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萧西之水
近日，日本九州熊本县突发7.3级地震，不仅熊本城天守阁瓦片大面积脱落，大量历史古迹更是轰然坍塌，这对重视文物保护的日本无疑是一大打击，也对“观光立县”的熊本地区造成极大损害。
熊本城东十八间橹倒塌
得益于“熊本熊”（库玛萌）营销成功，一提熊本，自然就会想起那只可爱的熊型吉祥物与各种各样的旅游景点。然而早在“熊本熊”火爆之前，熊本县地标性古迹——熊本城就在整个日本名声大噪，不仅因为它是日本三大名城（熊本、大坂、名古屋）之一，更因为这座城市本身映射了日本从中世迈向近世、进而向近代飞跃的历史。
从隈本到熊本
熊本县在古代称为肥后国，是连接九州南北的重要枢纽，熊本城前身隈本城由肥后豪族鹿子木亲员在1520年代修筑，历经菊池义武、城亲冬、城久基等城主，最终在1587年丰臣秀吉征服九州之时开城降服，丰臣家旗下将领佐佐成政成为肥后一国统治者。
但由于佐佐成政暴力推行勘察土地政策（检地），导致尚不稳定的肥后豪族再度叛乱。1588年，丰臣秀吉勒令佐佐成政切腹自尽。之后，丰臣秀吉将肥后国一分为二，派遣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两位心腹分别驻守北（19.5万石领地）、南（32.5万石领地）两部分。
1591年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不甘于屈居日本，便发兵朝鲜，引发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加藤清正、小西行长正是先期入朝的第1军、第2军司令官，不仅这两人为争夺军功接下仇怨，两人所代表的武功派、文治派更是经这一战争而逐步升级。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丰臣政权旋即陷入内乱，德川家康趁虚而入，联合武功派成立东军，文治派则联合毛利辉元等大名成立西军，双方在1600年大战于关原，西军战败。
关原大战同时，加藤清正在九州地区与黑田如水联合一处，共同进攻其余西军大名，最终小西行长的南部肥后国也没能保住，被加藤清正尽数占领。战争结束之后，德川家康论功行赏，将肥后国（55万石领地）全部交给加藤清正统治，是为江户幕府熊本藩之始。
早在驻城之初，加藤清正便着手改造隈本城，朝鲜战争之后更是加快速度建设。1600年熊本城天守阁建成，1606年城池外部建设大体完成，1607年“隈本”改名“熊本”，到1610年本丸御殿修筑完成为止，三大名城之熊本城才算全面落成。全城拥有天守阁两座（大天守、小天守），橹49座，橹门18座，城门29座，方圆5.3公里，在当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名城。
（左起）小天守、宇土橹、大天守
至于为什么要改名熊本，加藤清正本人并没有给出解释，但幕末熊本藩士八木田正明在《新撰事迹通考》里却写道：“俗谚之中，‘隈’的‘阝’表示‘阜’、即盛大之意，畏表示胆怯、即惊恐之意。清正公忌讳‘大怯’之意，便改为表示猛兽之‘熊’之字”。
加藤清正修筑熊本城
这一说法的确符合加藤清正“鬼将军”的性格，但很让人意外，如此硬汉却在引水筑城方面颇有心得。早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加藤清正就在蔚山凭借山势水流修筑城池（蔚山倭城），挡住明朝、朝鲜联军两度进攻。若非国内下令撤军，蔚山何时能被明军攻克也未可知。
熊本城天守阁本来就在丘陵之上，两旁还有井芹川、坪井川、白川三条河流交汇，本来就是易守难攻之所。但除去依山造城、凭水挖河、建筑瓮城等基础项目之外，凭借蔚山倭城的丰富经验，加藤清正还大胆改良既有筑城方法，在石墙建设之中广泛采用所谓“清正流石垣（石墙）”。这种石墙以普通的60度角石垣为基础，将中心做成了内凹型，敌人就更不容易架梯爬墙；即便勉强爬上石墙，内凹型墙壁也使得泼洒热油的覆盖面更大；即便能躲过热油，石墙最上方还有铁串倒刺。正因易守难攻，熊本城石垣也被人称为“武者返还”（武者返し）。
