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史上，崔子忠与陈洪绶齐名，时有“南陈北崔”之说。单国强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明清至近代》一书中称：“在晚明人物画家中，陈洪绶和崔子忠，是世所公认的突出代表。由于他们分别出生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当时即有'南陈北崔’之誉。这是中国人表彰杰出人物的习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艺术风格相同。”
关于这个并称的原始出处，有可能是徐沁《明画录》中的所言：“东坡论画，不求形似，至摹壁上灯影，得其神情，此特一时嬉笑之语。若夫造微入妙，形模为先，气韵精神，各极其变，如颊上三毛，传神阿堵，岂非酷求其似乎？至于传写古事，必合经史，衣冠器具，时各不同，吴、阎名手，尚不免仲由带木剑，明妃著帏帽之讥，况下此者乎？有明吴次翁一派，取法道元。平山滥觞，渐沦恶道。仇氏专工细密，不无流弊。近代北崔南陈，力追古法，所谓人物近不如古，非道论也。”
崔子忠《云中玉女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徐沁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北崔南陈”。然而与徐沁同时期的吴梅村有题刘源《凌烟阁图》一诗：“四十年来谁不朽？北有崔青蚓，南有陈章侯。崔也饿死值丧乱，维摩一卷兵间留，含牙白象贝多树，图成还记通都求。陈生落魄走酒肆，好摹伧父屠沽流。笑偿王妪钱十万，稗官戏墨行觚筹。”这首诗中也讲到了南陈北崔。这两篇文与诗究竟是谁先写出来，如今难以求证。
崔子忠和吴梅村、徐沁都是明末之人，可见崔、陈的并称在其当世就已流传甚广，这也足见两人的画名是何等之响亮。而孔尚任在《享金簿》中称：“莱阳崔子忠，号青蚓，人物称绝技。人欲得其画者，强之不肯。山斋佛壁则往往有焉。后竟以饿死。予得十八尊者一卷，笔意超迈，神气如生，每一尊者俱有自制小赞，字与画皆儒笔墨。”青蚓乃崔子忠之号，因其为北方人，而陈洪绶为南方人，故两人因地域之别，被称为“南陈北崔”。然从单国强主编之书的论述来看，二人的并称是从人物画的角度来论者。
相比较而言，自宋代之后，中国人物画与山水画比起来呈式微之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高居翰在其专著《山外山：晚明绘画》中有如下分析：“作为一种表达的工具，画家可以在山水画中创造各式各样的世界，同时，在山水世界当中，画家不仅能够体现个人广泛的理念和态度，也可以用来表达最复杂的意涵，而且，这些意涵的形成，只有一部分是仰赖山水形象本身所能激起的联想。反过来看，同样的观察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人物画和写真画也刚好在这几百年间衰落。”
崔子忠《藏云图轴》故宫博物院
高居翰从画家表达思想的自由度及内涵丰富与否这两方面作出了分析，认为山水画更容易表达复杂的内涵，人物画就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在人物和写真两种绘画当中，图画的表现力及意涵，比较受限于图像本身；想要随心所欲地运用古人风格，或是利用表现主义手法以彻底推陈出新，都比较困难。不但如此，人物画和写真画通常还具有一些特定的功能，而与山水画有所不同，比方说，用来追忆某某人士的影像，或是作为宗教画像或是作为说教故事的插图之用等等。诸如此类的功能，必然都会钳制画家，使其无法针对绘画的各种表现模式，进行自由探索；同时，也无法像山水画家一样，能够自由地开拓各种视觉隐喻手法。”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限制，使得人物画像的发展状况远不如山水画，而单国强主编之书对于人物画的衰落另有看法：“自文人画兴起之后，士大夫画家们醉心于山水、花鸟创作以怡情适性，而对人物画的创作则有所忽略。此外，在宋以后，宗教的狂热已逐渐减退，石窟开凿与寺观兴建，无论数量与规模都不及以前。人物画创作的社会需要，随着宗教的衰退，可以说失去了它最大的客户。基于以上原因，使明代的人物画创作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处于低潮状态。”
单国强认为人物画的衰落有两个原因，一是山水画的丰富表现力被文人画家所喜，二者则是宗教的衰落。然而这种状况到了晚明却有所改观，单国强将其称为小中兴：“直到晚明时，人物画才稍见重视，出现了丁云鹏、吴彬、陈洪绶、崔子忠、曾鲸、谢彬等人物肖像画家，似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兴’。”
