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列有多位明代藩王，所列第一位就是周定王朱橚，以及他的六世孙朱睦?，由此可见，周藩在明代藏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周藩中跟藏书刻书有关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位，那就是朱橚的嫡子朱有燉。
明周王府大半沉在了水下
台湾“中央图书馆”所编《标点善本题跋集录》中收有朱有燉所撰《牡丹百咏》，陈鳣在该书的跋语中称：“明周宪王有燉为周定王长子，高皇帝孙，洪熙元年袭封，史称定王。好学能辞赋，尝作《元宫词》百章。以国土夷旷，庶草蕃芜，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余种，绘图疏之，名《救荒本草》。辟东书堂以教世子，长史刘淳为之师。宪王遭世隆平，奉藩多暇，勤学好古，尝集名迹，手自临摹勒石，名《东书堂百帖》，历代重之。著有《诚斋录》《新录》，尤工乐府、传奇，中原弦索多用之，李景文诗云‘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牛左史诗云‘唱彻宪王新乐府，不知明月下樊楼’是也。”
东侧门
这里所说的朱宪王就是朱有燉，而有燉乃是朱橚的长子。洪熙元年，朱橚去世后，有燉袭封为周王，而陈鳣在这里说有燉袭封的乃是其父的定王，显然是一种笔误，因为定王乃是朱橚的封号，而朱有燉则是宪王。陈鳣又说，有燉喜欢词赋，并且作了百章《元宫词》，这也是一种笔误，因为作《元宫词》者，乃是其父朱橚，因为该书有作者朱橚的自序：“永乐元年钦赐予家一老妪，年七十矣，乃元后之乳姆。女常居宫中，知元旧事，闲尝访之，备陈其事。故予诗百篇皆元宫中实事，亦有史未曾载，外人不得而知者。”
皇宫复原图
朱橚在自序中称，永乐元年皇帝赐给其家一位老妇，此妇以年七十，原本是元朝宫中皇后的奶妈，也因为如此，了解很多元朝宫廷之事，朱橚与她聊天中，把这些掌故都记了下来，而后写成了百章《元宫词》。该序的落款为“永乐四年春二月朔日”，然他的长子朱有燉出生于洪武十二年，如此算起来，这时的朱有燉年方二十，似乎难以写出百章《元宫词》，更何况《明史·周定王传》中有：“橚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明确点出宫词的作者是朱橚，而非其子有燉。显然，陈鳣将这父子两人的事迹混为一谈了。
北宋开封城沙盘
同时陈鳣又把朱橚的另一部著作《救荒本草》也安在了朱有燉的头上。显然，陈鳣将周定王与周宪王两人的事迹混合在了一起，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呢？其实本源不在他。清初之时，钱谦益所撰《列朝诗集小传》风行天下，而钱在该书中就将《元宫词》的作者指认为周宪王，并且在《元宫词》的小注中说：“万历中，都人刘效祖序云周恭王所撰，恭王受封在世庙时，传写之误也。”
此前的刘效祖则认为《元宫词》的作者乃是周恭王，钱谦益指出了这个错误，只是他在指错的同时，自己又犯了另一个错。如此推论起来，陈鳣的这种混淆应当是本自钱谦益。其实在钱谦益的当世，就有人指出了钱的这个错误，王世贞在《明诗评》卷一中说：“《元宫词》百首，宛平刘效祖序称周恭王所撰，固缪。钱氏《列朝诗集》作周宪王，亦非也。”而王世贞则明确的将《元宫词》列在了朱橚的名定，看来，作为大藏书家的陈鳣未曾留意到王世贞已经更正过钱的这个失误。
由此前行
当然，写文章多了之后，总会百密一疏，作为大宗伯的钱谦益也难免，但问题是，作为藩王的朱橚，恐怕不能原谅钱的这个小失误，因为他的这几部书，也是耗了很大心血而成者，这件事还要从朱橚的生平聊起。
《明史·列传第四·诸王》中称：“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封吴王。七年，有司请置护卫于杭州。帝曰：‘钱塘财赋地，不可。’十一年改封周王，命与燕、楚、齐三王驻凤阳。十四年就藩开封，即宋故宫地为府。二十二年，橚弃其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使居京师，世子有燉理藩事。二十四年十二月敕归藩。建文初，以橚燕王母弟，颇疑惮之。橚亦时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佯狂去。橚次子汝南王有勲告变。帝使李景隆备边，道出汴，猝围王宫，执橚，窜蒙化，诸子并别徙。已，复召还京，锢之。”
简介
朱橚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洪武三年被封为吴王，几年之后，有臣提议让朱橚前往杭州就藩，但朱元璋认为，杭州一地乃是国家重要的财源，没有同意大臣们的这个提议，于是在洪武十一年，朱橚又改封为周王，几经转折，三年之后就藩于开封，而他所建藩王府就是在宋朝宫殿的基础之上。
