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成立于清宣统元年，是中国有名的老馆之一。2008年，时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的李友仁先生来到北京，他带来了该馆的古籍善本目录，并请李致忠先生找几位相关专家来系统地审核和校订，于是，李先生分别找到了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先生、复旦大学的吴格先生，另外也找到了我，而后李先生对此作了相应的分工，由他本人审核经部，吴格先生和陈先行先生分别审核子部和集部，我则负责史部。几个月后，由李先生将每人的审核稿汇在一起，进行了统筹，同时由李先生写了篇序言，最后交还给李友仁馆长。
虽然我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却由此对云南馆的馆藏有了清晰的了解。就数量而言，该馆所藏善本并不特别多，但也足具特色，尤其该馆所藏的南诏时期写本与大理国书写刊刻之书，均为该馆所独有的品种，这样的重要文献他处难得一见。
云南省图正门
善本书目编纂完毕之后，李友仁馆长邀请我等四人前往昆明参加首发式及相应的研讨会，我因杂事耽搁未能成行，故而未曾亲睹这些重要的典籍，这个遗憾直到九年后才得以弥补。2017年3月，为了完成其中一部寻访专题稿，我从青海来到了昆明。此前的半个月，正赶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在此会上，我得以结识云南省图现任馆长王水乔先生，我向王馆讲到了自己准备前往昆明寻访之事，他很认真地看了我的寻访名单，而后告诉我，名单所列之处都没问题。其如此的爽快，令我大感高兴。
等我来到昆明时，再次见到了王馆，他赠送给我他的新作《云南藏书文化研究》。其实此书我早已买来拜读过了，只是未曾留意作者的名字，而今得到了这部赠书，立即明白王馆为什么对我寻访名单中所列之人如此的熟悉，原来他对这些前人都做过系统地专题研究。遇到这样的馆长，当然令我的寻访异常顺利。在王馆的安排下，我得以结识该馆古籍部主任计思诚老师，正是计老师带着我探访了多处昆明的历史遗迹。而我此次的昆明之行，则把参观云南省图书馆作为了最后的压轴戏。
巨大的观赏石
此次我所住酒店，距昆明省图的距离步行时间超不过三分钟，基本上就是住在了其正门旁不远处，这三天的寻访几乎每天都从该馆门口经过，而我对此馆印象最深者，则是其高大的楼体以及正前方那精致的花园。该馆处在昆明市中心最著名的游览之处——翠湖旁边，而翠湖恰是昆明市几百年来的文人荟萃之地。计主任告诉我，省馆在成立之初，馆舍处在翠湖中的一个小岛上。而后她特意带我到那里去看了那座古老的楼房。
为了让我得到更多的数据，计主任送给了我一本李友仁所著的《百年变迁：云南省图书馆1909~2009》。对于该馆的建立，此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清光绪十七年，云南府知府兼云南省盐法道道台陈灿、学台谭均培倡建经正书院并得到云贵总督王文韶的支持，1892年经正书院在昆明翠湖西北隅玉龙堆成立，它是清代云南最后一个官办书院。1909年11月14日，云南图书馆在这里成立。”
中国其他一些历史悠久的省馆，少有像云南省图书馆这样是由书院直接改造而来者，而其最初的馆舍也是占用书院的藏书楼。如此的文脉递传，也正是该馆的底蕴所在。
东巴文展览
前两天在路过省馆时，我看到临街的一面挂着很大的横幅，称该馆正在举办东巴文献展，我对此颇有好奇心，因为自己虽然仅藏有一册东巴文献，可是上面的那种像简笔画一样的文字让我特别好奇，我一直不能确定这种文字究竟是以怎样的顺序来进行阅读的，而今这里举办这样的专题展，我想在这里必然能够得到自己所不了解的知识。计主任告诉我，不要着急，等到参观该馆时，可以一并看这个展览。因此，在今日下午来到本馆后，我们首先前往大厅去看此展。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展览已经撤换，计主任马上问旁边的保安，保安说昨天下午是本次展览的最后一天，而该展正是今天上午才撤换。这个结果让我大感遗憾。计主任也诧异于展期为何如此之短，她印象中，该展只是三天前方才举办者，于是，她进一步打听到：因为东巴文献展中涉及到一些文物，而本馆担心文物受损，故将此展期压缩，由此让我错过了这次展览。
风格独特
而今仔细参观云南省图，到此时方明白，我每日路过之处，乃是该馆的侧门，而本馆的正门前也像一些重要机关一样，摆放着一块巨大的随形石。计主任说，该石“千锤万凿出深山”，当时为了运送这块巨石，还让估重不足的运输公司损坏了一台启重机。但我倒觉得，在馆前摆放这么一块造型奇特的巨石，的确给人以稳如泰山之感，这恰好跟后方高耸的楼体形成了力量钧衡。计主任告诉我，因为该馆占地面积有限，故只能把楼往高里建。
然而走入大堂，这座大概却不给人以拘束感，因为其敞阔的大厅，再加上装饰物布置得巧妙，反而让人有一种宏大空灵之感。此时的大堂中，还未撤换掉东巴文献展的告示牌，而这个展览的正题则是“圣灵之光”，这四个字恰好与该馆空灵的大堂形成了和谐的旋律，这让我想到了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说的那句——“有如梵阿灵上奏着的名曲”。
大堂之内
