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木生全面认知孔子真人，最可信据者自莫如《论语》；尤其是夫子自道部分，都是剖心示天下之言。而其所言多为心之所之的天下之道，和身之所修的君子之德。纵观孔子一生栖栖汲汲的心力所萃，实不出学以求道、仕以行道、教以传道三事，身之穷通、事之成败，非所甚看重者。故本篇次序不全依生平履历为序，而取《为政·四》夫子晚年总结一生学道精进的思索历程为纲，选辑凡百十三章，分六部分说其义，阐明孔子为天下求仁爱安宁之道、修君子楷模之德所付出的毕生心血与成就。盖孔子对中国历史无比深刻的影响，固在道德而非事功也。
（一）《为政·四》——《里仁·八》七章。夫子所志之道在求安天下百姓，所向往之境则为曾点式诗乐人生。
（二）《述而·三》——《卫灵公·二十》二十四章。学而不厌，好古敏求，通观三代礼乐，见贤思齐、不善而改，忘食忘忧忘老之将至。
（三）《泰伯·十九》——《八佾·一》十三章。社会理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总成三代文明之大道。
（四）《子罕·十三》——《八佾·二十四》十七章。周游列国求行道。绝粮畏匡，自信天生德于予；隐者种种讥嘲，“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知其不可而为之。
（五）《公冶长·二十三》——《子罕·四》二十六章。教以传道。有教无类，四科四教，愤悱启发，举一反三，诲人不倦，后生可畏。
（六）《宪问·三十五》——《子罕·十二》二十六章。行道无望仍笃道不渝。河图不出、凤鸟不至。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恸颜渊。日常生活风貌。知命不忧，病危不欺天。弟子敬仰，生民未有。太史公赞为“至圣”。
孔丘生平简历
读其书，须知其人。《论语》本非编年，且所辑录主要是孔子五十岁后的言行，本编“夫子自道其人”，大略以求道行道的思想逻辑为序，与孔子生平行事的先后或不一致，故略述孔子一生之行事焉。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或说公元前552年9月28日），死于元前479年3月4日，享年七十三岁。春秋后期，是三代文明由盛极而衰，社会秩序与思想信念同时产生根本危机的历史关口。孔子祖先本宋国贵族，有礼让的美名。其六世祖孔父嘉始以“孔”为氏，有妻美艳，太宰华督攻杀父嘉而取其妻，引发宋乱，父嘉之子奔鲁，孔氏子孙遂为鲁国陬人。宋是殷代大贤微子启的封国，行殷礼；鲁为周礼创制者周公的封国，周礼最完备。所以自宗法血统言，孔子临终不忘：“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而就礼乐文明之美盛观，又坚定地表示“吾从周。”这使他对天下善作历史思考。孔子之父叔梁纥名义上是陬邑大夫，陬地之广不过今之乡镇，尝“以勇力闻于诸侯”，也只是武士偶有两次战斗表现。自宋奔鲁五世，孔家徒有贵族之名，早无富贵之实。叔梁纥有九女和一瘸子，六十四五岁又向曲阜颜家求婚，颜征在年不足二十，祷祈于尼丘山神，得子，因名为丘，字曰仲尼。
孔子少也贱。三岁丧父，颜母携子归曲阜阙里住。后来孔门的弟子中有不少颜氏，当与颜母有关。孔子懂事早，为儿嬉戏，常陈礼器，设礼容，十五立志于学。年十七丧母（或说年二十四），不知父墓无法合葬，居然能处理得礼节周全。贫贱使他学会许多谋生的“鄙事”。毕竟世故未通，季氏有次飨士，孔子前往，季氏家臣阳虎绌退他：“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屈辱退出。这刺激他更加发愤要学通礼乐，探明礼意，做个受人尊敬的有道君子。十九岁娶妻于宋。二十岁后干过管牛羊的“乘田”、管仓库的“委吏”一类差使，克尽职责。见贤就学，入太庙每事问，向师襄学琴，随同鲁国官员到京都洛邑问周礼学文献。勤奋学习又勤于思考，终成一位以多知出名的学者。自学有成，“三十而立”，为人处世都能得体合礼。鲁卿孟僖子临终嘱其两子：要跟孔丘学礼，他是圣人之后。渐有弟子求学，孔子第一个以私人学者身份收徒讲学。