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赶走了元人，建立了大明，他是靠一大批很有才干的大将夺得了天下，但这些人的军事实力让他很不心安，既然天下已经到手，接下来按照历史惯常的规律，当然就要杯酒释兵权或者火烧庆功楼，而朱元璋选择了后者。大批功臣被诛，把这些军事专家差不多杀光了，但问题也就来了，那就是谁替他保家卫国守边疆？朱元璋认为“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服而捍外患”，于是他就改为任人为亲，为什么这要样呢？因为朱元璋觉得，他的亲族“较诸将帅，尤可信也”，于是就从洪武二年4月开始搞分封制，也就是让他的儿子们分驻一方，建立亲王制，这些人就是后世所说的藩王。
朱元璋去世之后，因为他的长子朱标比他去世的早，但他又太爱这个儿子，于是就立了朱标的儿子，也就是朱允炆为太子，朱允炆就是建文帝。朱元璋本有26个儿子，除了朱标去世的早，还有另外两个也过世了，余下的23个朱元璋都封为了藩王，但这些藩王们都还在世的情况下，由他们的侄子当了皇帝，当然让这些人不舒服了，于是过了几年，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之后朱允炆失踪了，朱棣就成为了明成祖永乐皇帝。从藩王变成了皇帝，朱棣觉得藩王也变的不能信任，于是他就规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例如藩王不再有军权，藩王相互之间不能联系等等这一系列的规定。这么做的结果使得天下的藩王大多数去捞钱积累财富，而少数有才能者就开始搞文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明末，其中有一位郑藩王名叫朱载堉，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朱载堉在音乐、数学、天文等多个方面都有所创见，他所做出的贡献从戴念祖先生所写的专著《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从这个书名即可得知朱载堉的科学成就。
永乐皇帝朱棣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高炽，而朱载堉就是朱高炽的第六世子孙。因为朱棣当上了皇帝，所以明代之后的各代帝王以及各个藩王，都是朱棣这一房的亲属。朱载堉为什么对乐律有了兴趣？这件事跟他的父亲朱厚烷有较大关系。明嘉靖二十七年，朱厚烷给皇帝上疏，劝皇帝不要沉迷于道教，此事让嘉靖皇帝很恼火，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朱厚烷有叛逆罪，故而皇帝下令将其禁闭起来。这一禁闭就是19年，而那时朱载堉仅十几岁，此事对他影响很大，《明史》中称：“世子载堉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这19年时间，朱载堉住在一间土房子里，天天发奋读书。但戴念祖先生认为，这个期间应当是17年或者18年，而非《明史》上所记的19年。但我觉得，他能发奋读书，差这么1年，也关系不大。
等到嘉靖皇帝去世，穆宗登基后，朱厚烷就被放了出来，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郑藩，而此时朱载堉已经对乐律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关于此事，朱载堉在《弦歌要旨序》中说过：“臣父南还，得秘传《操缦谱》以授臣曰：'徒弦徒歌，非所谓弦歌也。欲学弦歌，慎毋忽此。’臣对曰：'唯遂习而传之。’”即此可知，是父亲让他对此要有所研究。关于这一点，朱载堉后来给皇帝写的奏书中也曾提到：“臣父恭王厚烷存日，颇好律吕。其悟性所自得，虽与先儒不无异同，而臣愚以为，其义或可补先儒所未发。……臣父昔居凤阳时，惩艾之余，琴书自适。……彼时亲写《操缦谱稿》，藏诸箧笥，返国出以示臣。且谕臣曰：'尔宜再润色之，为我著成一书，以便观览。’及有口授，指示甚详。”
由此可见，朱载堉对于乐律的研究是受其父亲的传授，但朱厚烷为什么对乐律有这样的独特见解？各种资料上却未曾提及，只是戴念祖在《朱载堉》一书中说了一段并不肯定的判断：“朱厚烷可能初步发现了可以达到旋宫的调律法，或者已经有了十二等程律的某种表示式，只不过未曾加以简洁的数学表述罢了。因此，朱载堉才把《律吕精义》一书的写作归之为完成'臣父遗志’。他说：'《律吕精义》乃臣父之遗志，而臣愚所述也。’”由此可见，朱载堉是在父亲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为了做这方面的研究，搜集了近百种各种关于乐律的相关著作，同时他对算学、舞谱和历法也分别写出了自己的著作，可见其是一位多才多艺之人。
明万历二十三年，朝廷要求天下进献书籍给国史馆，当地的怀庆府官员找到了朱载堉，因为他们听说朱载堉一直在写书，但是朱载堉所写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明万历十二年前就已经写完，但只是以稿本形式存在自己手里，他听到了朝廷的征书令，如果把自己的原稿进献出去当然有些舍不得，于是他就跟怀庆府的官员说，自己把这部手稿刊刻出来，然后把印本贡献给朝廷。而这一部书他一刻又是11年，到了万历三十四年，这部书才刊刻出来。他将自己的相关著作总计14种合刻在一起，命名为《乐律全书》，该书成为了后世极有名的藩王刻本。
藩王刻本也叫藩府刻书，是中国印刷史上独特的一个品种，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列有藩府本专节，此章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明代藩府刻书为各代所无，藩府本既多且精，为明代印本特色。”由此可见，明代藩王刻本是中国古籍版本中的独特品种，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的相关成果。大多数专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明代藩王所刻之书质量很高，曹之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中称：“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藩王凭借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雕版印刷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藩府刻本被誉为明代官刻的珍品。”
