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何以要出版《四部备要》，陆费逵曾自写过一篇《缘起》，他在文中称：“吾国学术，统于四部。然四库著录之书，浩如烟海；坊肆流传之籍，棼若乱丝。承学之士，别择维艰；善本价昂，购置匪易。本局同人有鉴于此，爰于前年择吾人应读之书，求通行善本，汇而集之，颜曰 《四部备要》。”陆费逵说，四库著录之书，数量十分庞大，一般的人难以选择，但如果购买这么多的善本，一般人也很难有这样的雄厚资本，所以中华书局针对这种情况，选择出一些古书之中必读之书汇在一起，这就是《四部备要》的来由。
但对于这部书为何选择丁氏兄弟所用的仿宋铅字？陆费逵做了如下的解释：“提纲絜领，取便研求；廉价发行，以广传布。惟是普通铅字，既欠美观；照相影印，更难清晰。适杭州丁氏创制聚珍仿宋版，归诸本局，方形欧体，古雅动人，以之刊行古书，当可与宋椠元刊媲美。兹将第一集至第五集分年校刊，共计二千余册；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
《四部备要》出版之后，因为物美价廉，广受社会欢迎，成为那个时代畅销的一部大部头书，而今全套者流传到今天，也并不多见，一旦上拍，也均能以善价成交。但从内容而言，这部书也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诟病，其中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当年中华书局所进行的点校。中华书局为了能够印出这部用老式标点排印之书，当时请了许多的人同时对该书进行点校工作，虽然那时找到了一些前清遗老，但那些人因为名头大，其实并不做事，而是由他们的门生故吏来具体操刀，那点校质量当然难以保证。虽然在选目方面《四部备要》受到了白化文先生如下的赞誉：“从古籍丛书书目结构的角度看，《备要》堪称组织得最好，收书最全面的，实用性最强的一套丛书。”
没搞清这个书楼跟中华书局的关系
但是因为这种点校改变了原书的面貌，使得后世学者在使用该书时，只能作为一般的读物浏览，而不能作为资料予以引用，故而白先生又对这《四部备要》有了如下的说法：“作为一种能够引用的‘版本’，限于上述条件，《备要》恐怕不够格。您看见学术书籍与论文的注释中，有引《备要》本的么？青年人有首选阅读《备要》本的某一种典籍的么？附带说一下，已经有人指出，《备要》采用的底本颇多可议，禁不住细心的学者比对。这也是《备要》难以长期行世的一块定时炸弹类型的硬伤。”
《四部备要》以排印的方式出奇制胜，在那个时代大部头书能够排的这么漂亮，成为了那时的一个至高点，但是这个成果并没有让陆费逵满意，他还是希望在影印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这项大工程，他选中了《古今图书集成》。该书以铜活字排印于雍正、乾隆之间，然此书当年仅刷印了64部，而后到光绪年间，同文书局又受朝廷的委托，按照原样大小影印了100部，后因失火，这部影印本也流传不广，但有一部分被皇帝作为国礼送给了国外的图书馆，故而这部书被外国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享有很高的声誉。
可能陆费逵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要从此书下手，虽然中华书局自有藏书量很大，但是这稀见的《古今图书集成》，他的书楼里却未备，正好在此时，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出现了。当时广东有位藏书家叫叶廷琯，此人早年从北京买到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而后运回了广东，这部书后来又归了大藏书家孔广陶，那时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听说了此事，就命令康到孔家去读这部大书，康遵师命，在孔家一读就是3个月。
可能是他对该书太过喜爱，竟然这部书后来就归了康。到民国初年，康以万元的代价把此书卖给了简照南，简去世后，该书被陈炳谦买下。这件事被一位叫路锡三的人听到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陆费逵，于是中华书局得到了这个底本。当时这也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很多人前来中华书局观看此书。为了应对这么多的观赏客，1937年3月27日到4月1日，中华书局每天下午可以让人来自由参观。这个做法也应当是预热宣传的一部分吧。