三十五岁时鲁之两权臣因斗鸡启衅，鲁君插手，酿成内乱，孔子避乱适齐，住了两年。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欲封尼谿田而且用孔子，齐相晏婴作梗而罢。向齐太师学舜乐，三月不知肉味。返鲁后，国内政局仍混乱，孔子修习《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七十二贤多在此时入夫子之门。崇德修业日臻成熟，“天生德于予”的神圣使命感充盈身心，推动他热心变革无道现状，寻求通行天下的大道。孔子少年时代，晋、郑、齐、鲁、吴也都出了些见识卓越的执政与乐官史官，世乱思治道，激起人文思潮的高涨。
五十一至五十五岁，在鲁入仕从政，力图有所变革、建树。开始任中都宰（犹今一县之长），用周礼恢复地方秩序，“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则（效法）焉。”因政绩而升为小司空（管理山林、川泽、丘陵诸五土物宜）。后三年任大司寇（掌公安司法），才开始孔子一生中唯一与闻国政的一段岁月。其听讼断案，广询众议，然后判决。齐鲁二国的夹谷之会，孔子以礼相鲁君，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会上齐欲以武力恃强胁弱，孔子凛然挺身，依据礼乐斥退凶徒，齐景公只得承认“寡人之过”，退还侵占的鲁地。于是孔子由大司寇摄相事，参与国务决策。当时鲁国久已下擅上权、尾大不掉，“禄之去公室（鲁君）五世矣”，甚至“陪臣（大夫之臣）执国命”。既有鲁君与三卿的权力斗争，又有三卿与自己家臣的势力冲突，上下层层交恶。孔子要整顿上下秩序，先从捣毁三位家臣盘踞的“三都”下手（三城规模过大，违背礼制），以利取得君、卿二级支持。堕郈邑城很顺利，堕费邑就打了一仗才拆毁城墙，堕成邑却连鲁定公亲征也招到失败。“堕三都”之初成而终败，表明孔子政治主张在当世所能行与不行之界。齐人畏鲁用孔子而强，因馈八十名女乐，鲁君臣沉湎荒政，疏远孔子，连郊祭余的烤肉也不分送了。于是孔子失望，只有离鲁，周流列国求行道。
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偕同数十弟子行行住住，西北至晋境古黄河，南至江淮楚界，足迹数千里，遍干十余君，虽有礼遇咨询，却莫能用他为政。十四年中以居卫时间最久（近十年），次则陈（约四年），去卫到曹，曹不容，又往宋，遭匡人之难，又至陈，恰遇吴攻陈之乱，以至师徒绝粮五日，饿得直不起身。惶惶无主可依，茫茫无所之，旁观的看客形容为“丧家狗”，避世的隐士讥其不识时务自找倒霉，连弟子中也有许多想不通，思稍抑其道以合时世。然孔子以“知天命”的高度，坚信天地间斯文不灭，道纵不行，君子亦当尽以道救世的人生义务，发愤忘忧，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奋斗不息。十四年奔波无功业可言，却有许多感人肺腑的德言辉耀青史。
孔子已六十八岁，倦游思归。在鲁当政的季康子以币（帛之类礼品）把弟子众多、名闻各国的孔子迎回故国，尊养为“国老”，虽时或问政，然终不能用，孔子亦无意求仕。他已洞明世事，闻而“耳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学问修养俱臻炉火纯青之境。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而决不可使一生所求的三代大道消失于人间。在学不厌、诲不倦的同时，乃以暮年心力孜孜矻矻叙《书传》《礼记》，修《诗》正《乐》，序《易》之《彖》《系》《象》《说卦》《文言》，据鲁史作《春秋》。这“六经”宝典，经孔子的整理与阐述而广传于世，中华民族得以奉读了两千年，这是无可估量的历史贡献！尤不可忘者，孔子晚年教诲三千弟子和发愤整理六经的二大业绩，是在一连串命运打击中完成的：六十七岁丧妻，七十岁独子孔鲤死，七十一岁最得意的门生颜回英年早逝，七十二岁最忠诚得力的帮手子路又死于难。到七十三岁，这位毕生为求中华仁道耗干心血的高贵哲人，终老于杏坛。