藩府刻本为什么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就？曹之先生总结为四点。第一，“财力之富”。如前所说，各位藩王既无兵权，也无政治权利，但皇帝总要让这些藩王有些好处，于是就给了他们很多的赏赐，《明史》中记载了御史林润曾的一句话：“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即此可知，各地藩王因为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财富占了国家总体GDP的很大比例，这么雄厚的财力对于刻书来说，当然是很小的一笔开支，因此藩府所刻之书的质量大多都很高。
而藩府刻书质量高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藏书众多，并且有很好的底本。朱元璋打下天下，虽然他师资不多，但他却明白教育治国的重要性，故在建国之初，他就命令礼部派人到处收集各种典籍，并且命令书坊刊刻出来颁行天下。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到书，他下令免除书籍税，同时将所征得的书不断地赏赐给各位藩王。以国家财力所收之书，当然质量很高，而藩王们所得之书的底本当然也均属上乘。近代大藏书家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卷五中说：“诸藩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藩邸王孙又颇好学故也。”由此可见，叶德辉也认为藩府刻书质量高，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赏赐本底本质量更好。对于这一点，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有这样的一段话：“他们的书籍来源除购自民间、坊间外，又多得自内府的赏赐。明太祖自己一再编写《昭鉴录》、《永鉴录》等，颁赐诸王。又赐湘、潭、鲁、蜀四王《十七史》等书各一部。命礼部印《通鉴》、《史记》赐诸王。相传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典一千七百本赐之。永乐、宣德及以后诸帝，又常赐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书籍。所以他们藏书的质量与数量，自非一般藏书家所能及。清初大藏书家钱谦益称：'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今秦、晋、蜀、赵熸矣。周藩之竹居，宁藩之郁仪，家藏与天府埒，今皆无尺蹄片纸矣！’这些可与大内颉颃的图书，可惜至清初均已荡然无存。”
明代藩府的刻书情况潘景郑、顾廷龙所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有过详细的论述，这段评论的第一句话是：“明时藩邸王孙袭祖宗余荫，优游文史，雕椠之业，迈轶前朝，今可溯者殆十数家。”其中文中也专门提到了朱载堉的郑藩刻书：“而郑藩之通音律，所刊《乐律全书》，尤为审音家所推重，不独以雕板著艺苑也。”这句话说，朱载堉所刻之书虽然刊刻的很漂亮，但更重要者该书的内容。关于这一点，《中国印刷史》也有着同样的看法：“嘉靖二十五年（1546）封郑世子的朱载堉（1536－1610）精通历算，万历间进呈《乐律全书》。清朱彝尊称他'河间献王之后，言礼乐者莫有过焉者也’。他发明十二平均律，比欧洲早五十多年，受到德国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现代的钢琴等键盘乐器，普遍采用的就是十二平均律，他是我国了不起的音乐家。”而曹之先生认为，藩府刻书成为珍品的第三个原因，则是“人才之盛”，曹之举了多个例子来说明人才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其中提到朱载堉时特意讲到了他是当时学者何塘的外甥。曹之认为，朱载堉的律书之学就是从何塘那里学来的，因此曹之给出的结论是：“郑藩朱载堉有《乐律全书》、《历学新说》等。许多藩王虽然身处高门，但绝非一般纨绔子弟可比，其'修学好古，则河间比肩；巾箱写经，则衡阳接席’。藩王著述既多，刻书所需书稿则源源不断；藩王学识既博，刻书所需校勘人才则比比皆是。这都为藩王刻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载堉被后世所看重者，除了他对乐律的研究，还有第二件大事，则是他七次让国。明万历十九年，朱厚烷去世，而朱载堉作为长子，当然就要视其为藩王，但父亲过世还不到半年，朱载堉就给有关部门写信，说他不想继承藩王的称号。从万历十九年到万历三十三年，在这15年的时间里，朱载堉竟然写了七封奏章，坚决要让出爵位，中间也发生了一些周折，因为他的让爵会影响到同族人的利益，当然会有人反对，但朱载堉去意已决，所写奏章言词恳切，最终万历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载堉恳辞王爵，让国高风，千古载见，朕嘉尚不已。业有旨赐敕建坊，彰天潢之美。”而后皇帝就派礼部主事潘士达专门去给朱载堉召开表彰会，并且赐建让国高风牌坊，而这时朱载堉正在刊刻他的《乐律全书》，他获得了这个牌坊，感觉到很光荣，于是立即将这个牌坊刊刻出来，印入了《乐律全书》中之《操缦古乐谱》一书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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