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几位画家放在一起来谈，只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所画的一批作品颇有相近之处。我指的是基斯·凡东根的《歌唱的莫德加斯科》（1908）和《俄罗斯歌剧季节的回忆》（1909），弗朗迪塞克·库普卡的《舞蹈家》（1907）和《颜色的平面，大裸女》（1909），埃米尔·诺尔德的《尽情跳舞的孩子们》（1909）、《围着金牛犊跳舞》（1910）和《烛光舞会》（1912）。
这些画中女人的姿势动作都那么狂野，色彩都那么强烈，情感也都得到极度宣泄。凡东根是野兽派，但清楚地显露出表现主义的气质；诺尔德是表现主义画家，画法却颇得力于野兽派；库普卡此时则大概从两者都有获益。
▲ 诺尔德《尽情跳舞的孩子们》
他们使我联想到马蒂斯。色彩的解放是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讲得夸张点儿，是一场叛乱或一场暴动，可能带来强大的破坏作用。但是马蒂斯与他野兽派里稍年轻的追随者意趣并不相同，与别的受野兽派影响的画家区别也很明显。他的女人和这三位画家的女人都喜欢跳舞，可她们被安排跳的不是同一场舞。
马蒂斯总的来说是想通过色彩的解放为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秩序，虽然个别时候难免也让不习惯的人有点儿不舒服，例如《戴帽子的夫人》和《绿色的条纹》，然而其本意并不在此。而别的同样致力于色彩解放的画家则好像是抓住他这一点予以特别放大，色彩成了他们直接颠覆世界现有秩序及显示自我的手段。马蒂斯与表现主义是无缘的，说穿了他根本没有把社会之类的东西放在眼里。
▲ 凡东根《女杂技演员》
再来看凡东根的《一位女子的身姿》（1905）、《裸女》（1907）、《玛丽亚》（1907-1910）、《女杂技演员》（1910）、《吉普赛人》（1910-1911）等，人物都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但能感觉到假若她们动作起来，也会像《舞蹈家》和《颜色的平面，大裸女》中一样暴虐可怕。这个时候的凡东根脑后肯定是有反骨的，所画的大多是那些为社会所激怒或试图激怒社会的女人。她们有点像蒙克画的“吸血鬼”，但凡东根不再像蒙克那样以承受者自居，而是站到那些女人的一边，与她们融为一体。
凡东根承袭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夫人》和《绿色的条纹》，画出了以主动、强势姿态出现的作为主体的女性，说得上是对美术史的重要贡献。这也许可以追溯到卡萨特的《包厢里戴珍珠项链的女人》等，但那里她们的身份是在中产阶级以上，有种优雅高贵的气质，凡东根的女人则一变成为粗放不羁的底层人物。
▲ 库普卡《深红》
与此相类似的是库普卡的女人，她们肆无忌惮，独往独来，像是光天化日下的裸奔者。画家在《浴女》（1906）、《加利安少女》（1906）、《深红》（1908）和《口红》（1908）中描绘的女人也有这种趋势。虽然这些作品只是在他成为抽象派画家之前一个短暂时期的产物。
▲ 诺尔德《女人们与一个小丑》
诺尔德的女人则是沿着蒙克、鲁奥的路走来的。但在那两位的笔下，这些女人尚且蓄势未发，或者受到抑制，现在她们则完全为所欲为了——正是从野兽派那里借得了武器。其实鲁奥已经具有野兽派的特色，但他是节制的，内敛的，其程度比马蒂斯尤甚；马蒂斯是因快乐而节制，他则是因痛苦而内敛。相比之下，诺尔德的画更癫狂，更混乱，更污浊，稍晚的《女人们与一个小丑》（1917）、《舞蹈》（1920）同样如此。看诺尔德的画，似乎世界末日已经降临，有点像鲁奥与恩索的混合。也可以说是鲁奥的妓女们忽然激动了，爆发了，她们控制并破坏了一切。
▲ 凡东根《玛丽亚》
凡东根及库普卡画的是“我就是这样的人”，诺尔德画的是“我遇到这样的人”。讲得更明确些，前者画的是“我”；后者画的是“她”——是自己之外的，压迫摧残自己的人。凡东根及库普卡的女人与环境格格不入，从环境中凸现出来；诺尔德的女人则是环境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环境如此堕落的原因所在。凡东根及库普卡画的是张扬；而诺尔德画的是承受，乃至不堪忍受——这些女人并不传达画家的情绪，对她们的反应才是画家的情绪。
原标题《凡东根、库普卡和诺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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