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日读史”的一年
曾国藩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后来冯友兰曾改易此句书赠李泽厚：“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我理解曾国藩的话主要是从个人修身来说的:“刚日读经”，以立正大；“柔日读史”，以知通达。而改易的“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呢？或许各人也可以做各自的理解：比如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理解为在理想过于阳刚而易趋极端，或者环境峻刻而最好沉潜的时候，都不妨多读一读历史——乃至写史。
乙部书其实一直是我的所爱，今年却是最爱。以前读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稍多，今年则比较集中地阅读制度和运动的历史。年初的寒假中开始看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相当于是一篇世界政治制度历史的导论。我比较喜欢芬纳稍稍老派的撰述风格和内容，还佩服他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撰写这部巨著的。接着又重读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史著，但阅读的重点还是两个方面：在古代是罗马，近代以来是英国。为此看了波利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塔西佗《编年史》和《历史》、阿庇安《罗马史》以及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蒙森《罗马史》等。近代英国方面则主要读了休谟和麦考莱的多卷本《英国史》等。
人类最早建立且有据可考的国家大概也就是约5200多年前在中东一带建立的苏美尔城邦，还有历史悠久的埃及王国。埃及得天独厚，靠河吃饭，每年的尼罗河水都带来沃土和水分，或正因此，它虽然能够兴建金字塔这样巨大的公共工程，也有精巧的文字书写，但历史上似乎并不太强悍，后来还经常被征服。波斯帝国是相当尚武的，它也像满清人一样，从边缘的山地部族进到中央，以12万成年男子就统治了几千万人，但相对于它前面的亚述帝国来说，它没有那么残暴，是带有一些开明的专制，也实行了一定的宗教宽容政策，所以反而更能持久，被黑格尔称之为第一个“世界历史民族”。
对今天的世界来说，罗马或许比希腊更有借鉴意义，史料也要丰富得多。我阅读罗马史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罗马共和国为什么能够一步步崛起？它后来为什么又遇到了公元前一世纪那样一系列的危机？罗马帝国是如何从共和国的母体中产生的？现代一般都是从帝制走向共和，罗马却是从共和走向帝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是一个为了生命而限制自由的例证吗？
罗马在动荡近百年走向帝制后趋于稳定，集中了权力的皇帝常常能够比较迅速地解决问题，但其本身也会构成一个问题。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不太理想，2世纪相当不错，这个世纪的几位帝王可能受到了斯多亚派哲学的影响。3世纪以后又不太行了。这几百年里，尤其是有些年轻即位的皇帝如卡利古拉和尼禄，不仅残暴，甚至行为怪诞，很可能是权力毁了他们，有权便任性，掌权者其性格的变异之大是共和时期没有的。早期的皇帝多不是亲子继承，而是采取过继的方式，这就有了一种在较大范围内择优的可能。后来的皇帝则往往是军人竞争接班，好处是胜利者作为皇帝会比较强大，坏处是在争夺过程中将发生内战。但和中国的皇帝相比，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同样有生杀大权，却不居深宫，财产也不和国家财产混在一起，像是公众人物，还有点共和遗风。相形之下，中国的儒家在培养、选拔与约束文职官员方面还相当成功，而在约束皇帝方面则不是太成功。
拜占庭帝国由分治而来，但它却比西罗马帝国长久得多，如果从公元330年算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持续了1123年。它比西罗马帝国更为中央集权，也实行政教合一，但也有相当发达的民法体系。它在漫长的千年王朝中不断遇到外敌的挑战：波斯人、四处的蛮族、哈里发帝国、十字军、蒙古人，疆域也不断缩小，虽然最后被奥斯曼人毁灭，但其能持续这么久也还是一个奇迹，可能外交手段的斡旋比武力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英国早期其实也是一个土著被不断征服和混合的历史。诸王之间，以及国王与贵族之间打打杀杀了上千年，当然，这其间民间生活其实并没有像现代战争那样受侵扰。权力斗争最后渐渐达到一个法律和规约约束下的平衡或妥协，这恰好是法治、乃至民主负责制的一个发端。当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王权被贵族压倒；而普鲁士，更甚则是俄罗斯的贵族被王权压倒的时候，英国却达到了一种贵族和王权的相对平衡，后来王权更是比较和平地趋于衰落，政治权力渐渐转移到了贵族、乃至市民和平民的手中，达到了一种福山所说的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现代三合一的平衡。
中国史方面，我除了温习早期的历史经典之外，主要是结合中国考古方面的发现，补了史前史的一段，但这也或可说是不完全属于中国史了，而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即便是研习一国的历史，在当代史和史前史两端，最好都以一种全球的眼光来看待。而世界也的确早就从原始人的时代就开始大规模迁徙和流动——后来出现国家之后人口的流动反而不那么自由了。鉴于近年科学的新发现，“北京猿人”几乎不可能说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了，我们也不妨对此心地坦然。
学者应当侧重读经还是读史？或者说，更重视思想体系还是实际？更重视理想还是经验，学界一直有这样的争论。这当然可以因学科、乃至因人而异。但就与社会政治相关的领域来说，只读理论可能容易脱离现实，甚至滋长起一种乌托邦心态。而读史常常能让我们比较有现实感，比较心平气和，也比较宽容。但是，读史也要防止过于悲观或者“厚黑”，即把历史就看成一部相斫史、一部阴谋史，没有任何道德甚至光明可言。但从20世纪的经验教训来看，乌托邦还是比厚黑学更可怕。应该从20世纪吸取的最大教训大概不是别的，而就是试图将一些完美主义的乌托邦付诸实践，结果最高的希望却带来了最大的灾难。
完美主义往往容易趋于极端主义。完美主义者常常希望发现一种“万应灵丹”，找到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迅速和全盘地改造世界。不论是那一端的极端主义，都可能和不顾一切地追求完美有关——无论是追求“无比强大”“彻底平等”还是“完全自由”。而一种中道与厚道则和承认与容忍不完美有关。我想读史是有助于弱化极端主义的。多读历史能够有助于使我们变得包容，使我们看到历史上即便较差的制度，如果持续了数十上百年，就一定还是有它合理的地方，或者及时引入了合理的因素。而即便很好的制度，适合彼时彼地的却不一定就能适合此时此地，或者说，即便适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久而久之，再好的制度也还是会有固化、僵化乃至衰败的趋势，需要做出不断的调整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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