孔子对自己的死亡非凡地明智。七十一岁正在修《春秋》，有人西狩获一异兽，孔子一看，曰：“麟也！胡为乎来哉！胡为乎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道：“麟之出，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历史再也写不下去了，《春秋》绝笔于获麟。大病不起，也不愿向鬼神祈祷。临终前七日，负手曳杖，消摇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罢又曰：“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仁君才懂得贵仁兽（麟），以天下为己任的明王，才能用哲人作国家梁柱，仰若泰山。天下无道可言，以力争权、以诈谋富，小人“放利”之道大行而君子仁义之路断绝，则哲人其萎乎，民族灵魂亡矣。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哲人”，比后人加的什么称号都确切；仁道在历史上之用与弃，其中缘故，在生前就已作过透辟分析。
古无给师守丧之礼，门人不知如何服丧。子贡想出一法：“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哀若丧父，而无其丧仪，自此有“心丧”之礼。弟子皆服心丧三年洒泪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六年。有些弟子与鲁人追思不已，在孔子墓旁聚居起百余家，因名为孔里。孔子故居辟为孔庙，保存孔子衣冠、琴书、车等遗物、礼器，儒生按时在此习礼乐。虽经战国秦汉四百年天下血腥大乱，独孔庙《诗》《礼》弦歌之声不绝。尔后至清二千余年，国可亡而孔儒之道德人格不可灭，无世不敬。一介布衣的思想悦服力与道德感召力，竟能至此！天不生孔子，世不知人之贵。世界级思想巨人略前有印度佛陀（约元前565——前490间）、后有古希腊苏格拉底（？——前399年）与柏拉图（前427——前347），其悦服全民之心如此持久深广者，古今中外唯有孔子，亦堪称人类奇迹也。
（一）笃志于求人间正道
《为政第二·四章》（后简标《为政·四》）
子曰：“吾十有（又）五（古初数手指计物，故十以上须加“有（又）”几）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身有道），四十而不惑（不为世事惑乱），五十而知天命（人生所行所制的自然定律），六十而耳顺（一听就知其所以），七十而从（一作“纵”）心所欲不逾（越）矩。”
【本章是孔子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志道成仁全过程的简介与自评，语浅义深，一步一阶梯，最足后人认识真孔子。人老都喜回味当年风光的旧事，唯孔子自幼至老只志于道。想孔子一生，不论求道与求仕的经历都可谓丰富。而今暮年，一不嗟老叹卑，二不以身尊“国老”自荣，以弟子半天下自豪，升沉荣辱俱遗身外，甚至不知老之已至，一心系念不忘者唯有淑世之道与徙善之德，虽老不改其初。不管世人对孔子之道如何评说，他这简朴自叙中饱含的精纯笃实的哲人风度，乐道不倦的极端热忱，就是思想家最可宝贵的伟大品德，足供认真的思想者永远奉为楷模。
孔子自述求道进德的历程，自年十五始。十五开始懂世事，周世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写、算），十五入大学（明人道）”。孔丘无此福气，三岁丧父，年十七又丧母，要学全得靠自心坚毅。“志于学”的“志”贯穿孔子一生，不可轻看，“志者，心之所之（向、往）也”。无论做什么，心里老是想着学与问，才是“志于学”。《论语》全书，处处是孔子好学慎思的心得之语，终成“集大成”式的思想巨人。“至圣先师”首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好学的楷模，影响所及，鲁国也以好学著称，两千年来中华民族从天子至庶人，尊师崇学的风气经久不息，曾经世无其伦。
