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更迭犹如历史的齿轮滚滚向前，从来没有停止过。
虽然王朝更替不断，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秉持未雨绸缪的态度予以继续发展下去，每每到了一个顶峰便开始衰落，直到衰落才想着补救的法子，最后苟延残喘至消亡。
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刘晏实施了一些改革，杨炎曾实施两税法；明朝张居正亦有改革，更不论当时经济水平遥遥领先的宋朝。
在“三冗三积”的背景之下，北宋也出现了王安石变法。反而这次变法之中除了司马光等于王安石站在对立面的顽固派之外，还有一个苏辙。
公元1061年，苏辙参与殿试。与其他考生不同，苏辙在殿试的策论试卷之上大讲宋仁宗的得失，言辞毫不委婉。本以为自己会因此落榜的苏辙，却不知道自己的答卷在考官之间引起了掀然大波。
司马光赏识他的才华将其视作第三等，而胡宿却认为他的言辞对宋仁宗不恭敬，一定要让他落榜。在争议中，宋仁宗得知此事，说道：
“以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
因为仁宗本人不介意，因此苏辙虽然没有名列前茅，却也步入了朝臣的行列。
宋神宗即位后，启用王安石变法以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当时王安石与苏辙都在三司条例司工作，王安石便说出青苗法与苏辙讨论，让苏辙将不好的地方说出。
然而苏辙却一通倒豆子般指出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甚至拿唐朝的刘晏理财说事。等他长篇说完之后，王安石一个月之内都没再讲过青苗法。
然而，当山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时，青苗法还是在全国推广开来了。苏辙见状，并没有如同其他人一般附和王安石，而是继续对其实行存疑。
王安石听了之后深吸一口气，表示要将苏辙治罪，幸好有陈升在一旁阻止，才让苏辙只是被贬到了河南。
苏辙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以被贬告终，而这并不是唯一一次。
王安石的变法严重触动了封建大地主及官僚的利益，致使最终被宋神宗罢免。虽然几年之后又被启用，但是他早已成了朝臣排挤的对象，于是只得辞官回去。
神宗去后，哲宗即位，但是因为年龄当时才九岁，大权便一直掌握在太后手中。高太后掌权之后，重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人士，并废除了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内容。
哲宗随着年岁慢慢长大，也将高太后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更是恨不得早日亲政，终于在他十七岁那年，掌握了手中的大权。
哲宗从小便对神宗崇拜有加，登基之后也是沿着神宗的步伐前进，这其中当然包括当初为了改变宋朝现状而实施的变法。
因此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新恢复王安石的变法。
然而当时位及宰相的苏辙却如此上疏：
“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在苏辙看来，从哲宗即位以来，废除了变法内容一切重归旧制，便是非常正确的做法。曾经神宗所做的错事在哲宗即位之后予以弥补拯救，这便是圣人的孝道。
不仅如此，苏辙在奏折中还写到：
“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
这段话表面是在写汉武帝征伐补休，导致国库空虚，于是从人民的身上掠夺财富，导致民众苦不堪言，差点造成动乱的出现。汉昭帝即位以后重用霍光，才让汉朝的情况逐渐好转，威胁去除。
实际上却是在说神宗在位之时乱折腾，所实行的变法不仅没有让民众获得好处，还加深了他们的痛苦。哲宗即位，应该向汉昭帝一样，改变父亲做下的错事，让社会回归正轨。
苏辙的上疏，让宋神宗和王安石几年来的努力全部被否定，还让哲宗莫名背上了恢复旧制的名声。哲宗看完大怒，直接将苏辙贬到了汝州，几月之后又多次贬谪，最终被雷州。虽然哲宗有心继续变革，但是之后的党派之争让王安石变法内容再无实施的可能。
说苏辙扼杀了大宋复兴的可能未免太过于独断，苏辙只是作为反对者之一写了一篇上疏而已。掐灭大宋复兴希望是假，惹怒了哲宗是真。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要想在当时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不仅有反对派的反对，其做法也只是为了谋求国家富裕而忽略了人民的需求，根本的矛盾没有解决。最重要的是王安石类似于金融的管控手段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太过于超前，以至于黄仁宇这样说道：
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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