在本次熊本地震之中，熊本城内东十八间橹、长塀等昭和时期重建建筑均倒塌损毁，然而加藤清正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的宇土橹却是岿然不动。现代建筑抗震功能居然不如400年前的古建筑，这一现象也令人大为惊讶。根据熊本城官方网站介绍，造成这一现象是由于古代石墙不仅是单纯的巨石堆积，更会事先将巨石削成方便堆砌的锯齿形状，还会在巨石之间放置大量碎石黏土，这才使得石墙整体形成抗震能力。很明显，曾在1585年经历天正大地震的加藤清正，很早就开始考虑应该如何建设抗震建筑，这种看似愚笨的方法也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这座城池虽然易守难攻且抗震效应良好，但加藤家依然没有守住。1611年加藤清正去世，德川家康很快在1615年消灭加藤清正旧主丰臣家，进而在1632年以谋反罪名废除加藤家封地，改由丰前小仓城主细川忠利接过熊本藩。肥后细川家在熊本城历经11代，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而在1994年出任日本第79任首相的细川护熙，正是这一家如今的家督。
从寺社经济到城下町经济
从城市发展角度看，早期商业中心一般都是宗教场所。在商品经济匮乏的年代，只有祭祀礼拜才能聚起更多民众，乃至形成商业街，北京隆福寺、上海城隍庙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日本也不外乎如此。古代经济中心均是神社与寺庙，各大寺社进而对来往商人收取租金，进而占山为王，在地方形成独自势力。如今著名的严岛神社、伊势神宫、比叡山在古代均是响当当的小型诸侯。进入战国时代（1467-1573），佛教本愿寺甚至在近畿地区（以京都、奈良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建立起庞大的势力，俨然为一方大名。
但在战国风云儿织田信长（1534-1582）以后，“乐市乐座”（自由市场）政策得到广泛推广，商人在城池外做生意有着更多优惠，寺社经济逐步没落，以城下町为主的经济得以兴起。
在熊本城建设之中，加藤清正将原商人群体移到城下町居住，这就形成了古町，每一町都会有一座寺庙，一来可以继续作为宗教场所吸引百姓，二来可以充当军备与治安中心。随着居民逐步涌入，古町逐渐扩展开来，乃至于下层武士宅院杂居在一起，形成新町。武士与百姓居然能生活在同一町内，这在身份制度极为严苛的江户时代也是一大特例了。
除去杂居在新町的武士之外，上层武士基本上居住在东部山崎到高田原一带，而由于加藤清正收留了在关原之战中战败的小西行长家臣，还在北部丘陵兴建了京町给他们居住。
与其他城市相比，熊本在江户时代是一座一直扩张的城市。在细川忠利入主熊本之后，立刻开始增筑本丸，进而开辟二之丸、三之丸等外城，直到1830年代，熊本依然在段山一代修筑城墙与橹。到幕末为止，不算中间曾经历火灾的森本橹，橹的数量增加到62座之多，这在日本城池历史上也属罕见。
从地方领地变为中央用地
随着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与明治维新开始，熊本藩作为倒幕藩获利颇丰，不仅保住身家地位、成为华族，更保住原有领土，成为新设的熊本藩知事。这一时期，日本中央政府虽然消灭了幕府系统，却暂时无力更改中央统治地方的模式，各藩藩知事只能由原藩主继续担任，直到1872年废藩置县彻底完成才算结束。
为了向新中央政府表忠心，日本各藩纷纷表示愿意拆毁城池，以示自己不会据城反叛。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江户幕府“御三藩”之尾张藩藩主德川庆胜，他作为德川家至亲之人，不仅随倒幕军队攻克江户城，还在1870年主动拆毁城池防务，只留下天守阁等几个零星建筑。
熊本城1874年