朱元璋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各地，其重要目的是为了利用子弟兵来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但朱元璋为了防止这些儿子有夺权的非份之想，于是又要求他们不能轻易离开封地。但不知为什么，在洪武二十二年，朱橚却离开开封，私自前往凤阳，朱元璋得到消息后，大为生气，于是把他迁徙到了边远的云南，此后不久，又把他召到了京城，直到洪武二十四年底，才让他返回开封。
古碑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炆登基，是为建文帝，朱允炆乃是朱元璋的孙子，各地的藩王都成了建文帝的叔叔。朱允炆接受大臣的建议，开始了削藩，他将矛头重点指向了朱橚，因为朱橚跟燕王朱棣是同母兄弟。其实建文帝的猜疑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朱橚确实有造反的企图，但没想到的是朱橚的二儿子却大义灭亲，将父亲的企图举报给了皇帝，皇帝得信之后，不动声色的派大将带兵前往边界，在路过开封时，突然包围了藩王府，将朱橚逮捕，而后流放到了他处。朱橚的各个儿子也被分别流放，后来朱允炆还是不放心，又把朱橚押运到京城关了起来。
关于朱橚跟朱棣之间的关系，清刘献庭在《广阳杂记》中说：“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朱棣不是马皇后所生，他的母亲原本是元顺帝的妃子，所以朱棣在宫中另设神主来祭其母。
古物
如此推论起来，朱橚也是此妃所生。也正因为如此，兄弟二人关系十分密切，《明史·列传》又称：“成祖入南京，复爵，加禄五千石。永乐元年正月诏归其旧封，献颂九章及佾舞。明年来朝，献驺虞。帝悦，宴赐甚厚。以汴梁有河患，将改封洛阳。橚言汴堤固，无重劳民力。乃止。十四年疏辞所赐在城税课。十八年十月有告橚反者。帝察之有验。明年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词。橚顿首谢死罪。帝怜之，不复问。橚归国，献还三护卫。仁宗即位，加岁禄至二万石。”
朱棣夺取了政权之后，立即恢复了朱橚的爵位，同时增加了俸禄，而后朱橚回到了封地开封。初期兄弟二人关系处得相当好，朱棣不但给朱橚很多赏赐，同时考虑到开封时常受到黄河的要害，于是他将朱橚的封地，由开封改到了洛阳，但不知什么原因，朱橚不愿意去，他说开封的大堤很坚固，应该没有问题。朱棣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
高台上的龙亭
可是到了永乐十八年，有人举报朱橚谋反，朱棣立即派人查看，果真发现有这方面的迹象，于是他立即将朱橚召往京城，并且以举报之事来质问朱橚，朱橚承认了自己的企图，而朱棣念及兄弟之情，没有将其治罪，朱橚返回开封后，为了表明自己没有谋反之意，他把自己的卫队归还给了朝廷。
关于朱橚是否真的谋反，这件事无从查证，有些事也能说明这不过就是朱棣的神经过敏，明陈建在《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十五中说：“（永乐八年）十月，上闻周王橚于国中作殿祀太祖高皇帝，赐之玺书曰，礼，支子不祭皇祖，王国庙祀，则肇始于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庙，王今祀于国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礼，若不得为而为之，不可为孝。王其审礼而行，毋贻物议。”
侧殿
朱橚在他的藩王府内祭奠父亲朱元璋，朱棣听到了这件事后，立即给朱橚下了诏书。朱棣说按照规矩，祭奠太祖只能是朝廷的事，你是藩王，竟然也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僭越。连祭奠父亲都成了僭越，可见朱棣当了皇帝之后，更多的是考虑皇权，以前的兄弟之情已然不算什么了。
为什么朱棣突然不再相信他的这位同胞兄弟，无名氏的《金梁梦影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橚）甚著声誉，朝廷忌之。会有希旨谓开封有王者气，诏毁城南繁塔七层以厌之。”看来朱橚当时很有声望，正是他的声望引起了朝廷的戒备，有人跟皇帝说，开封有王者之气，朱棣于是下令毁掉开封城内的七层繁塔。张家路老师带我寻访周藩遗迹时告诉我，这座七层的宝塔被皇帝下令先是拆除了两层，后来还有人认为周藩的王气仍在，于是又将此塔除掉了两层，最后仅余三层像个墩子一样的塔。张老师说此塔仍在，可惜因为时间仓促，我没来得及前往一看。