“三十而立”是人生成熟的一大标界。常人成家立业，家为传后、业以谋生，所立不出生活本领。少年孔子为独立谋生也干过许多粗活“鄙事”，二十出头当过季氏家（“家”是国下面封给卿大夫的行政领地）的小吏，管仓库则秤平而账清，管牲口则“牛羊茁壮长”，公平敬业。然所业非所志，志道之士别有远大怀抱，“入太庙，每事问”，探询礼器设置中的礼意，随员出访洛邑学周礼、读文献，向宫中乐师学古琴曲，在齐听舞乐“三月不知肉味”，抓住一切机会学礼乐。孔子之世，周以礼乐治天下的模式行了四五百年后，虽呈 “礼崩乐坏”之势，可在邦交与贵族人际关系上仍具正统权威，言行举止合礼就有分量，失礼即为人耻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事有礼，非学不成。从十五志学到三十，孔子自信已能在纷纭世事中立身处世，站稳脚跟，依礼行事了。“而立”，立于礼也，而“礼，履也”，指行事有准则。“四十而不惑”则是听言观人都能得其真，不受蒙蔽，做到心中有底，可说是见识上的“立”。人世真伪难辨令人疑惑，是非淆乱教人迷惑，时尚滔滔诱人眩惑，左右失据陷入困惑，偏见私欲导致抉择惑乱，不惑甚难！智光烛照则外物之惑可破，笃道厚德则内心之惑能祛。“不惑”，立身乃能“确乎不可拔”，志道坚定而不移。古人“志于学”，根本上是为自身素质的提高，故学与人同步并进，非为学位名利也。从身立于礼到心无所惑，是孔子求道有成的第二大步。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身心与道德已无不相应，学道而臻于成道的至境。以前的学、立、不惑基本上还是求人世之道，五十而后的“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则由人道进而沟通天道。以大自然生灭运化之大道观世待己，懂得此生所当行与所制约，则行所当行，止于当止，乐天知命。中华自古崇信自然的天地之道，实为理智健全而卓越。“天之爱人甚矣”，既生众民，又无偿提供人生必须的一切，能不爱乎？天有大功而不自夸，大恩而不望报酬，贫贱不欺，巨细并照，可不敬乎？倘离天辩道，人世有权都有理，有舌皆能辩，则是非无由裁定；至高之理，至公之德，皆在默默运化而昭昭明示的“天”中。故周秦诸子虽各道其道，而皆从天道推论世道。近世辩诘 “天道观”唯心还是唯物？中华哲人不作无谓之辩。人是“天地之心”，天有道而不能自言，唯“人能弘道”；赋予概念、构造“学说”者莫非思想文字，何来无人之“唯物”？然人心如空无一物，则无所思无所想因无任何主义，哪有无物之“唯心”？“道”为万物所显示，也是人学习思考的心得，心物互动的文化观念，超越且优越于西哲排它独断的“唯心”“唯物”远矣（与古希腊智者们不问人世祸福的纯思辨习气两样，人之言道不远离人生实情，中国几千年哲学史上绝少鼓吹无物而唯心、无心而唯物之所谓道）。
孔子不轻谈天命，大抵有二层含义。以“天命”之“命”为动词“命也”“使也”之义。天使（命）我之所以为我的德性，即《中庸》开宗明义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孔子屡言“天生德于予”，则天必不虚生我，我德必不枉有，意识到天赋我德性就是命我修德尽性于斯世，奉行天命是人性的大自觉。人生的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因之而大增，鄙吝自私、懈怠自弃之心不敢有。“君子自强不息”正是从觉悟天命中得出（见《易》乾卦）。另一层义，“命”又是名词“定数”，“天命”是天在冥冥之中对人心人力实现程度的最终限制，“道之将行也与（欤，下同），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此“命”即由天定，人力不可强者。因为天不独生我，并不私我，有无数生灵各具才性各有所求而共处一世，其间爱恶错忤，聚散无常，必然偶然无限复杂，命运实有理性不可究诘者。人处亿兆间，奋斗一生的最终所得果有多少？是个人无法逆料又无从拒绝的事实。只有努力在己，而“成事在天”，如年之寿夭、命之穷通、道之行与不行，皆有身外无限复杂的因素时时在制约着。凡此难以名状，通归诸“天命”而已。（这种世事纷扰的最终局面，即所谓社会历史，故恩格斯称之为无数个体运动的“合力”作用。可知不存在单一先验的历史“规律”。）通知“天命”的二义，则君子既自强不息，又敬慎戒畏，知此生所当为与不可强为。