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晋书》的概况，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称：“《晋书》记事，起于泰始元年（265年），迄予元熙二年（420年），含两晋4帝、东晋11帝共156年史事，并追叙晋室先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活动，还包括了大致跟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史事。《晋书》对于这样纷繁的历史格局，都能从容地表述出来，显示了唐初史家的组织力量和创造才能。《晋书》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写出了两晋历史的全貌，弥补了以往诸家晋史的缺憾。”而对于《晋书》的性质，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说：“贞观十年（636）修《隋书》纪传，开官修史书之先例，但调动人力不如修《晋书》之众。自修《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非官修不可，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史的一个转折点。”
由柴德赓的所讲可知，《晋书》的性质乃是官修，它是继《隋书》之后第二部官修史书，然其规模跟《隋书》比起来却大许多。既然是官修史书，当然属于集体成果，然该书作者的署名则是宰相房玄龄。
其实在唐代官修《晋书》之前，已经有了十几部私撰《晋书》，这些私撰《晋书》中，最有名的一部乃是南齐臧荣绪所撰《晋书》。岳纯之在《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始末考》一文中点到了这一点：“在众家'晋书’之中，也有囊括两晋、卷帙完整、内容较详细的纪传体全史，这就是南齐减荣绪撰《晋书》。该书设有纪、录、志、传四体，共一百一十卷。”
《东莱先生晋书详节》三十卷 明正德十一年建阳书户刘弘毅慎独斋刻十七史详节本
既然如此，那唐太宗为什么还要下令重修《晋书》呢？对于这个问题，后世从不同角度予以了解读，其中解读方式之一就是按照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的所言，他认为之前虽然已经有了18家修晋史者，但这18部《晋书》各有各的问题：“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荣绪烦而寡要，行思劳而少功，叔宁味同画饼，子云学堙涸流。处叔不预于中兴，法盛莫通乎创业。洎乎干、陆、曹、邓略记帝王，鸾、盛、广、松，才编载记，其文既野，其事罕有。”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在，所以唐太宗下令：“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
对于唐太宗讲述的这个理由，后世学者多有依从，唐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第二》中说：“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亦采用了晁公武所言的相似观点“贞观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晋史》未善，诏乔与褚遂良、许敬宗再加撰次，乃据减荣绪书增损之。”
关于唐太宗所称的18家，后世亦有考证，比如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认为其实有19家：“按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据志盖十九家，岂缘习氏书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
《晋书》一百三十卷 明万历六年周若年、丁孟嘉刻本
从这段叙述看，浦起龙比唐太宗的所言加上了习凿齿，为什么唐太宗的叙述中没有包括习凿齿呢？浦起龙猜测说，这有可能是习所撰的《汉晋春秋》以蜀国为正统，故不为唐代史官所取。而张大可、彭久松在《晋书》一文中则称：“从内容上，习氏之书上包东汉及三国，不专载晋史，这也当是未计入的一个原因。”
唐代史官认为习凿齿所撰的《汉晋春秋》不合主流观念也就罢了，但臧荣绪所撰的《晋书》却很完整，既然如此，那还为什么要重修一部新的晋史呢？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提出了相同的疑问：“若荣绪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各体具备，卷帙繁富谅有可观，即以垂世，有何不可？”但李宗邺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却说：“当时所谓十八家晋史，除掉南齐减荣绪的《晋书》一百一十卷稍微完整外，其它的并不能代表一朝的正史，因此确有重修的必要。”
瞿林东也持相类似的观点，他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中认为，唐以前所修的晋史虽然数量众多，但这些史书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其中有些属于未完成稿，如谢灵运、萧子显、沈约、庾铣等所撰；一是其中绝大多数所记非晋代全史，或只记西晋，或仅述东晋，或兼记两晋而不及其终，臧荣绪《晋书》是比较完整的晋史，但又未能包含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史。其后，唐初重修《晋书》而诸家晋史皆废而不传，这同它们本身的缺陷是相关的。”