熊本藩也出现了拆城呼声。藩知事细川护久认为，城池无非是“战国旧物”、“无用赘物”，在封建制度瓦解之际，应该与尾张藩这种进步人士站在一起，主动将巨城予以拆除；然而前熊本藩知事细川韶邦却不愿意拆毁，认为旧城对明治新政府也依然能起到作用。新旧两位藩知事意见向左，一时难分高下，其中又夹杂藩内派系争斗，局面进一步混乱起来。
正在两种理念争执不下，1871年明治政府决定在熊本城设立镇西镇台，这就使得城池从地方政府的行政用地变成了中央政府的军事用地，即便想拆毁也要通过中央政府同意，拆城一事便无从再提。经过商议，细川家两派共同决定在将城池上交中央的基础上，开放熊本城给一般市民游览。
熊本城护城河
1873年1月，日本颁布太政官令《全国城郭存废处分与营地灯撰定方式》，里面将旧城池分为“存城”、“废城”两类，而熊本城正处于“存城”之列，镇西镇台也改组为熊本镇台（第六军管区）。1875年熊本城二之丸建立步兵第13连队部，1886年建立步兵第23连队，1888年，该两联队与小仓、福冈两个联队合并，最终改组为日本陆军第6师团。
进入熊本镇台之后，第一任司令桐野利秋中将对熊本城附近做了一些调整，拆除一些老旧箭楼，破坏西出丸外城墙以缓解交通压力。但在西南战争之前，熊本城天守阁与本丸御殿等核心建筑群并未受损，这也体现了新政府对旧城池的一种尊重。
虽然当时针对熊本城存废议论颇多，但明治政府最终意识到，在废除封建时代地方势力的同时，也要对原有财产加以灵活运用，以法令形式统一到中央政府旗下，这样才能物尽其能，在短时间内凝聚起最大力量。对于蕞尔小国日本，这也是明治维新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神风连之乱
早在幕府末期，熊本城就出现了较为进步的思想家横井小楠，认为比起朱子学这类单纯追求精神思想的学问，更应学习治国安民的实用之学，因而形成“实学党”，这就与熊本藩校的“学校党”产生巨大矛盾。但除去这两拨人以外，还有“勤王党”存在，他们干脆否定外来儒学的正统性，强调国学与神道在教育中的地位，其中最为激进者结成“敬神党”，对明治新政府抱有很强敌意。
就在这时，新政府却做了一件让旧武士更加不满的事情。
由于1873年围绕征韩论出现纷争，日本明治维新元老西乡隆盛宣布下野，带走了五名参议（包括他本人）与600多名各级军官。西乡隆盛离开象征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参议内阁制度崩溃，不过政敌大久保利通却借机组建内务省，等于在所有部门之上架设了一个“发改委”，主管全国各项改革工作，发布了学制改革、地租改正、征兵令等一系列维新政策。
1876年3月与8月，政府分别发布两项法令：废刀令与金禄公债。
废刀令之中，规定除了警察与军人之外，只有穿着仪式礼服之人可以带刀；所谓金禄公债，就是将明治维新初期制定的武士工资以国债形式一笔买断。前者等于废除了日本武士引以为豪的佩刀特权，后者则巧妙地将武士俸禄转化为债务、为崭新的金融秩序打下了基础。
然而对于底层武士而言，由于位阶太低，只能拿到数百日元债券，而且至少还要等上30年之久才能兑现。在生计逼迫下，大量底层武士贱卖手中债权，这就使得资本家与高级武士有机会对他们进行二次剥削，而这些昔日自傲的武士，也逐渐失去特权，成为一介平民。
在大久保利通看来，这种改革自然合理。以1875年为例，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约为5072万日元，而武士俸禄支出却高达1800万日元，将近三分之一。中央政府不可能一直养着并无大用的武士阶层，废除身份制度在所难免，然而任何改革都要有其成本，有些成本可以用金钱弥补，但在明治初年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局下，成本就转化为社会动乱。
这场动乱，首先爆发于熊本。
1876年10月24日深夜，熊本藩“敬神党”成员170余人聚集起来，他们在头部系上白布条，写上“胜”字，在首领太田黑伴雄率领下举刀进攻熊本县厅、熊本城与各大高官宅邸。由于猝不及防，“敬神党”成功刺杀熊本镇台司令长官种田政明少将、熊本县令安冈良亮等高官，敢死队进而突入炮兵第6大队与步兵第13联队阵营。