所以《论语》全书最后一章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行事总是那么有理有节、不骄不馁，极富分寸感，言语间有种清明的圣智气象，和他五十后由“下学而上达”，又从天命返观人我的极深修养工力，大有关系。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知天命”由理性知解精进为耳目心志的道德至境。闻人言而刺耳者，常因事出意外，或言忤己意。能心无成见，“无意无必”，洞明人情事理之必然自然，意外亦在料中，则逆心不觉刺耳，心明耳聪而无所不顺。其实五十一岁后那四五年，是孔子一生唯一参与外交内政的斗争，同各种人物认真打过交道的一段经历。要说他热衷政治，正宜有所回顾。不料只淡淡地说，学了个“耳顺”，算是长进吧。人之于仕途政事，干时起劲，老来也懒得再提起了，很耐人寻思。史称孔子“晚而喜《易》，韦编（编竹简的牛皮绳）三绝（多次因常读而磨断）。”《易》正是从天道察人事之书，孔子默祷苍天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五后的十四年岁月，带领众弟子奔波各国，苦苦寻求能行道之邦，结果到处不用，还曾被囚禁于匡、绝粮于陈，得出“君子固穷”的结论，欣然接受“丧家狗”的称号。六十八高龄的人了，气血已衰，只好返鲁，不复求仕，发愤忘忧，潜心整理“六经”典籍，为民族的历史文化保存了一批奠基性的宝典，不倦地谆谆教诲众弟子，给三代仁德大道造就出一批薪火传灯人。本章自叙至古稀之年，依旧一字不及其业绩，只认真审视自身求道进德之境。从心所欲无不中矩，则已不待思而后明，不勉力而中道，此莹然无瑕的道心，是明澈高贵的“天地之心”，人心价值的最大实现，道德修养的最终完成。“从心所欲”是自由，“不逾矩”则自觉受制约，常人只知自由与制约对立，而孔子既自强不息又自觉克制，才是最完善也最难到的境界！
人之不朽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子有其二不朽焉。古今中外诸圣中，夫子之道最贴近人性本真，故能得地球上人数最众的民族最经久的悦服；夫子之德最高雅纯粹，故历代贤哲才俊共奉为中华人文的祖师，钦敬不已，岂无故邪？】
《宪问·二十八》
子曰：“君子之道三，我无能（未具此能）焉：仁者不忧，知（通“智”，《论语》之“智”通行本例皆作“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之道集三代之大成而创新境，新道须有新素质之人承担，这就是他毕生自期和教养的“君子”。君子在世行道，可真是“行路难”，得具备许多能耐才不至败其令名（详后《士君子品格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子在此提出仁、智、勇三者为最基本的品质，并在“不忧”“不惑”“不惧”的限定性解释中赋予新义，建立起三者的内在关联。先看后二者，“智”“勇”在古代世界原本远旺盛充沛于后世，试看华夏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及哲人豪杰之事迹可知；有智有勇尤其是智勇双全者，素为世人钦慕。然而流俗很少想过：诈“智”可以为虎添翼，蛮“勇”凶残可以恶过禽兽；苛政猛于虎的专制得以久行者，正以霸主拥有智囊之诈与虎旅之猛耳。智力体力只是能量，不是善德，崇力尚智而无道弃德，祸乱无穷。人兽之异，不在衣冠，主要在同类关爱之仁道。故曰：“仁者人也。” 孔子前已有人讲仁是美德之一，可是从来没人像孔子这样鲜明突出地强调为人最根本的质性，治世最基本的准则，修身论学，无不仁以贯之。爱人非利己，故从大力弘扬仁道说，生民以来，孔子是第一人，举世无二。仁只是人心之本，“本”得有枝叶才能茂盛。仁而不智，善恶不分，愚仁滥爱，反而害人误事。智而不仁则毒阴诈智，蒙人坑人，则智不若愚之害轻。唯仁人之智能明道，目光如炬，烛奸邪而明善真，斯为可贵。“不惑”止于不受骗，排除了以智诈愚的可能。既仁且智即须行道，而世之不仁者以权威吓人、财势压人、黑恶残人、卑贱屈人、贫苦煎人……可畏可惧之事亦多矣，心不坏也不傻而被逼良从娼、弃明投暗之男男女女，何世无之！畏惧则一身且不敢自保，无勇则仁智无所施。孔圣云：“不惧！”