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将胜利的红旗插到了柏林国会大厦主楼园顶上。从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经过1418个日日夜夜的奋战，苏联人民终于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影响最广泛和最深远的战争，是20世纪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之间进行空前规模的生死大搏斗。它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彻底失败和美中苏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它虽然未能完全、彻底地结束一个动荡和战争的旧时代（因为战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和几场局部战争仍然给世界带来一些动荡和不安），但是，它毕竟开辟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的时代，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转折点。而苏联卫国战争——在苏德战场上进行的、由苏联军民所抗击和歼灭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壮烈而瑰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以“雅尔塔体制”为基本特征的两极格局的终结，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2008年，世界各国人民迎来了这场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三周年，笔者试图从更高更新的角度、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去考察和认识苏联卫国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位和作用。
（一）苏联红军粉碎了“德国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主要在一些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出现的历史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在这三个法西斯国家中，又以德国法西斯最强大、凶恶和狡猾。纳粹德国曾经风靡一时，在1943年之前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要将日耳曼人的皮靴践踏全人类。
卫国战争时期宣传画：祖国母亲在召唤！
为了进行侵苏战争，纳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准备了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军队。截止1941年6月22日前，德军在苏联边境上集中了153个师和仆从国军队37个师，其中有19个坦克师、14个摩托化师。展开对苏作战的法西斯军队（含仆从国军队）共达550万人，装备了坦克和强击火炮4300辆，作战飞机4980架，火炮和迫击炮47200门、作战舰艇193艘以及其它许多技术装备。规模之大可谓史无前例，而与德军相比，苏联5个边境军区和3个海军舰队共编有170个师和2个旅，计268万人、1475辆新式КВ型和Т—34型坦克、37500门火炮和迫击炮、1540架新式作战飞机以及大量轻型坦克和旧式飞机。⑴苏联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支强敌，可以说，能否战而胜之，直接关系到苏联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命运。
1940年12月18日，纳粹“元首”希特勒批准了关于侵略苏联的第21号训令，即“巴巴罗萨计划”。计划要求：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以前，用闪电战击溃苏联，并且规定对苏战争必须在6个星期到2个月内结束。⑵在经过精心策划后，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30分，法西斯德国空军数千架战机呼啸着闯入苏联空域，划破了苏联领空的静谧，4000余辆德军坦克的履带碾过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数千公里的漫长边界，苏联卫国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为了苏维埃祖国，前进！”
在战争初期，虽然苏联红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然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联军队还是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法国学者亨利·米歇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指出，经过18天的战斗，“俄国人丢掉了2000车皮的军火，30万人被俘，损失火炮3000门、坦克1500辆和飞机2000架”。⑶但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并没有丧失信心和希望。在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苏联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法西斯。
1941年12月6日，苏军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在莫斯科转入了反攻。在苏军最高统帅部的高超指挥下，在苏军官兵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的打击下，再加上后方和美、英盟国的巨大支援和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支援与配合，在经历了半年来严峻的考验之后，红军在莫斯科城下使德国法西斯遭受了巨大的失败：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德军共损失了50多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大炮、1．5万余辆汽车和很多其它技术装备。法西斯军队遭受这样的失败是从未有过的，德军被从莫斯科向西赶出了150-300公里之遥！苏军收复了莫斯科州、加里宁州、图拉州、梁赞州的全部以及斯摩棱斯克州、奥廖尔州各一部，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莫斯科保卫战是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一次战略胜利。在苏联红军英勇顽强的打击下，“德国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不仅给苏联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而且，还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对苏联整个卫国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都产生了深远的、重大的影响。她向全世界宣告了希特勒对苏联实施“闪电战”计划的破产，改善了苏军的战略态势，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为苏德战场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苏德战场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
如果详细考察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那么，任何一个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会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苏德战场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苏联红军是歼灭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和决定性力量。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惨遭失败之后，被迫放弃了对苏联的全面进攻，于1942年夏季在苏德战场的南部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由保卢斯上将指挥的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受领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先后参加会战的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等仆从国军队。苏军最高统帅部于7月12日组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军东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和伏尔加河区舰队也先后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联军民竭尽所能、誓死防守、寸土不让，与德军展开逐街、逐巷、逐屋的反复争夺，表现出了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至1943年2月2日被围德军在凄风苦雪中走向覆灭，德军共损失150万人，占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遭到了自发动战争以来的最大失败。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集团被粉碎，标志着苏德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苏军从战略防御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夺得了战略主动权，并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苏联红军保卫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在1943年夏季，苏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又在库尔斯克地区重创德军，尤其是7月12日，苏军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与德军坦克部队在普罗霍罗夫卡地域的激烈交战，更是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坦克作战的经典：普罗霍罗夫卡，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别尔哥罗德州普罗霍罗夫卡区中心，位于库尔斯克以南和别尔哥罗德以北的重要铁路、公路枢纽，本来并非德军最重要的突击方向，然而，在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后，由于德军在主攻的奥博扬方向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和突击，最终导致普罗霍罗夫卡成为苏德两军坦克决战的战场。苏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同时，虽然未能一举打垮德军第2党卫装甲军，但苏联钢铁洪流粉碎了德军夺取普罗霍罗夫卡企图；在交战中，德军被击毙1万人，损失了约400辆坦克。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加快了军事科技的创新和军事思想的变革，开创了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的战役进攻样式，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德军损失了50多万人、坦克1500辆、火炮3000门以及飞机3700余架。⑷这次会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它有力地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宣传机关编造的苏军战略有所谓“季节性”，即苏军只能在冬季进攻的神话，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根本转折。从此之后，德国法西斯及其仆从国的处境江河日下，被迫在各个战区转入了战略防御，对战争的以后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斯大林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6周年的报告中所评价的那样：“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⑸
