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间接表示“刘备可斩”

关羽死后，刘备“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伐吴，旨在为关羽报仇，史称彝陵之战。按照约定，刘备在“章武元年七月”离开成都，到了“秋八月，起大军至夔关，驾屯白帝城”。刘备离开成都时，“大小官僚，皆随孔明送十里方回”，此后不久，张飞被杀，张飞死的时候刘备率领的伐吴大军正在征途上。关羽和张飞一前一后死去，但关羽和张飞的死亡却处在两个意义不同的时间区域上。关羽死在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之前，张飞死在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之后，而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是刘备出征伐吴的日子。关羽和张飞的死亡时间均逼近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这一天。刘备“终日号泣”时，关羽、张飞都已死去。马良表示，“主上亲统大兵伐吴，终日号泣，于军不利”。汉代迷信鬼怪盛行妖术，马良的恐惧，也是西蜀全体将士的恐惧，上下一致认为，刘备“终日号泣”必将招来晦气和妖孽。在张苞和东吴左都督孙桓交手时，孙桓大骂张苞：“汝父已作无头之鬼，今汝又来讨死，好生不智！”张苞，张飞的儿子，张飞的尸体被割掉了头，因而孙恒在张苞面前骂张飞是“无头之鬼”。一支带丧的军队，连叫阵都不占上风。

    诸葛亮没有参与彝陵之战，这是彝陵之战不同于赤壁大战和荆军入川的地方，这也是彝陵之战最后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当时的入川行动来看，刘备是一个始终离不开庞统和诸葛亮这两个军师的主帅。庞统死后，诸葛亮立即表示：“主公”滞留在涪水关，“亮不得不去”，诸葛亮在离开荆州城之前授权关羽驻守荆州。反观彝陵之战，在刘备“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时，刘备让诸葛亮退居二线，“保太子守两川”！在刘备拟定的出征大名单上，嫡系的武将只有黄忠、冯习、张南、傅彤、张翼、赵融、廖淳等七个人，按三国的标准，他们都是一些二流和三流的“陌生人”。到了出征之后，“终日号泣”的刘备才“下诏使吴班为先锋，令张苞、关兴护驾”，吴班，张飞的部将，同样属于二流人物。总的来说，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在于蜀汉内部的“伐吴”与“伐魏”之争，其直接后果是把诸葛亮边缘化。关羽死后，诸葛亮曾表示，“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吴：各怀鬼胎，伺隙而乘”，因此，蜀汉最好的策略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如魏吴发生矛盾，再伺机而动，或伐吴，或伐魏。诸葛亮的这一见解和曹丕关于“既不助吴亦不助蜀”的策略是一致的，但是诸葛亮的话没有被采纳，诸葛亮明显地跟不上形势。

    在蜀汉内部，伐魏派是多数派，伐吴派是少数派。《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提到“孔明引百官”来劝谏刘备，刘备“心中稍回”，但是张飞介入伐吴伐魏之争后形势发生变化，刘备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飞，说要“共伐东吴，以雪此恨”。彝陵之战时的刘备，已经不是三顾茅庐时的刘备；彝陵之战时的诸葛亮，也不是三顾茅庐时的诸葛亮。在三顾茅庐时，刘备对诸葛亮说，“备当拱听明诲”。但是，时间磨损了一切诺言，时间涂改了所有人的意志，三顾茅庐之后，“备当拱听明诲”一步一步地演化为“亮当拱听明诲”。“孔明引百官来奏先主”，这提示汉代的士大夫中不乏“死脑筋”。对一个不愿意“拱听明诲”的“主上”进行劝谏，完全是多余的，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拱听明诲”的诺言早已过了保质期，蜀汉士大夫们才会对刘备“谏曰”，士大夫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对牛弹琴。其实，刘备爱伐吴就让刘备去伐吴，刘备伐吴伐出什么结果是刘备的事。但不管怎样，一支出征的军队不可以没有谋士，诸葛亮不随军不“谏曰”，谁来随军谁来“谏曰”呢？黄权！

    黄权，刘璋的主薄，建安二十四年被刘备任命为治中从事。治中从事，西汉元帝时设置，“主众曹文书，居中治事，故名治中”，其地位相当于一个州的秘书长或州长助理，伐吴前夕黄权和程畿“为参谋”。在整个伐吴过程中，程畿不置一词，黄权只是象征性地对刘备进行了一番劝谏。《三国演义》在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三回和第八十四回都提到刘备的布阵：七百余里，连结四十余寨，“昼则旌旗蔽日，夜则火光耀天”，而且“皆傍山林下寨”。对此，曹丕是这样评论的：“刘玄德不晓兵法，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并且预言“刘备将败”！诸葛亮从马良那里获悉刘备的布阵之后愤然表示，“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斩此人”。——此人即主上玄德，此人可斩吗？曹丕、诸葛亮都意识到刘备正在走向惨败，在灾祸即将发生前，谋士程畿不见踪影，谋士黄权只是提出了一个改良性的建议，即在不改变“连营七百里”战略的前提下由黄权率领前军，但刘备完全不听劝阻。除了曹丕和诸葛亮看出了刘备的败笔，还有一个人瞄准了蜀军纵横七百里的“树栅连营”，这个人就是东吴的新任大都督陆逊，刘备眼中的“黄口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