因此书有一万卷之多，另外还有目录40卷，如果将其原样影印出版，售价依然难以便宜，经过商议，最终该书以缩印的方式予以出版，而陆费逵也同样给该书写了一篇《缘起》。为了能够说明这部影印本的价值，陆费逵在这个《缘起》中有如下一段话，这段话对这个价值的判断十分重要，故将其抄录如下：“民国十五年，敝局刊行《四部备要》全书之际，高野侯先生即主张重印《图书集成》，就扁字本影印，或用聚珍仿宋版排印。然细加整理之后，发现扁字本脱卷、脱页、脱行、讹字，不可胜数。舒新城先生力主用铜活字本，然求之多年而不得，即影印本亦鲜完全无缺者。客冬，陈炳谦先生以铜活字本原书见贻。是书旧藏孔氏（岳雪楼）、叶氏（华溪），继藏康氏（有为），全书五千零二十册，仅有六十二册抄配。每册首均有孔氏、叶氏、康氏藏书之印。武进陶氏谓：‘同文影印本缺十余页，以与故宫所藏四部对勘，所缺相符。岂六十四部一律如斯耶？甚可惜也！’乃一经核对，则《草木典》所缺之一页，此本居然存在，且确系铜活字本，并非配补，诚人间瑰宝已！”
陆费逵说，当时高野侯提议，用美查版的扁字排印本作为底本来影印出版，而第二个选项，则是用从中华书局所买来的聚珍仿宋体来排印，经过查证，美查版扁字本在排印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错讹，故若以此来作为底本，无论是影印还是排印都不合适，于是舒新城提出还是用《古今图书集成》的第一个出版物，也就是当年的铜活字本。然而此本中华书局寻求了多年，却没能得到，于是就想用同文书局的原大影印本，即使这个影印本，也找不到全套者，而后终于得到了康有为旧藏的这部铜活字。
可惜的是，这里面有62册为补抄。而后中华书局派人下了很大工夫，到各地图书馆去寻找所缺原卷，最终才将其补齐。我不知道陆费逵在写此文时是否想到了他所排印的《四部备要》，也正因为这个排印所产生的错讹受到了后世的诟病，看来古籍点校真是看上去简单，其实是很难做完美的一件事。总之，这部大书影印了出来，虽然是缩印本，但毕竟在价格方面便宜了很多，从此也成为了一部畅销的大部头书。
正是因为陆费逵的这种既有前瞻性，又有执著的秉性，使得中华书局得以迅速壮大，他曾经说过，做事情专一和有耐性，才是能够将事情做下去的先决条件：“我的长处，我也不必客气，不妨说说。第一，专心。我有许多机会可以做别种商业和入政界，但我始终不为所动。第二，忍耐。近十年来，无论怎么样我都忍耐得住。第三，不失本来面目。我从小到现在总不断的看书，不阔绰。这三种虽没有什么价值，但却也是办事必须的条件。”（陆费逵《我为什么献身书业》）
以他的这种个性，如果能再给更长的时间，不知道他还能创造出怎样的辉煌，可惜的是，一个意外让他很快地离世了。陆费铭琇在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1941年7月7日中午，父亲自己下楼会见客人。下午三点左右，他全身疼痛出大汗，枕头和身下的床单也汗湿了。父亲叫我给他捶背捶腿时对我说，刚来的客人给他抽过一支小雪茄烟。7月8日，父亲自我感觉不好，半夜整理中华书局的账册，给母亲留下了遗言。9日晨，父亲从浴室出来，猝然摔倒，从此长眠不醒。”如此看来，他是被一位不速之客给暗害了，当然，究竟情况如何？后人难以知晓，因为陆费逵的死亡诊断结果，说他是心脏病。总之，这位伟大的出版家就这样离世而去了。
墙上竟然写着“中华1912”，这应当就是当年的旧楼
中华书局创建之初，办公地点在河南路与福州路交口，后来又建起了一座大楼，这座大楼跟商务印书馆的大楼毗邻而居，然而今日在这个地点已经完全找不到了痕迹。1935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在上海建成了印刷厂，同时总办事处和编辑部也随后迁入此地。我终于查得一些信息，这个工厂的办公大楼今日依然健在，只是被改成为名为“中华1912”的连锁酒店。虽然改成了酒店，但毕竟有遗址可探寻，于是此次来到上海，就打的前往此处。
这个地点现在的门牌号是“澳门路477号”，在路边即看到了“中华1912”的字样，这一年正是中华书局创立的日子，然“1912”之后没有“酒店”二字，后面写着“文化创意产业园”，将在两栋楼之间还有一个新建的钟楼，我向门口的保安请问，这是不是中华书局的旧址？他的回答很肯定。于是我又问他，这个钟楼是怎么回事？保安告诉我，他来此地工作已经两年了，来的时候钟楼就在那里。看来问下去会更加不得要领，于是我就去拍照在岗亭后面嵌着的四个金属铭牌。可惜的是，那四个牌中没有我所希望见到的文保牌。
这栋楼的侧面同样也相邻着一座体量较大的建筑，在建筑的下方有一个长长的通道，上面写着休闲广场，我想进内找到一些可探寻者，然而里面黑洞洞的没有开灯，我无意间看到墙上挂着一些镜框，里面所展，竟然是一些老钱币。这个发现让我兴奋，至少说明这里跟收藏有关，于是我调整相机的光圈，准备将这些镜框拍下来，还没等操作完毕，就听到身后的一声断喝：“你要干什么？”转身一看，是一位40多岁的壮汉正望着我。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他像是这里的管理者，于是我马上陪笑跟他解释，自己来此的目的是寻访中华书局的旧址。他闻我所言，问到了一些中华书局的当年之事，这对我来说，自然不在话下。我的回答显然令此人很满意，他脸上紧绷的肌肉瞬间松弛了下来，告诉我说，旁边的那一栋才是中华书局的原办公楼。但那栋楼显然关着门，我问他，如何能够进去一看究竟？他告诉我，推门进入即可，因为他就是这里的物业经理。遇到这样的爽快人，这可是寻访过程中的令人高兴之事。