富贵权势转眼成云烟，人道根于人类不灭的天性，吾何惧彼哉！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礼记·表记》）极言无欲无畏之仁人，天下难得也。苟能坚信仁乃人间正道，育成天地正气，人即还原为孟子称颂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勇气源于道义，唯仁者有大勇。故一切恃强凌弱、残民以逞、恶少横行、泄忿亡命诸不仁暴行，皆不足言真勇。“不惧”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抗压胆识。“儒者柔也”是文明职业的特性，柔之大刚犹水之覆舟，与仁之大勇相通。弱势群体的自尊自立，最需要的不是觉悟正是勇气，无畏才能笃其仁骋其智；一“惧”，就人格干瘪无生气没主意了。故君子之道三，而以“勇”终其德、全其道。这是足以承当大任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格素养，夫子以此自期并与弟子共勉。
面对勇于冒险夺利、敢于暴行残民的世界，高智商有仁心者普遍怯懦，缺乏勇气。所以有必要重温孟子言勇的体会。勇者心之气，关键在笃志，气随志行，志坚气聚，志大气浩，故曰志气。匹夫不可夺志，什么威胁利诱都不动心，压力变成志壹而气动的动力，平日直养勿泄气，可以浩然于天地。他曾引曾子之言：吾尝闻大勇于夫子（孔子）矣：“自反（反思）而不缩（理不直），虽褐宽博（即使是穿短衣的贱者），吾不惴焉（恐吓他）。自反而缩（理直），虽（对方是）千万人，吾往（进）矣！”（《公孙丑上》）儒者大勇，才是中华正气！】
《述而·六》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本章与上章都是孔子对全面发展君子素质的重要论述，仁、智、勇专就基本品质论，道、德、仁、艺则从修养要素谈，宜互相参读（详后《士君子品格篇》）。“道”原是可通行天下之路，引申为事理总原。后来世路多歧，有合人性的正道，非人性的邪道，少数人行私的左道与遵天下公意的大道，权贵驱迫而奔的势道与民心渴求的公道。孔子之世，当道者多行无道，故先须不忘所志在天下正道，念兹在兹，矢志不移。故“于道”，著重一“志”字。“德”或指品性，或言才能，总之是自身素质。“德者得也”，学道有得与否，就看行有德与缺德。“据，杖持也”（《说文》），即手所持以行路者也，无杖则倾跌，唯德可保身不失道，无德之道，空谈而已。故“于德”，特下“据”字。仁尤不可须臾离，此处用“依”，与“据”同中有异：“据”重在行事之所恃杖，“依，倚也”（《说文》）则偏重心所贴近处，如亲近仁人善待他人，皆“依仁”。
饶有兴味的是学经典而“游于艺”的学法。“艺”据古注指礼、乐、射、御（驾车）、书（写字）、数（算术）六种周代上流社会必备的本事，也是孔子教学的课目。六艺亦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经典，通称“六经”（后世之“艺”，则兼赅各种小道技艺，与“经”相对）。儒本以教六艺为专业，孔门自必要当基础课教学。可是与志、据、依不同，“于艺”是“游”，朱子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沉浸其中而心无所系，自由涵泳，形同于玩习，不考试不比赛，最有益于学人灵源智府的开悟。孔子于《易》，要不在占吉凶，“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易·系辞上》）于《诗三百》更不拘守本义，取其兴感启思而已（详后《论学篇》）。古之学者耕且养，行有余力则学文，学的方法只能是通大体、玩经文而已，反而费时少而进德多。《汉书·艺文志》说儒家学问正是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得来！六经不尽言仁义，而孔孟读时特留意其中的仁义而取用之。游玩经典自出大学说，最是明识善学。故而秦皇灭仁义则株连而焚五经，汉武虽尊五经而可不行仁义；后世尊孔必尊经，尊经未必不篡孔。盖六艺五经虽为仁学所出之大源，既自成一家即有别于母体，孔学与经学可谓子与母，和而不同。夫子虽熟玩六艺之文，而所志独在仁道，故其学可为王者师。汉后传经之章句鄙儒志不在道、行非据德，心不必仁，专务博闻强志，破碎大义，支离字句以为经师为专家，则学与身离，貌似学科发展的科学分工，其实是人与文的背离，不再是人文一体的人文精神了。“道”于是只剩概念。总之，游文玩经，则经文为触发自由联想的契机，自我充实的灵源，经与人皆活泼自在；死抠章句，则经义支解为一堆零碎字义，人与经俱死于教学。“游”之足贵，不以学经典妨碍自由思想也，孔子堪称表率！】
