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帝国的斜阳：城市的命运 和大多功成名就的作家回望和反思故乡的方式不同，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已经成为作家对童年、童年所处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一曲迷人哀歌。他深情而忧伤地唱出了自己内心丰富的诗情与美好，将伊斯坦布尔这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带到世界面前。
1952年出生的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整个成长时期，曾经作为古代三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已经日渐衰落为一片废墟之城。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曾经被福楼拜预言在下个世纪里将成为世界之都的伊斯坦布尔，经过几个世纪的衰败与破坏，与外界的隔绝日益加重，经济破产，人口骤减。
温润多雨的帝国古都，毁于暴动，叛乱，战争和屠杀，毁于世界重心的转移，人们已经转移目光，永远投向他处。1923年，土耳其的首都迁至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从此被更多新兴而强大的帝国包围，永远失去世界重心的地位。
史上曾经命名为拜占庭和群士丁堡和新罗马的城市，是西方世界里“东方”的象征。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伊斯坦布尔，城市陷入一种衰落颓废的气氛之中，再也无法振兴。然而，经过岁月的淘洗和地位的转移，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独有的诡谲、永恒之美。
帕慕克公寓位于尼尚塔石一大块地区的边界，这块地曾是某帕夏的府邸花园。从斯威奇耶大街的楼房后窗看出去，还可以看见突尼斯人海瑞帕夏的官邸废墟。共和国已经废除了帕夏、王储和高官，一栋栋帕夏官邸遭到焚毁或者拆毁，夷为平地。他们留下的空宅成了老朽破旧的怪物。
在帕慕克的记忆中，“到处都是窗裂楼塌的残垣断壁，因羊齿植物和无人照管的无花果树而更显阴郁。”到了入冬的傍晚时分，有如黑白影像一般，光秃秃的树在北风中颤抖，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暗的街道回家。他看着暮色如诗般在苍白的街灯中降临，一种排山倒海的忧伤袭击了他，却又因为夜晚，西方的眼光已经不再窥视伊斯坦布尔城可耻的贫困，让他感到一些宽慰。
投资失败引起的家产凋零，让帕慕克一家不得不频繁地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阴影，也终于迂回而至地席卷了帕慕斯一家。好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坦布尔在城市将来的追忆与讲述者帕慕克面前，展现出一幅完整的世俗生活画卷，展现出当下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各种事物。
“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
破落的街道，无处不是夜以继日地，笼罩着悲伤忧虑、悠长无际的宗教音乐。整个伊斯坦布尔城和它的遗民，都乐于浸**在这种神秘庄严甚至有些枯燥呆板，但却深沉惆怅的动人乐律之中。这种节奏和韵律都极为神秘的音乐，像易俗社的北路秦腔，在废都古城的街道里隐约传来，丝丝缕缕，需要用心用耳朵捕捉。乐声远远近近，有如天籁。
直到夏天从海上的湿润的大风，从空空的港口吹入，把雨带到伊斯坦布尔发霉的街道。伫立岸边，博斯普鲁斯海海峡的神秘之光熠熠闪耀，随着日出日落变幻颜色。而博物馆、教堂、宫殿和寺庙的巨大穹顶，在海峡之上的湛蓝的晴空里，像巨大的宝石一样耸立着。
海岸边的景观柏树、山谷里的森林、无人照管的空别墅，以及外壳生锈的破旧船只，空空地拴在那里。只有空阔的海岸，才像真正抛开了历史的恩怨。
2.呼愁：遗民们的命运 如中国西安、洛阳这故都一样，伊斯坦布尔城的遗民，不是在崛起的新兴文化面前吐故纳新，就是如没落贵族一般，在孑孓屹立的旧时宫殿和城墙的阴影里抱残守阙。
失去世界重心地位的伊斯坦布尔，尽管古旧时代的空宅正一座接一座地消失殆尽，但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伊斯坦布尔的遗民。帕慕克不遗余力地通过对城市日常事物和场景进行的复述，让我们看到土尔其社会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巨大裂痕。
“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或者当地的东西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导致我们这类家庭，虽在各方面乐见共和国的进步，却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
这不仅是作家帕慕克个人的忧伤，它也是伊斯坦布尔土著遗民的集体忧伤。这种忧伤像空气一样长久的笼罩着伊斯坦布尔满目疮痍的现实。帕慕克把伊斯坦布尔遗民在帝国文化、宗教艺术和新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倍受冲击的内心的怅憾、失落和忧伤的复杂情绪，称之为“huzn”。
“huzn”中文译为“呼愁”。宋代诗人陆游有“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的句子；元代乔吉也在诗里写道：“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呼愁”这种介于肉体痛苦与悲伤忧虑之间的感觉，在土耳其语里称作“忧伤”，。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和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入过多时，我们就会体验到这种心灵深处的失落感。
作家幼年时代通过布满了水汽的窗户看到了外面世界时的情绪，和大多数帝国遗民一样，无法正视眼前的困难，而是在内心里转移注意力，欺骗自己
，让自己笼罩在这种神秘之雾中：冬日里茶壶冒出的蒸气凝结在窗上，它遮蔽着窗外的现在，也提供给我们安慰，它柔化了景色。遗民们不是去抹去水汽，望向窗外，而是像少年帕慕克一样在窗上写字，让内心的“呼愁”消散而去。