沐浴在阳光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观呢？高居翰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物画一直局限在背景陪衬的地位，如今，到了晚明时期，人物画再度走向了台前。其原因在于，人物画的表现能力已经有所扩充，而且，其在功能上的限制，也有一部分被克服了。”如何出现了肖像画功能上的提升，高居翰在其专著中有如下解释：“写真画之所以突然而出人意表地在十七世纪当中，跃升至严肃艺术的层次，有可能是肇始于两股动力的汇合：一方面是由于此一时代的关注所在，越来越着重于个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欧洲传入中国的艺术创作手法，比起中国以前的绘画传统，都更加重视画中形象的个别特质。”
晚明时期人物画的复兴，是否真受西画传入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崔子忠人物画法的奇特性，单国强主编的专著则认为，崔乃是继承中国传统技法：“崔子忠所追求的奇古的表现，实际上是从明代前期宫廷画家和职业画家那里，获得对古老传统技法的继承，再加上其他某些文人的思想感情，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而在社会上，一些重要的收藏家开始关注人物画的重要性。高居翰在其专著中引用了以上徐沁在《明画录》中的所言，认为这段描述很重要，因为：“到了晚明时期，有些著作却很明显地对人物画及人物画家，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敬意。”一种绘画风气的流行，当然是跟那个时代有多位同题材画家的共同展现，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晚明人物画的中兴也必合此规律。高居翰点出了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四位人物画家：“促成晚明人物画复兴的大家主要有四，崔子忠和陈洪绶是其中较年轻的两位；另外两位较年长者，则是丁云鹏和吴彬。”
进村
朱彝尊曾在《陈洪绶传》的补引中，说过如下一段话：“予少时得洪绶画，辄惊喜，及观子忠所作，其人物怪伟略同，二子癖亦相似也。”朱彝尊说他在少年时很喜欢陈洪绶的人物画，后来又看到了崔子忠的人物作品，感觉两人风格很相像，所以他觉得崔子忠与陈洪绶在性格方面应该同样很相像，对于崔、陈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朱彝尊接着写道：“崇祯之季，京师号'南陈北崔’，若二子者，非孔子所称狂简者与？惜仅以其画传也。予友孙如铨，常师事子忠，道子忠二女皆善画，而洪绶妾胡净鬟亦能画花草云。”
朱彝尊的朋友孙如铨拜崔子忠为师，朱从孙那里了解到崔子忠的两个女儿也跟随父亲学画，朱还以此与陈洪绶的妾来类比，因为陈洪绶的小妾亦有绘画的本事。
继续赶路
关于崔子忠的生平事迹，《清史稿·列传》中仅有如下一段话：
子忠，一名丹，字道母，别号青蚓，山东莱阳人，寄籍顺天。为诸生，负异才。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士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以金帛请者不应，家居常绝食。史可法赠以马，售得金，呼友痛饮，一日而金尽。为诗古文，奥博奇崛。遭乱，走居土室中，遂穷饿以死。
《清史稿》中对崔子忠绘画成就的评价，应当是本自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的所言：
崔道母子忠，取法高古，布墨灵秀，意趣在晋唐之间，不袭宋元窠臼。所写人物，卓荦幽雅，士女娟妍静逸，均有林下风致。盖其笔墨之称重于艺林者，不在文、沈下也。画能脱尽窠臼，自然戞戞独造，不同凡笔。
看到了一家超市
关于崔子忠的师承，高居翰认为：“基本上，崔子忠系一位独立自主的画家，他的学习多来自专研及临摹高古人物画家之作，而非受教于任何业师。”然崔子忠是否曾拜董其昌为师题，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称：“崔子忠，号北海，山东人。崇祯癸酉董宗伯思白应宫詹之召，子忠游于其门，甚相器重，悬想倪迂高致，以意为《洗桐图》：貌云林着古衣冠，注视苍头盥树，具透迤宽博之概；双鬟捧古器随侍，娟好静秀，有林下风；文石磊砢，双桐扶疏。览之令人神洒，想其磅礴时，真气吞云梦者矣。子忠不惟善画，更以文学知名于时。”
在这里姜绍书仅说崔子忠“游于其门”，并未点明拜师之事，看来崔子忠在绘画方面有可能真的是自学成才。姜绍书又说崔子忠不仅有画才，在文学上也颇有名气益。崔子忠在京期间，曾经跟钱谦益有过两个月的交往，为此钱将崔写入了《列朝诗集小传》中，该传首先称：“崔秀才子忠。子忠，字道母，莱阳人。侨居都门，形容清古，言辞简质，望之不似今人。画亦法古，规模顾、陆、阎、吴遗迹，若范以下，不复措手。居京师阛中，蓬蒿翳然，凝尘满席。莳花养鱼，杳然遗世。兴至，则解衣盘礴。一妻二女，皆能点染设色，相与摩姿指示，共相娱悦，间出以贻知己。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也。”