但毕竟旧武士人数太少，到10月25日清晨，熊本镇台参谋儿玉源太郎下令打开军火库，为军队配发实弹，占据熊本城制高点狙击“敬神党”。首领太田黑伴雄受伤脱队，最终在附近的民家自杀身亡。最终170余人中，死者124人，其余50人遭到逮捕，大部分遭斩首。
由于“敬神党”笃信神道，认为可以唤起“神风”相助，因而外人称之为“神风连”。“神风连之乱”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就在10月底，福冈县秋月地区与山口县荻城的旧武士为了响应武士动乱，也纷纷揭起反旗。1876年这三起小规模动乱虽然都遭平定，武士权利却依旧无法得以保证，于是在1877年，日本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
熊本城之战
2003年美国电影《最后的武士》中，决战场景是渡边谦饰演的胜本骑上战马、挥动战刀冲向新政府军，以示旧军队虽然被新军队所淘汰，但其武士精神依旧存续下来。作为剧本，这种描写方式自然很为成功，但作为历史而言，这一描写却与胜本原型——西乡隆盛差距甚远。
1873年征韩论事件下野之后，西乡隆盛回到老家鹿儿岛过起了平淡的生活。但他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界，便在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支持下，开设幼年学校、枪队学校、炮队学校三家学校，其中枪队与炮队学校统称为“私学校”。
西乡隆盛开校本意是招募教育旧武士子弟，帮助他们考上陆军士官学校，进而获得军职，以重振武士家风。然而就在1876年废刀令与金禄公债政策实行之后，尤其是在“神风连之乱”爆发之后，私学校立刻聚集了大量激进武士子弟，自发谋划起反叛事宜。
1877年1月29日，明治政府派遣军舰“赤龙丸”从鹿儿岛县陆军炮兵工厂转移新式后装枪生产设备去大阪兵工厂。由于后装枪最早是由萨摩藩（鹿儿岛县）引入日本并加以国产化生产，鹿儿岛旧武士便认为这座兵工厂与设备乃是私产，转移行为也被看作是要剥夺鹿儿岛县军力。愤怒之下，大批私学校学生冲入鹿儿岛草牟田陆军火药库抢劫武器，随后引发鹿儿岛市全城骚乱。
西乡隆盛正在打猎，而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说“完了”。对于这句“完了”，史家有两项解读：一种是觉得私学校人马行事草率，激化与中央关系，破坏了稳定局面；另一种是西乡隆盛早就想反对中央政府，觉得居然没能抢到更多军备，对他的谋反大计有所影响。
关于西乡隆盛是否蓄意谋反，这件事一直是个谜团。一方面他的确在给桂久武（荻之乱首领）的书信中写道“我一旦起事必会震惊天下”，一方面却又在亲信劝反时分表示“你们不顾管教学生之职务，意欲何为？”而且从时局分析，西乡隆盛不可能对大久保利通的政策全无不满，却也不可能处心积虑挑起事端。当时西乡隆盛究竟是何心态，恐怕也只能留给史家揣测了。
不管西乡隆盛是主动出战，还是被绑上战车，抑或是两者都有，2月4日，西乡隆盛与私学校主要成员聚集一处商讨对策；8日，以私学校人马为中心，西乡军编成7个大队1.4万人；14日西乡隆盛组织一场阅兵式，并在15日旋即北上行军。
由于明治维新的中央集权政策推行很为成功，九州物资中心已从长崎、博多、福冈、鹿儿岛等多地转而集中于熊本、小仓两大都市，西乡隆盛便把第一目标定在熊本城。而且从地理来看，只要夺取熊本，不仅能够夺取镇西镇台的全部给养，更是掐住了九州岛的脖子，进可以进取福冈、小仓，退可以把握九州腹地。
就在西乡军总攻击3天前，2月19日晚11点，熊本城内突然燃起大火，伴随强劲风势，熊本城两座天守阁旋即烧毁，城池大部倒塌，只是零星剩下几座橹（箭楼）、城门、塀等13处遗迹。
