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虽然对文学创作审查严苛，却依然出版了3部鲁迅传记，分别是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竹内好的《鲁迅》和太宰治的《惜别》。
△ 鲁迅
3部著作各具特色，其中最受争议的当属太宰治的《惜别》。
01 「国策小说」
昭和十九年（1944）一月，太宰治参加完日本文学报国会召开的作品协议会后，便写下了近6页的《惜别》创作意图说明书并上交给文学报国会，表示愿为实现中日两国全面和平共处效力。
△ 昭和二十二年（1947）讲谈社刊行《惜别》改订版
一向不理会日本政治的太宰治的「政治意图发言」的行为似乎显得不寻常，而一直以来喜爱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作家竹内好、武田泰淳、鹤见俊介对太宰治表现出了失望的态度，他们共同认为文学作品之中如果夹杂了政治则会改变文学创作的原貌和意义，认为国策小说不应当归属于文学作品的行列。
△ 竹内好
另一方面，太宰治本人曾在《惜别》的后记中写道：
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我与竹内先生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但是，拜读竹内先生偶尔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做些「这很好」之类的评价，不知天高地厚，暗暗视他为很有希望的人。那本书的跋记载着这位支那文学的俊才似乎是从前就爱读我那不高明的小说这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实，我感到惶恐和脸红。而且，感奋于这奇缘，像少年一样鼓足勇气，开始了这项工作。
——《〈惜别〉后记》太宰治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太宰治的多部作品都曾遭到政府的删改与修正，很多作品不是被禁止发行，就是延期出版。大多数人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太宰治为了今后能顺利出版其他作品而向日本当局做出的妥协，也有人认为这是太宰治为了挽回津岛家在政界的影响力而做出的以文学换取政界支持的行为。
但不论是出自哪一方面的意图，太宰治的写作手法仍旧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个他，「难以掩饰自己的身影在作品中出现」，就像佐藤春夫评价他「自我意识过剩」一样，这在《惜别》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太宰治也讲明了他的创作意图。
我在最后想说的是，这份工作是作为太宰这样一名日本作家的责任，全部都是我自由书写的东西，情报局和报国会并没有提出任何让我注意或拘束的话语，而且就在我提交作品的时候，没有修改我的一字半句就顺利通过了。
——《〈惜别〉后记》太宰治
△ 昭和十九年（1944）年十二月，太宰治前往仙台取材，在取材笔记中，写下了关于《斜阳》的构想
02 《惜别》中的周树人
《惜别》的开篇以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回忆40年前的往事的形式展开，虚构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医师，在记者的来访下，回忆和鲁迅相处的点点滴滴。虽然发生的事件都是以鲁迅的真实经历为基准，但在内心情感的表达的过程中，却看到了太宰治的影子。
我最近是病人，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完全变成了孤独的鸟。自己怎么说也是清国的留学生，说起来还曾经力图怀有被特别选拔派遣的秀才那样的自豪感。但是被选中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的话，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其他选择。
——《惜别》太宰治
△ 太宰治
显然，这样的内心独白不像是有着「狂人」之称的鲁迅能说出来的话，但真正备受争议的是太宰治在作品中先是引用了鲁迅作品中的一节，接着使用自己为第一人称表述了自己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看法。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戈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摩罗诗力说》鲁迅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
——《惜别》太宰治
太宰治引用的这段文字和写作手法源自竹内好的《鲁迅》，二人都摘取了这部分的内容，并且做出了主观解读，太宰治与竹内好同属于一个时期的作家，《鲁迅》出版之后几乎成了研究鲁迅的必看之作，可日本文学界给予《惜别》的评价却不留情面，观点也近乎统一。
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之主观而捏造的鲁迅形象。
——竹内好
《惜别》中的鲁迅终究不外乎太宰治的「自我」。
——川端凑
且先不与文学界争论鲁迅和其作品到底具有怎样的含义，单纯从太宰治以自己为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说，展现个人对鲁迅及其文章的主观理解并不是一件过于自我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解读鲁迅的权利，只是角度不同。
太宰治在文学创作的态度上曾多次表明自己并不是为了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或将事情的原委展现得一清二楚，这样有违他自己的文学艺术追求，或许这样的文学态度正是人们喜爱或讨厌太宰治的主要原因吧。
佐藤文也 / 撰文
叶修 / 摄影 日本近代文学馆 / 供图
本文节选自《知日·太宰治：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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