关于臧荣绪所修《晋书》，范市兵在其硕士论文《<晋书>的编纂及其文献成就》中谈到了岳纯之的观点，岳先生认为臧荣绪的《晋书》不能列入正史，一是因为臧的身份，因为他“不是南齐史官”。二者，臧氏是一位隐士，这样的身份讲求的是自我完善，注重个人成就，而在李世民那里，他更关注的是家国天下，所以臧荣绪所撰《晋书》不符合唐初的政治需要。
《晋书》一百三十卷 宋刊元递修本
李世民下令编纂《晋书》的另一个原因，张大可、彭久松在其文中总结为“借古规今，垂示将来”。唐太宗下令修《晋书》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贞观十八年，二为贞观二十年。且无论哪种说法，这个时期的唐王朝政权已经巩固，那时天下太平，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却很大。
李世民有14个儿子，其中长孙皇后所生者有太子承乾、第四子李泰和第九子李治，原本李世民很喜欢太子，然而李承乾长大后却变得粗鄙荒唐，这令太宗大感不满，于是李泰有了“潜怀夺嫡之计”。在贞观十七年，太子谋反事发，李治在长孙无忌等人的支持下立为太子。此事卷进了很多位大臣，比如在贞观十七年，已经图形凌烟阁的功臣候君集和张亮以谋反罪被杀。这场危机搞得李世民身心疲惫，他想通过晋武帝“畏小忍而忘大孝”之事，来说明这种作法是违背了圣贤之道，同时李世民也通过写《晋书》来给自己废太子诛大臣找历史依据。
还有一件事可证，唐太宗对《晋书》的重视，《旧唐书·房玄龄传》中称：“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唐太宗竟然专门给《晋书》写了四篇传记，而他在《宣帝纪论》中直拆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的不臣行为，骂他们“前忠而后乱”。对于唐太宗亲笔撰写《宣帝纪论》的原因，张大可、彭久松在文中称：“这篇评论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一为自己的玄武门之变辩解。唐太宗把这一事变誉为周公诛管蔡，要史臣实录，书法不隐，与司马懿父子的鼠窃狗偷行为不可并论。二是劝诫臣下，不要效法司马懿父子，要修自身的令名。”
《晋书》一百三十卷附音义三卷 明万历二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
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在玄武门设埋伏，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而后被李渊任命为太子，此后不久他就成了唐太宗。对于这件事，其实李世民始终耿耿于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中称：“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联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联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唐太宗问房玄龄，为什么历史上史官给皇帝所作之记不让皇帝本人看？房玄龄解释说，因为史官大多秉笔直书，若皇帝看到后肯定会生气。但唐太宗号称自己跟以前的帝王不同，他想看国史的目的是想有责改之。谏议大夫朱子奢也劝唐太宗不要看史官所记，虽然皇上心胸开扩，但此例一破，后世子孙继皇位后也会这么干，如果继位之人赶不上当今皇上的圣明，那么史官记录下那些人的非善之举，岂不招来杀头之祸。
虽然有这样的劝慰，但还是不能阻止唐太宗要看《实录》之心。没办法房玄龄跟许敬宗只好把高祖《实录》和李世民本人的《实录》经过一番修润，而后呈现给李世民。但关于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这件事却写的十分隐讳，可见大臣们都知道李世民很忌讳这段历史。但李世民看后，却认为玄武门之变用不着用曲笔，他命大臣将这段事秉笔直书的改回来。
《晋书音义》三卷 元刻本
唐太宗究竟在不在乎六月四日这件事呢？至少李培栋认为：“六月四日事实系太宗圣德之累的一桩心病。人到晚年，征辽失利，转复卧病，回顾前尘，不能无憾，虽然把自己的第十三、十四子出继建成、元吉之后，聊以补憾，但也同时说明太宗致死于此事未能释怀。这时他重温司马氏之得天下，他又感到自己光明得多，获得新的慰解……这种对历史的无可奈何的敬畏感和借评论司马懿以浇自己胸中块磊的欲望，该是太宗晚年敕修《晋书》的又一动力。”（《<晋书>研究》）
对于唐太宗重修《晋书》的原因，陈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中指出：“唐代重修晋书特取张轨为同类陪宾，不以前凉、西凉列于载记，而于捌柒凉武昭王传中亦窜入'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魏为恒农太守’一节。”
昭陵博物馆内的房玄龄碑