关于火灾原因，熊本城官方网站的说法是“最为有说服力的说法是（步兵第13连队）司令长官谷干城为了激励让士兵有守城觉悟而将落后于时代的天守阁烧毁，参谋儿玉源太郎继而执行放火命令。”的确，天守阁这种建筑古代有着瞭望楼性质，但在近代望远镜大加发展的情况下，实际作用已然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其庞大体型却又容易成为火炮靶子，进而容易引发坍塌，在战时动摇军心。对比西乡军1.4万人，当时的熊本镇台只有区区4000人之众，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也并非不可能。不过除去上述“自烧说”之外，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厨房失火所致，还有人认为是西乡军所为。
其实无论“自烧说”是否成立，这一坚壁清野之举也并未真正派上用场，因为西乡军一共只有不到60门小型炮，炮兵也不过区区200人，对于攻城而言并不算强大火力。1877年2月22日凌晨，西乡军7个大队1.4万人强攻熊本，虽然外围部队击退了官军第14联队（联队长乃木希典），还夺取了联队旗，但熊本坚城却始终无法拿下。
虽然熊本城是旧时代城池，但由于布防合理，西乡军火炮又不足，战役等于是回到了半冷兵器时代，这对于守城一方来说自然占据优势。眼见强袭不成，西乡军派遣别动队准备奇袭九州北部小仓，但小仓别动队刚刚出发不久就遇到政府军，只得退回。
由于明治政府将新式后装枪的制作机器与工艺全部带到了大阪，西乡军主要步枪只有旧式前装枪，使得西乡军战斗力大幅下降。熊本城内官军虽然只有4000人，却凭借优势武器与坚固城池与西乡隆盛继续鏖战。在这场战役之中，江户时代熊本城下町遭到毁灭打击，目前除去熊本城西部的古町、新町一带之外，江户遗风已经不复存在。
2月25日开始，西乡隆盛留下3000人继续围攻熊本城，主力部队转而与官军援军作战，但一来在田原坂、吉次岭鏖战（3月1日-20日）中失利，紧接着3月25日，官军黑田清隆中将派遣4个别动旅团渡海从熊本南部、水俣北部的八代地区登陆，形成所谓“冲背军”，切断西乡军补给线。战况随之一变，西乡隆盛只好解除熊本城之围，4月13日，“冲背军”进入熊本城。
经历熊本城败绩，西乡军再未重振旗鼓：6月24日，政府军攻入宫崎县都城；8月15日又在宫崎腹地消灭西乡军主力，西乡军被迫越过山地回到鹿儿岛，坚守不战；9月24日政府军总攻西乡军最后据点——城山，西乡隆盛亲自率军反攻，力战不敌，便要求属下为自己介错，走完了悲壮的一生。
应该说，西南战争带走了士族最后一丝希望，也将幕府时代旧意识扫除干净。战争虽然遗恨数年，却为日本新秩序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西南战争至今，日本再未有过内战，旧士族也从追求恢复武士荣耀，转而争取民众权利，形成“自由民权运动”先声。而九州、四国一带民间政治家也最终在1890年开设议会以后登堂入室，成为议员。
至于西乡隆盛本人，虽然因反叛而被褫夺爵位封号，但为了让国内不再起动乱，1888年2月11日，明治天皇特地开恩将其赦免，这使得西南战争如同美国南北战争一样，成为没有败者的战争。不仅如此，政府还为他在上野公园兴建了一座巨型铜像。
尾声：熊本再兴
熊本城的前世今生不仅展现了一个城市在不同时代的生存模式，也折射出日本近世与近代的发展轨迹。谁也不会想到，以勇猛之熊而兴起的熊本，却也是南京大屠杀主犯——第6师团的兵源地。战败之后，当时的第6师团长谷寿夫也在南京被判处死刑，这一段历史恐怕也是与熊本有关的最为黑暗的一段时光。
1960年，即熊本筑城350周年之际，熊本市政府宣布对熊本城进行外观复原，集资1.8亿日元重建两座天守阁与平橹、塀等建筑；2007年熊本市再度出资复原西出丸塀、南大手门等建筑。这便形成了如今的旅游胜地熊本城。
1889年7月28日，熊本县西部也遇到过一次里氏6.3级地震，全县有20人罹难，239栋建筑倒塌。当时的第6师团本部熊本城也受到损害，本部石墙、火药库、炮台都不同程度受到损害，熊本市内也引发了一阵巨大恐慌。但除去第6师团出面救灾以外，当时救灾防灾意识较差的日本并未组织起有效的防灾措施。时间过了127年，熊本又一次遭遇同样地震，衷心希望这一次熊本能够尽快走出地震阴霾，重新以“熊本熊”的笑容迎接各地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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