大堂内的展板
排版字模
进入敞亮的大堂，此人为了让我拍照，把里面的灯光全部打开。我看到在一、二层之间的隔层墙上，悬挂着长长的一排老照片的复制品，显现着当年中华书局的辉煌。其中第一个展板上就有陆费逵的照片，我指给这位经理看，那就是陆费逵。我的这些有限知识在这位经理眼里大有市场，他让我在这里随意拍照，有些照片里的情形是当年印刷场内的工作场面，这些照片我却从未见过。还有的照片显现着当年印刷机的外观，另外还有当年作者队伍的集体照，其中一张照片我很熟悉，里面是毛主席接见张元济的场景。中华书局为何要挂张元济的照片？这让我一时没想明白，转念思之，当年陆费逵也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工作人员，以此论起来，挂张元济的照片似乎也有些道理。
这两幅油画画的有气势
大堂之内还挂着两幅上海外滩的油画，这两幅画绘制的颇为精细，而油画侧边的墙上有着当年排字的字模，不知道是否就是丁氏兄弟所创造的那套聚珍仿宋。当时这套字模确实名气很大。1920年，丁氏兄弟曾向政府申报了专利，因此这套聚珍仿宋体的字模，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家认可的字体专利，后来这些字模归了中华书局后，1929年中华书局还把这种字体的专利出让给日本名古屋的津田三省堂，而后这套字体风行于天下。虽然我来此看不到原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幅这样的老照片，多少也是件开心之事。
这间大厅的窗户与大门上的花饰跟楼体很是匹配，我问经理，这是不是当年的原物？他说，不是。并且告诉我，自己调来此处任物业经理时，这里的改造还没有完工，所以他看到了一些改造前的痕迹。他告诉我，当年原有的门窗玻璃跟这个风格很相像，因此这里的改造确实是修旧如旧，尤其大堂内的格局完全没有改变，只是做了修补与粉刷。
但是这种拍照还是让我觉得难以过瘾，毕竟人都喜欢得寸进尺，我当然不能免俗，于是问他，在这里还有什么旧物能够让我看得到？他想了一下说，楼内在四、五层之间有一段楼梯，这段楼梯的地板以及墙群所用的马赛克，都是当年此楼建成时的原样。闻此让我大感兴奋，于是提出可否让我前往一看？经理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把我带到楼后。
由此进入，我又在侧墙上看到了一些中华书局物品的复制件，其中还有一张是当年的股票。细看之下，这张股票是上海世界书局所发行者，而非中华书局，不明白这里为什么挂这张照片。这条宽敞通道的格局，经理说也都是当年的原样。
而后我们乘电梯共同来到了五楼。出电梯门，果真看到了楼梯间，那种风格独特的马赛克保留的十分完好，无论墙群与地面，全部是用这种材质拼成的图案。虽然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这些图案的式样一点儿都不显得过时，尤其施工质量不知比今天要高多少倍。我已经装修过多套房屋，每套房的装修都用不了几年，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裱贴的脱落问题。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科技越发达而施工质量却越粗糙，今日看到了中华书局的这段原装修，又让我跟物业经理大发一阵感慨。
下楼之后，我感谢了经理给予我所提供的方便，同时问他，这个文化创意园区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这些房屋正在招商，而招商者正是旁边的那栋大楼。我问他，那个楼跟中华书局有没有关系？他说，这一点不清楚。于是我就谢过了这位好心人，然后站在澳门路边等候出租车准备离去。正在这个期间，我隐约地看到这栋侧楼的绿植之下，似乎有一块铭牌，于是立即上前用力拽开这些爬山虎，果真看到了文保牌，然而我一松手，这些爬山虎就又将这些文保牌遮盖，我转身找经理，他已经离开，我就把保安请过来，让他帮我拉着这些枝枝蔓蔓，总算将这个文保牌拍了下来。
回来细看，此牌上写着“澳门路477号原为中华书局印刷厂。泰利建筑有限公司设计并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1935年竣工，共有车间、仓库10栋，现代派风格，立方体造型，立面简洁……”见此文字大感兴奋，看来这几栋楼当年都是中华书局建筑旧址，能够找到这些遗迹，看来缘分也占着较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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