此段话所言者，乃是李世民为自己寻找光荣的历史，因为《晋书》中把藩王李暠列为正统王朝，而后指出李唐王朝乃是李暠的正统传人。对于这件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已经提出了疑问：“张轨、李篙皆应入《载记》。因暠乃唐之先祖，不称名，改称其字，升入列传，于是聊援轨而进之以配暠耳。轨常称藩于晋，篙也遣使奉表建康。然彼皆割据一方，改元建号，尚得为晋臣乎？”但范市兵在其论文中则认为王鸣盛的质疑没有道理：“前凉张氏、西凉李氏出自汉人，与'五胡’不同，且奉使称臣于晋室，纳入《列传》并无不妥之处，不可归人僭伪政权。《晋书》能够区别对待，正是表现令狐德棻、敬播等在总其类的义例把关方面，还是比较严谨的。”
既然唐太宗命群臣撰写《晋书》包含了这么多的政治目的，那么这部官修的《晋书》究竟有没有史学价值呢？杜维运在其专著《中国史学史》中给出了如下公允的评价：“从唐太宗亲自撰写的《修晋书诏》，可以看出唐初修《晋书》，系出于史学的观念。以十八家晋史，虽有史料价值，却非符合实录的良史，难以与《史记》《汉书》一类的史籍相颉颃，以致下诏新撰，借备令典。这是不应抹杀的史学大业。至于政治上的鉴戒目的，应是居于其次的。”
房玄龄碑介绍牌
关于《晋书》的具体编纂人员，《旧唐书·房玄龄传》中称：“（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
此处提到分撰《晋书》者有8人，然《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则说：“（贞观十八年）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
此处称同修《晋书》者有18人，两篇传记中相差10人，而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则认为：“则'十一’二字衍，《新唐书》盖仍误本《旧唐书》而未及正也。”看来王鸣盛觉得8人才对。然范市兵在论文中却称：“王氏仅凭德棻、玄龄两传比较，而即下结论，有失偏颇。孤证不立，其实，《新唐书·艺文志二》《唐会要》卷63《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均载参预修《晋书》者名单是二十二人，只是姓名略有不同，太宗、房、褚除外，凡十九人。高似孙《史略》所举亦十九人，则令狐德棻之外，且有十八人。可见王鸣盛的见解属主观臆测，二十二人的编者团队是可信的。”
其实其他的文献中，有人认为比22人还多，比如许嘉璐在《<晋书>全译出版说明》中也称是22人，而后他又说道：“有人说于志宁、孔颖达、卢承基也参加了编修，加上李世民，有姓名可考共二十五人。”
碑的细部
但无论编纂《晋书》作者名字如何排列，其中都有房玄龄，而唐太宗正是下令房玄龄来主抓修《晋书》之事。关于房玄龄的生平，《新唐书》中称：“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人。父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玄龄幼警敏，贯综坟籍，善属文，书兼草隶。开皇中，天下混壹，皆谓隋祚方永，玄龄密白父曰：'上无功德，徒以周近亲，妄诛杀，攘神器有之，不为子孙立长久计，淆置嫡庶，竞侈僭，相倾阋，终当内相诛夷。视今虽平，其亡，跬可须也。’彦谦惊曰：'无妄言！’年十八，举进士。”
房玄龄在幼年就是好学之士，他的父亲在隋朝做官，但他却能看出隋朝不会长久，后来他见到了李世民，从此在秦王幕中做文书工作。房玄龄跟其他的同僚不同，他们每占领一座城池，那些同僚们都忙着抢钱财，唯有房玄龄却物色可用的人才。他的作为令李世民大为赞赏，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其中给李世民出主意者就是他跟杜如晦。《新唐书》中称：“太子将有变，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计事。事平，王为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为中书令。第功班赏，与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第一，进爵邗国公，食邑千三百户，馀皆次叙封拜。”
李世民当上了皇帝，而房玄龄为主要功臣之一，故唐太宗给他很高的封赏。而淮安王李神通乃是李世民的叔叔，他认为自己早在房玄龄之前就跟着李渊南征北战，而房玄龄仅是个文官，凭什么他的功劳排在自己前面。唐太宗很不留情面地讲述了李神通并不太光荣的历史，而后他把房玄龄比作汉高祖手下的萧何，他认为自己的奖赏没有什么不妥。这足见唐太宗对房玄龄是何等之看重，这也正是他安排房玄龄来主编《晋书》的原因之一。
于是，房玄龄就组织了《晋书》写作班子，关于这些人的具体分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五《正史类》中称：“贞观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晋史》未善，诏乔与褚遂良、许敬宗再加撰次，乃据臧荣绪书增损之。后又命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其类例。西晋四帝五十四年，东晋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氐、羌、鲜卑割据中原，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十六国，共成帝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例出于播。《天文》《律历》，淳风专之。”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