欲擒故纵法。其实他对书很喜欢，用他自己的说法：“超过了天下一切俊物”。
然而，在袁枚心中这最好的俊物，此后不久他就基本上将其散掉了。古人藏书及身而散者，大多是迫不得已，然而袁枚却不是这样，他既没有受难，也不是遇到了多么深刻的精神打击，他就是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自己的书是如何散失出去的。这以至于让我开始怀疑：他当年的聚书之心是否是真的爱书？如果不爱，何以聚之？如果深爱，何以散之？
其实我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矫情，因为也有不少旷达的藏书家看着自己的书及身而散，其实我挺佩服这样的人生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用慨然？！袁枚的散书可谓大张旗鼓，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散书记》，此文的起首之句为：“乾隆癸巳天子下求书之诏，余所藏书，传钞稍稀者，皆献大府，或假近宾朋，散去十之六七，人卹然若有所疑。余晓之曰：天下宁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于吾身亲见之耳。”
袁枚认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如此，他要让自己的书：第一散得有价值，第二要亲眼看见。因此，他把自己的藏书一部分给了正在征书的续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另一部分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很快就将自己藏书的六、七成散了出去。那么，他这样做是为什么呢？袁枚接着解释道：“古之藏书人，当其手钞缣易，侈侈隆富，未尝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后子孙，有以《论语》为薪者，有以三十六卷沉水者，牛宏所数五厄，言之慨然，今区区铅椠，得登圣人之兰台石渠，为书计，业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见功，宾朋因之致谢，为余计，更幸矣。”
袁枚认为，古人为了藏书，费了那么大力气，最终不也都以各种原因被毁灭了吗，那既然如此，我还不如让他藏在皇宫里，那样更保险，而有些给了朋友，朋友还感谢我，这不也是我的快乐吗？！但是自己的藏书就这么散掉了，他觉得难受吗？袁说自己也挺难受，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散呢？袁说：“不特此也，凡物恃为吾有，往往庋置焉而不甚研阅，一旦灕然欲别，则郑重审谛之情生，予每散一帙，不忍决舍，必穷日夜之力，取其宏纲巨旨，与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于人，转以聚于已也。”
袁认为，因为家里的书太多，所以顾不过来细看，而今要散书了，因为舍不得，于是就夜以继日地把要给人的书细细地看一遍，于是他就把这本书里的内容藏在了自己肚子里，这样反而是因为散书让他增加了阅读量，也让他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所以说，他觉得散书有这等的好处，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大部分都献了出去。
可能是袁枚觉得他这篇《散书记》说的还不够透彻，于是他又写了篇《散书后记》。然而这篇后记却跟前记的写法完全不同，前记所说观点都很贴题，是用各种方式来解释自己散书的心理，然而这篇后记以我读来，这位袁才子彻头彻尾就是借题发挥，他想用这个题目来把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考据学大大地贬斥一番。
清代的考据学是中国学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派别，其历史价值用怎样的语言去夸赞，我都觉得不为过，然而袁枚却对考据学极其反感。当年，袁枚有个朋友叫孙星衍，也跟袁枚一样喜欢诗学，这让袁极其高兴，夸孙为奇才，但是后来孙却转向了考据学，这让袁枚痛心疾首。袁写了很多封信，劝孙回头是岸，但孙受到强大考据学吸引，不为所动，反而几次回信跟袁讲解考据学要比诗学高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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