苏联坦克在进攻
随后，苏军又发起了第聂伯河战役，不仅消灭了德军的大量兵力，而且还收复了包括首府基辅在内的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大片土地。第聂伯河战役之后，苏军具备了在白俄罗斯境内实施进攻、完全收复右岸乌克兰、并在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顺利发展进攻的条件。德军企图阻止苏军前进的“东方壁垒”在大卢基甚至黑海的广阔战线上已被摧毁，将德军逐出苏联领土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从1941年6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不论从参战军队的数量来看还是从战争持续时间、紧张程度、规模和最终结果来看，苏德战场始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场。在苏德战场上，双方数百万军队在93﹪的时间有积极战斗行为。苏联红军所消灭的敌军士兵和武器的数量，要比联合国中其他25个国家所消灭的敌军总数还要多。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任何战场例如太平洋战场、北非及地中海战场等等，都没有如此紧张和残酷。
苏军强渡第聂伯河，于1943年11月6日解放基辅。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是在苏联大地上发生的。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苏联红军是歼灭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和决定性力量。由此可见，苏联卫国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甚伟。
然而，笔者在强调“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的同时，并没有轻视美、英盟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全面战争。在苏德战场这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外，还有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北非及地中海战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所开辟的欧洲第二战场等等。上述所有战场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盟军在军事上对苏联进行了有力援助。1943年7月10日，正值库尔斯克会战激战正酣之时，美、英盟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第一天就夺取了纵深为5-15公里的登陆场，希特勒被迫从苏德战场抽调兵力去意大利增援；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8月25日，在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的配合下，法国第2装甲师进入了巴黎，当天下午，法国勒克莱尔将军接受了德军的投降。从此，德国法西斯陷入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东西夹击的打击之中，加速了战争的进程和纳粹德国的覆亡。
苏联步兵跟随坦克攻击前进
除了在军事上直接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之外，美、英盟国还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作战飞机、航空汽油、坦克和自行火炮、汽车、铁轨及其他铁路物资、有色金属和金属切削机床等军用物资。贬低卫国战争期间美、英盟国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援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事实上，朱可夫元帅后来同作家西蒙诺夫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火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么多的弹药。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⑹
（三）苏联卫国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配合
1941年6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所进行的苏联卫国战争不仅消灭了德国法西斯，而且还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遥相呼应，彼此之间进行战略支援与配合，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正如胡锦涛主席于2005年5月8日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接见俄罗斯老战士代表戈沃罗夫、伊万诺夫、拉夫斯基等人时所指出的那样：“当年中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共同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民给予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⑺ 胡锦涛主席表示：苏联红军将士的英雄业绩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苏联红军举行盛大阅兵式。
事实上，早在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之前，苏联政府和人民就已经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当1937年7月7日，日寇“华北驻屯军”悍然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开始向我国领土纵深野蛮进攻而美、英等西方强国采取“中立”、“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同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意给予我国政府5000万美元贷款；1938年7月1日，中苏两国又商定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1939年6月13日，两国再次商定第三笔1·5亿美元的贷款；到了1940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总数为2亿美元的两笔贷款。⑻苏联除了以贷款的形式援助国民政府抗战以外，还派遣了一批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训练我国军队，并且直接派出了空军志愿队与我国空军并肩作战。就这样，在美国陈纳德“飞虎队”还远远没有来华参战之前，先后有2000多名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和兰州等城市的空战，苏联空军志愿队还多次轰炸了日寇的机场、车站、港口、仓库和舰艇等军事目标。据统计，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就击落了100余架日寇飞机，炸沉日寇舰艇70余艘。⑼在激烈的战斗中，包括战斗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轰炸机大队长拉赫莫诺夫在内的200余名俄罗斯青年也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洒在我国的万里碧空。
除了上述两种援华方式之外，苏联政府还向我国提供了大批军用物资。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为止的4年间，苏联向我国出售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0000余挺和1000余辆汽车。⑽这些极其宝贵的军用物资在输入我国之后，通过绵延数千里的甘（肃）新（疆）公路，经过兰州、西安等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战区，供给了我国政府和军队抗战之需。
除了援助国民政府抗战之外，苏联还通过共产国际这一渠道援助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正值武汉会战鏖战至白热化的时候，苏联通过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同志，送给中共中央30万美元的现款。对于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八路军各部来说，这笔现款无异于雪中送炭。1940年3月上旬，即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起的冬季攻势结束后不久，苏联政府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疗伤回国之际，“给我党若干资助（数目不详，据恩来讲数目不大），回国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到重庆”。⑾