眼看着中东的财富溢出了它们的城市，奥斯曼人却败给了苏联和西方，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被“呼愁”渗透了身体和灵魂的伊斯坦布尔遗民，却怀疑任何新兴事物，沉溺于恐惧和忧伤，甚至企盼新的灾难，给伊斯坦布尔带来新的失败和废墟。
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帕慕克，从中认识到伊斯坦布尔这座传统与现实并存的城市，以及它所代表的土耳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巨大的裂痕：
在过年的两百年来，“呼愁”是伊斯坦布尔文化、诗歌和日常生活的核心所在，帕慕克说，若想了解呼愁”作为文化概念重要问题所表达的世俗失败、疲沓懈怠和心灵煎熬，便不能只去理解这个词的历史以及我们附加的荣耀。若欲传达伊斯坦布尔让儿时的我感受到的强烈“呼愁”感，则必须描述奥斯曼帝国毁灭之后的城市历史，以及此一历史如何反映在这城市的“美丽”风光及其人民身上。
“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哀痛、空虚和欠缺，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追忆、怀念与留恋；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
伊斯坦布尔夹在传统文化也西方文化之间，居住着少数的与多数的穷人。一批又一批突然而至的外来移民侵占着城市，加族群分歧地割裂，过去的年代里，伊斯坦布尔越来越不像一个可以栖身的家园。
3.离开：艺术家的个人命运
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相对富裕家庭里的奥尔罕·帕慕克，在挫败与匮乏的城市生活氛围的压抑下，使得他拥有了一个完全独立于世界的秘密幻想世界。
但他的整个漫长的成长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逃离了粗俗、丑陋、笨重的现实生活，沉浸于“白日梦”——一个用想象力筑造出来的内心世界。
中学那几年，他探索着城市最为隐秘的角落，和城市堡垒四周的山岳，搭渡轮前往当时渡轮行驶经过的所有地方，享受着旅行提供的一切乐趣，饱览着伊斯坦布尔城在一个少年世界里美好风景。
然而，现实世界总是越来越多地入侵，并将最终完全代替幻想世界。“周遭的一切——我头顶上**裸的灯光、肮脏的墙壁，我坐的，餐饮无精打采的颜色——诉说着如此的荒废与丑陋。于是我知道，任何快乐、爱或者成功等待着我。我注定过关漫长、无聊、平庸无奇的生活——尽管忍受着这种生活，大片时间却已在我的眼前慢慢死去。”
伊斯坦布尔被世界遗忘之后，帕慕克和这个城市的其他子民一样，注定无法拥有像欧美那样美好的人生，他们注定要在破旧、落魄、平庸，油漆斑驳、东倒西歪、质量粗劣的地方过日子，注定要过着微不足道、受人歧视的二等公民生活，而这一切，永远无法为外界看到。
帕慕克开始讨厌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也把居住于此看到命运，他在窗前一连好几个小时凝望街景，或者从窗前经过的人。他希望结识聪明、文雅的朋友，甚至拥有一个美丽的情人，和他谈论他的画，他读过的书，分享禁忌的喜悦。
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忧伤开始渗入少年帕慕克的灵魂。夏季接近尾的时候，当这个在大学建筑系里，因为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而被叫做“知识分子”的十九年少年，与十七岁的“黑玫瑰”在雨中的港口相识，并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
学**绘画并立志成为画家的帕慕克，想要为她画一幅画，于是开始研究她细长的鼻子，她微笑的样子，以及一身雅致的长裙，和长裙下露出的双脚。她成为他的模特，画素描时，他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线和她雪白的细长肚子时，她的脸上认过难为情的表情。
她认为帕慕克极具才华，而且勤奋努力，将来注定成为蜚声全球——至少是蜚声土耳其的大画家。几个礼拜之后，帕慕克放下画笔，鼓足勇气，向沙发上的模特走去，吻了她。
帕慕克稚气的推想，如果自己要娶了她，自己必须是工作老板，而不是画家。他和她每周三相逢，沉默地画画，沉默的亲昵，在贫困、潦倒、保守的居住区，享受到一种少年轻狂的乐趣。
他们之间的恋情，很快被女孩的父母发现，而且她的母亲请到了媒人，要她必须去和一个正在美国念书的某某姓氏的儿子见面。
她来的越来越少了，这时候，帕慕克不仅意识自己爱她，而且意识到她更强烈的爱他。在寒冷漆黑的夜里，帕慕克站在黑夜之中，感觉博其余普鲁斯的海流，期待着和她的下一次约会。
寒假结束时，帕慕克不得不结束每天的毫无结果等待。有一天，她的弟弟从人群里走出来，递给帕慕克一封信，说他在瑞士的姐姐要问候他，帕慕克给她写了九封长信，七封装进信封，五封寄了出去，但从不曾得到回音。
在念建筑系的第二年，1972年2月，帕慕克已经越来越少去上课了。画画已经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快乐，而且意识到建筑这种艺术，同绘画一样不能给自己提供什么，他应该去过“更真实”的生活。
母亲的谈话，深深触动了他：“伊斯坦布尔的富人或许会可怜你，买一张两张你的画，给你一点钱，但他们绝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你。你画的可爱的姑娘，你想她父亲为什么把送去瑞士？在我们这种贫困的国家，身这么多虚弱、落魄、半文盲的人，若想过你该有的生活，不想一败涂地，你就得有钱！”
奥尔罕·帕慕克痛苦地意识到，在伊斯坦布尔，对于那些准备从事艺术的人来说，做一个穷画家，是连结婚都难以实现的。他们的人生想要有起色，最有效的办法是——离开。
帕慕克从建筑系退学后，立志成为一名作家。1979年，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Cevdet Bey ve O?ullar?)作品问世，到今天，已经是“欧洲当代文坛三巨头”之一。
2006年，奥尔罕·帕慕克以《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摘得诺贝尔文学大奖桂冠。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土耳其人，人们认为他在用“他的笔去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