准备表演“杯酒释兵权”
永乐帝对朱橚的戒备其实不仅如此，《如梦录》中还有如下的记载：“因周藩王气太盛……将银安殿拆毁，并将唱更楼及尊义门楼拆去，东华门禁不许开，四角石上俱用钉定，并令于门前推土作台。此土乃取郑州之土，经火炼熟，寸草不生。形家者言：毁银安殿所以去龙心，拆唱更楼所以去龙眼，定四角所以制龙爪，推土作台所以克水，使龙不能飞腾，禁东华门，谓之文官闭口，拆尊义门，谓之武将去头。”如此一次次的折腾，肯定对朱橚的心理有着很大影响，他应当厌倦了这种宫廷内的残酷斗争，于是把精力用在了著述方面。
有意思的是，朱橚的最重要作品乃是一部《救荒本草》，这部书的内容是朱橚经过具体的实践列出的，能够在发生灾荒之时，让老百姓可以食用的植物。明代藩王生活十分优裕，尤其极有名气的朱橚，虽然他屡受打击，却仍然得到了很多的赏赐，所以他不可能有饥荒的概念。但也有人说，这跟他曾经被贬到云南有一定的关系。可是作为皇亲的朱橚，即便如此，他研究可食用的植物，也决不是为了考虑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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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奇特的书呢？如前所言，他的手下卞同曾经该书写过序言，卞在此序中说：“周王殿下体仁遵义，孳孳为善，凡可以济人利物之事，无不留意。尝读孟子书，至于‘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因念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荑稗而已也。苟能知悉而载诸方册，俾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昌阳弃乌喙，因得以裨五谷之缺，则岂不为救荒之一助哉？于是购田夫野老得甲坼勾荫者四百余种，植于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仍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汇次为一帙，名曰《救荒本草》。”
龙亭内景
卞同说，朱橚这么做纯粹是出于善心，因为他在读孟子之书时有了恻隐之心，他觉得自然灾害总会造成人民的饥苦，于是他决定在没有粮食的时候，能够让百姓通过吃别的植物来救荒，但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食用，于是朱橚就从农夫手中购买各类种子，而后将这些种子种在自己的花园内，他亲自观察植物的生长，等到这些植物成熟之后，再命画工画成图像，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书。
门外
卞同在周王府内任左长史，他在此夸赞自己的主人朱橚，当然可以理解，其实卞同的所言也并非全是溢美之词，因为早在洪武年间，朱橚被贬到云南之时，就写过一部名为《袖珍方》的医书，朱橚在此书的序言中称：“予当弱冠之年，每念医药，可以救夭伤之命，可以延老疾之生，尝令集《保生余录》、《普济》等方……至洪武庚午，寓居滇阳，知彼夷方，山岚瘴虐，感疾者多，惜乎不毛之地，里无良医。由是收药诸方，得家传应效者，令本府良医，编类锓诸小板，分为四卷，方计三千七十七，门八十一。名曰《袖珍》。”看来，朱橚对医学的爱好在年轻时就已有之。
朱橚撰《普济方》一百六十八卷，清抄四库全书本
他在此前还写过两部医书，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普济方》，后来他迁徙到了云南，看到那里很多的土人得病后找不到良医，于是他就收集药方，写成了《袖珍方》。对于该书，陈清慧在《明代藩府刻书研究》中评价道：“《袖珍方》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共有81个门类3077个实用验方，可谓包罗齐全。并且此书的编纂也十分科学，分门别类，翻检便易，使用者能够因疾验授方，对方授药，非常便于应用。《袖珍方》一书由于刻印在云南，所以对于缓解当地缺医少药的现实境况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仅在明代就有十余次翻刻。而由于是袖珍小板，亦非常便于携带和赠送，这对于此书的传布和推广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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