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董康竟然是用古墨来刷书，难怪他印刷出来的书有着隐含地光彩照人。以如此认真的态度来印刷书籍，这在中国印书史上也是少见者，我不知道这是否跟他是法律专家有间接关系。但总之，董康是中国刻书史上一个特殊人物。
董康的刻书地点在北京的法源寺，我一直奇怪于他为什么在寺庙中长期刻书，可是历史上各种资料都有这样的记载，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是这样写董康的：“法源寺里日营营, 雕本人间走不胫。徒为他人造楼阁, 可怜木匠缺门闩。”
这首诗里明确点明董康就是在法源寺里每天搞雕版。伦明还给自己的这首诗作了一个小注，这个小注里也提到了董康在法源寺刻书：“武进董授经康，精究版本，而家少藏书。尝得周密《草窗韵语》，今为海内孤本。未几，以千五百金售之蒋孟苹，孟苹因自号密韵楼。近岁又为刘翰怡编《藏书志》。尝聚工匠于法源寺刻书，数十年不辍，所刻词典为多。粤谚云‘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下间指厨房，意盖慨优于艺者，徒供人役，不自谋也。”
法源寺本是一座古寺，此寺初建于唐朝，本名“悯忠寺”，后来又几改其名，辽代清宁三年，北京发生地震，此寺被毁，辽成雍六年又重新复建，改名为“大悯忠寺”，自此之后该寺就形成了今天的格局。清雍正十二年时，该寺成为律宗寺庙，并改名为法源寺，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称呼。既然董康在此刻书，我当然要前来一探。
法源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法源寺前街7号。法源寺在南横西街，山门前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广场，而今大部分改成了绿地。在绿地沿街的入口立着一个石雕。这块石雕的形状有些特别，像舍利塔一样的碑状物，上面刻着“唐悯忠寺故址”。这个塔的两旁还各摆放着一条金属龙，龙的形状也同样有些奇特，像院门口的狮子一样乖乖地蹲坐在那里。我对这种摆设寓意完全无知，但悯忠寺的大名我则太过熟悉，因为十几年前花高价买得一卷辽代刻经，落款儿就是“悯忠寺”。这应该是北京地区刻书有确切年代的最早出版物的实证。前些年我得到了一本书，书名是《北京出版史》。那本书里所列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出版年代远没有比我藏的这一件要早，可惜的是，《北京出版史》的专家不知道我手里有这件宝物。
沿此塔北行百余米即是法源寺山门，门牌号为法源寺前街7号。从售票处到门口有十几米的距离，在这短短的路径中，却满坐着乞讨者，各个口诵“阿弥陀佛”的法号，没有强索，我欣赏这种秩序的文明。门票5元，我掏10元买票，将另5元随手递给了售票口旁边的一位残疾人，但这个小动作却被附近的乞讨者收入眼底，轰的一声，十几位把我围了起来纷纷伸手。几秒钟前的文明守纪形象荡然无存，惊呆之余，我只能落荒而逃。跑到寺庙门口，径直冲了进去，竟忘了掏出门票，管理者盯着我的相机说：“证件呢？”我不明何意，掏出门票。“原来你买票了！”，他说。这时我才醒过味儿来：他以为我是记者，要看我的记者证，这让我突然想到，如果早知道还有这么个窍门，就应当托朋友办个记者证，这一路上岂不省了很多钱？！但转而想到这是寺院，人不知佛知，我的贪念若被神知道了，岂不受到谴责，于是连诵佛号三声。这时突然觉得自己又像门口的乞讨者。
院内大殿传来讲经之声，近前看之，是一位师傅用扩音器在向上百名听众讲经。我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他忽高忽低地声音我却一句也没能听懂。看来自己与这位师傅无缘，于是我继续坦然地到处拍照。
悯忠寺到清雍正年间才由胤禛赐名法源寺。1955年中国佛学院在此成立，到1979年中国佛教图书馆也设立于此，是中国收藏佛经最多的地方。可惜我至今还未看过。过一段得暇时，一定找关系看看这里究竟藏了哪些佛经善本。我这是第一次进此寺院，院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满院的丁香树，还有几件有趣的物件，一是摆在禅房旁边的破木鱼，虽已完全掉色，但与它旁边摆着的那个新木鱼相比，我还是喜欢这件旧物的质朴。另一件是庭院中间摆在比卢殿门前的石雕荷花供盆，它有三层结构，上面雕着的波纹与水兽栩栩如生。还有一件是天主殿门口的那对石狮子，形象威严庄重，跟南方的狮子相比完全不是一个体系。也许是因为看惯了北方的狮子，总觉得南方狮子形象滑稽可笑。
我在法源寺内没有打听到董康刻书的院落，问过多位僧人和居士，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董康之名，反而有位老先生给我讲解此寺的光荣历史，比如当年宋钦宗被金兵俘获之后就囚禁在这里。谢叠山被元军抓到后也被押到了这里，并且在此寺绝食而亡。这些英雄历史当然很重要，但我此刻更关注的则是董康的刻书。
其实董康在刻书的时候也影印书，当年他请日本的珂罗版专家小林忠帮他影印了不少古籍，这些影印本今天在市场上也极受追捧，董康影印书也跟刻书一样的认真，他请小林忠用珂罗版影印的第一部书就是宋刻本《刘梦得文集》，为了此书的出版，董康还请日本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写了篇译文，此序对董康影印古书很是褒奖：“清国董授经京卿雅善鉴藏，又喜刻书，倾避地东渡，侨居平安，既尽阅崇兰馆之藏，深爱此书，借览不足，竟谋影刻，乃用玻璃版法精印百部，以贻于世。虽纸幅稍蹙原本，而精采焕然，不爽毫发。自兹东瀛秘笈，复广流传；中山精华，顿还旧观。是则授经之有功此集，不在次道下矣。”
前些年，我也东施效颦地找人雕版刻书，自认为下地功夫已经不小，但印出之书却跟董康刊印之书相差太远。我虽然找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替自己辩解此事，但毕竟亲自尝试之后真切地了解到了刻书远非有钱就能办得好，看来这也需要一套方法论，可惜董康没有留下来自己的刻书日志，这使得我和一些对刊刻古籍感兴趣的人无法知道：他是用什么办法能让那些刻字工人按照他的意愿出于蓝而胜于蓝地认真刻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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