之后，计主任带着我参观了几层该馆的阅览室。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有很多人静悄悄地坐在阅览室中，心中就会本能地有一种极为舒坦的温暖，虽然我也知道，有的人在那里只是翻杂志、玩手机，甚至是忙着刷朋友圈，但不管怎么样，能在这红尘之中走入图书馆内，有如绿茶先生的那句谦辞——“在书丛中小站片刻”，我也同样觉得，这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这并不是单线地追求一种吾道不孤，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希望。虽然鲁迅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但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气话，只有希望在，人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如果把鲁迅还原成人来看，那他也像我等普罗大众一般，生活在希望的鼓舞之下。
阅览室
为了突出本地的特色文化，该馆专设有地方文献阅览室，而我对该室所藏之书也最感兴趣，当然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出于功利，因为我要写相关的寻访之旅，而有些历史文化名人的资料并不好查询，可是对于本地的前贤，地方文献中最容易查找得到。于是我进入此室，忘掉了自己只是来此走马观花，迅速地在长长的书架上浏览一番，而后找出一些有可能有用的资料，坐在那里翻看一过。
地方文献阅览室
地方文献
天遂人愿，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些相关人物的传记，以及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文章，这些书我当然不能带走，于是端起相机对此一一拍照，而相机所发出的响动，还是引起了里面其他读者的侧目。
这么多的研究著作
从中查到了史料
我觉得该馆最为独特的专藏乃是“普洱茶文化图书馆”，在如此巨大的图书馆内建起了馆中之馆，这倒是一种巧妙的架构方式，而云南的普洱茶在近十几年来风靡大江南北，每当朋友聚会时，如果不喝点这种茶，似乎就显得不够品味，可惜的是，我在这个方面也的的确确没有品味，因为我始终喝不出这种茶有何等的奇妙。无论品茶之人对我如何地启发与诱导，却始终不能让我入彀，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普洱茶文化图书馆的兴趣。有人评价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说他“凡汉皆好”，我倒是想在此，套用这句话来做个自评——凡书皆好，于是我走进了这间馆中之馆，一看究竟。
普洱茶文化图书馆
里面的情形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想，因为其一半的面积被布置成了茶座的模样，这让我怀疑自己走进了一间高雅的茶庄，好在其另一半面积摆着一排排的书架，而上面陈列的书，竟然全是跟普洱茶有关者，这让自诩看书无数的我，大为感慨，因为我从不知道出过这么多跟普洱茶有关的著述。隔行如隔山，在此又得到了一个实例。
一半茶一半书
在中国传统的文献中，与吃喝玩乐相关的著述一向流传不多，更何况这普洱茶仅是这方面文献中的一个小分支，以我的想象，这方面的文献应该极少。在如此少的原始资料下，能够创作出这么多的作品，看来很多事情真如俗语所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翻看这些精美之书，其实这些书大多也并不是谈茶史的文献，这只是我的思维定势而已，有许多书中谈到的都是如何品茶。
而今喝茶也成了一种庄重的仪式，这跟日本茶道鼻祖千利休所讲求的极简方式完全不同。依我看来，今人所讲求的喝茶方式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繁文缛节，我知道这种说法肯定会遭到爱茶人的痛斥，然我的固陋观念不会改变，因为我坚信千利休所讲求的茶道，方为喝茶的真谛，故而我觉得今人的讲求，更多者是在形式上做工夫，这显然有了数典忘祖之嫌。
更像是茶社
历史文献阅览室当然是我最为喜闻乐见之处，云南馆的该室布置得简洁大方，可能已是到了下班的时间，在这若大的阅览室内，仅有一位读者用专用机器，在阅读缩微胶片上的老报纸。前几天跟一帮朋友聚会时，还聊到老报纸的翻阅，确实很让爱书人焦心。北大的漆永祥老师说，他每次翻看民国老报纸，都会看到桌上和地上有一层的纸屑，这让他痛心不已，然而在专用机器上阅读老报纸的缩微胶片，却让他看得天旋地转，所以他一再建议馆方要换上最新式的阅读器，以此来解决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另一个角落
而云南馆的这种阅读器是否先进，我却并不了解，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在这上面观看善本，虽然我也知道，真正的善本书翻阅次数过多会受到损伤，但是在阅读器上看版本，却完全没有质感，这不仅仅是隔靴搔痒，更多者是让我得到的信息无法在脑海中与原书相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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