上述种种都是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的史实，但反过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也给予了面临德、日法西斯东西夹击的苏联以有力的援助。1938年7月14日，日本关东军挑起了张鼓峰事件，遭到远东苏军的迎头痛击，日本法西斯的失败除了苏联红军的强大这一因素之外，还和日寇主力正在准备武汉会战有关。当张鼓峰事件爆发时，日寇在我国东北的兵力只有6个师团，面对人数多达20余师的远东苏军则明显处于劣势。这年8月，当正在张鼓峰与苏军作战的日本关东军向东京要求供应反坦克弹药时，却被陆军省驳回，因为甚至于11月的弹药生产额都已经预先分配给武汉会战之用了。⑿1939年夏天，日本关东军侵入诺门坎，同苏蒙军队交火。在历时三个多月的战斗中，日寇伤亡惨重。面对中国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战役中的英勇作战、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和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游击战斗的联合打击，顾此失彼的日寇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无奈之下被迫向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下达了命令：“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在满洲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坎尽力不扩大作战，筹划迅速结束之”。⒀这一史实也再次说明了中苏两国军队在战略上是互相支援的。
1940年底，崔可夫率军事代表团启程来华。临行时，斯大林指示崔可夫：“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⒁的确，由于中国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沉重打击和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日本方面也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指侵略苏联——笔者注）实际上办不到。所以，当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对于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根深蒂固，而且日寇还就是否对苏联作战这一问题连续六次召开了政府与大本营的联络恳谈会，但是，由于日寇的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导致日本侵略者始终无力配合德国法西斯的军事行动。苏联在得到日本放弃“北进”的情报之后，立即从远东驻军中调兵到西部，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随即以三个方面军、总数多达155万人的兵力向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援。”此时的关东军训练不足、武器缺乏，仅仅负隅顽抗了不到20天的时间，就在苏军摧枯拉朽的攻击下迅速土崩瓦解。
综观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恰如胡锦涛主席所言：在那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中，中苏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结下了生死与共的友谊。而苏联卫国战争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彼此之间进行战略支援与配合的关系，曾经担任苏联驻中国兰州总领事的列多夫斯基做了精彩的概括：“（假如）没有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日战争，苏联很难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同样，苏联人民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我们共同的胜利。”⒂
然而，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笔者不得不指出：苏联在援华抗战的同时，为了本国的民族利益，先后也做出了一些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侵犯中华民族主权利益的事情。1941年4月13日，苏联为了维护东部边境的安宁和避免两线作战，竟然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⒃虽然当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就《苏日中立条约》进行探询时，莫洛托夫表示：只要是中国继续抗日，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就不会改变。但是，就在中国人民以全中国为战场、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壮烈而瑰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时刻，苏联的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中华民族的主权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如邵力子先生所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打击“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⒄
为了维护苏联在我国新疆的权益，苏联同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了友好关系，盛世才甚至多次携家人去苏联治病和度假，并见到“各族人民领袖”斯大林。有一次，盛世才居然请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而斯大林竟表示：“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⒅从此，盛世才“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当1943年4月国民党军队进驻新疆从而恢复了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理时，竟引起了苏联的不满。随着美国驻迪化（即今乌鲁木齐）领事馆的正式开设和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穿越新疆，苏联召回了大批工作人员和驻哈密的红八团。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会议，就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联合国问题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协议。其中，美国与苏联就苏联对日本作战的条件达成了秘密协定。斯大林提出对日参战的条件时声称：“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美国满足了苏联的条件呢？“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⒆在满足了苏联所提出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等条件之后，“苏美英3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⒇由此可见，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的政策是具有双重性的：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利己主义并存；和平共处与一定程度上干涉内政共在。需着重指出的是，在我国举国上下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辛岁月中，在中苏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者。
纵观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苏联军民在后方及美、英盟国的巨大支援和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支援与配合下，粉碎了“德国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苏联红军则是歼灭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和决定性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苏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结下了生死与共的友谊。这是处于首位和主导地位的。但苏联在战争中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也是不争的史实。
备注：
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下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⑵、⒇：朱贵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240页、第634页。
⑶：（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0页。
⑷、⑸：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323页。
⑹：（俄）索科洛夫：《二战秘密档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80页。
⑺、⒂：《胡锦涛会见俄老战士强调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央视国际首页新闻频道中国新闻正文，2005年5月9日。
⑻：（苏）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⑼、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329页。
⑾：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⑿、⒀：转引自齐世荣：《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1版，第323页。
⒁：（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⒃：《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⒄、⒆：汪宇燕《苏联出兵东北始末》，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41页、第12页。
⒅：（俄）别列什科夫《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2月北京第1版，第340页。
作者：周欣，江苏省徐州市人，宁夏大学历史学系1988级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90级进修生，现系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建设路派出所民警。邮政编码：737104；联系电话：（0935）821492713830566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