按照钱谦益的说法，崔子忠的言谈举止都像很古人，崔的画也同样法古，他的一妻二女都会画画，一家人有着相同的爱好，想来也其乐融融。按理说，有着如此技能的崔子忠应当有安逸的生活，然而因为性格使然，他在京师的生活却颇为清苦，尽管有些朋友想办法来照顾他，他却不肯受这种嗟来之食，偶尔有庸俗的人拿着重金来买他的画，他就算饿着肚子，也会掉头就走。
一脸不解的老人
钱谦益还写道：“少为诸生，师事莱人宋继登。宋诸子及群从，皆与同学，而玫及应亨尤厚善。应亨署铨曹，属一选人以千金为崔君寿，道母笑曰：'若笑我贫，不出橐中装贻我，而使我居间受选人金。同学少年，尚不识崔子忠何等面目耶？’应亨愧谢而已。”
钱谦益说崔子忠在年轻时拜莱阳人宋继登为师，对于此事，宋磊在《崔子忠与老师宋继登及其家族关系的研究》一文中谈之颇详，而对于其家族，该文中简述道：“宋继登家族是科举世家。他的二弟宋继发、长子宋琮、三子宋玫、侄子宋瑀都是进士，父亲宋兆祥、三弟宋继澄、侄儿宋琏、宋瑚为举人，次子宋珵为岁贡，宋氏家族数代科名，为莱阳巨族。”
宋继登的儿子宋琮、宋玫都与崔子忠有密切交往，而宋玫在明天启五年考中了进士，后来做到了太常少卿、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等职。族人宋应亨乃是清代著名诗人宋琬之父，同时宋应亨也是宋继登的学生。如此论起来，宋玫、宋应亨和崔子忠都是同学关系，这帮同学后来大多考取了功名，惟独崔子忠却考运不佳。
注意到这是北崔格庄
天启五年宋应亨考中了进士，出任清丰知县，后升职为吏部文选司副郎，负责铨选官员，类似于当今组织部中负责提拔干部之官。此职虽然官阶不高，却位置重要，宋应亨惦记着自己未曾发达的老同学，于是借选官之机暗示某人给崔子忠送去千金，以此来作祝寿之礼。没想到的是，崔子忠拒绝了朋友的美意。
崔子忠不受嗟来之食则也罢了，然而他不肯给老同学宋玫画画，这点倒让人难以理解。钱谦益《小传》中载：“致君谏垣，数求其画，不予。诱而致之邸舍，谓曰：'更浃日不听出，则子之盎鱼盆树，且立枯矣。子将若何？’道母不得已，乃与画，画成别去，坐邻舍，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树石简处，须增润数笔’。玫欣然与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绝俗，皆此类也。”
宋玫在朝中任职时，曾向崔子忠求画，崔坚决不给。某天，宋玫借口有事，把崔骗入家中，而后恶作剧地说：如果你不给我画画，我就不让你出去，让你家养的鱼和种的花都死掉。崔不得已只好为其作画，画成之后离去，却并没有回家，而是坐在邻居的家中，派了个小孩去跟宋玫说，那幅画画得不完美，需要拿回来添加数笔。宋玫不知道是计，将画送过来，没想到崔子忠拿到画后立即将其撕碎，其做人之决绝的确令人咂舌。
钱谦益的《小传》中还谈到了他在京师与崔子忠交往的原因：“崇祯戊寅，余匏系都城，道母因漳浦刘履丁见余，履丁寓方阁老园池，去余舍一牛鸣地，有疏桐古木，前临雉堞，道母喜其肃闲，履丁去，遂徙居焉。晨夕过从者，凡两月。”
然而门楣上仅写着“崔格庄”
明崇祯十一年，钱谦益在京城，此时崔子忠通过刘履丁的介绍认识了钱谦益，刘履丁家的位置与钱谦益所住较近。刘家有很好的庭院，离京时就把房屋让给了崔子忠居住，为此崔与钱有了两个月的密切交往，让钱谦益了解到了崔子忠的才气，钱接着写道：
余放归，道母及华州郭宗昌送余报国寺古松下，余笑谓词馆诸公：'公等多玉笥门生，亦有如崔、郭两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士也。丙戍入燕，访道母所在，或曰道世尚在，或曰亡矣！已而知道母乱后依友人以居，家人尚数口，友人力不能供，而未忍言也。道母微知之，固辞而去，竟穷饿以死。是岁，郭亦辟闯贼之招，入华山，今尚在。
钱谦益返回家乡时，崔子忠和郭宗昌到报国寺为其送行，钱很夸赞这两位奇士。清顺治三年，钱谦益再次来到北京，又去找崔子忠，但已经没有人知道崔的下落，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后来终于打听到崔子忠曾经借在朋友家中，而朋友也不宽裕，崔不愿意拖累朋友，告辞而去，最后竟然因穷饿而死。
崔子忠为什么要穷困地住在北京呢？王崇简的《青箱堂诗文集》中有“都门三子传”，其中有一篇为“崔子忠传”，该传中写道：“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东平度州人。嘉隆时有仕至显官者，子补荫留京师，遂家焉，即其祖也。家故饶，万历时上供珠玉诸珍货，率佥京师富民办纳，中官勒抑，费不赀，复不时兴直，家以此中落。子忠为诸生，甚贫。于六经无不读，得诸戴礼者尤深。为文崛奥，动则千言，不加绳削而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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