《子罕·六》
太宰（官名）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欤，疑问语气词，下同）？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放任）之将（成为）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会干）鄙事（贱者所干的事）。君子（社会身份高者）多乎哉（手艺知识会多吗）？不多也。”牢（弟子姓琴名牢，字子开）曰：“子云，‘吾不试（试用，任职），故艺（学会些技能）。’”
【太宰见孔子多才艺而怀疑他莫非天生圣人，孔子自言都是“少也贱”才学会，你们高贵当然不会。末二语中的悲辛愤世，情见乎辞。读书若仅仅了解这点“信息”而不长见识，无益也。《论语》中屡载时人称孔子是“圣”而他始终如实自剖，断然拒绝。对自己的道，他热望世人能理解，生前不行就身后也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珍重名声却又自废最高的“圣”名，这是真孔子！可见说这“圣人”是“封建统治者给捧起来的”，是不实之辞。“圣”的含义，也先后有异。“圣，通也”是为本义，指办事能力，“事无不通”“博达众务，庶事尽通”之谓“圣”，故本章以“多能”为“圣”。东周时代理性高扬后，渐渐转为“上智之人”“心明通知”，事之“多能”不知不觉地为士人轻忽了，思维逐步脱离现实而自神。荀子论证“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于是自在的大道全被“圣”一人垄断了。秦汉以降二千多年更不得了，最高真理（道极）又被“圣上”独占，真理兼权力一手遮天，天下身心俱被桎梏。
本章又有一事可思：贱者“多能鄙事”，可出圣智，受世尊敬，是则贱亦可成圣！三代明主多历大难而后得天下，名臣贤相且大半出自贱役乃至囚徒，从不掩饰，《老子》且视为宇宙公理：“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曹刿的名言：“肉食者鄙！”论人价值只重千秋功德，不计出身贵贱。这与欧美传统文化之惊羡权贵，崇拜富豪，恰成对照。只是当代中国才开始“与世界接轨”（大概中国本非“世界”之一部）：地富“狗崽子”，右派“羔子”之吼声犹在耳，转眼间“倒爷”“大腕”“打工仔”（仔，崽，南北一声之转耳）“白领”“蓝领”已盈耳矣。“权贵血统”统治下的鲜血，“富可豪而劳工耻”世风中的泪水，提出了社会应如何对待“贵”与“贱”的大问题。《易》云：“以贵下贱”，天下方安，因为“贵以贱为本”。贵之所以可“贵”：“贵，归也，物所归仰也。”（《释名》）只有尊重厚待贫贱者，众所归心，始可贵。奴隶主看待卑贱却是：“贱，践（踏）也，卑下见（被）贱履也。”孔子在贱中长大，三千弟子多出贫贱，一生最不可忍的就是不仁：只因地位低就被任意踩脚底，不把同胞当人待的奴隶主，自己就非人。】
《公冶长·二十七》
颜渊、子路侍（伺奉）。子曰：“盍（何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所乘马车）衣（穿）轻（钱大昕考古本无“轻”字，是）裘，与朋友共（同享），敝（坏了）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勿）伐（自夸）善，无施（加人）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后世总喜把夫子美化（或丑化）为道貌岸然的说教者。想不到言志这种理想教育的严肃场合，孔门师徒竟如友人促膝倾谈，绝无闻而生厌的豪言壮语，令人怀想其时师道之淳，学风之正。子路来自“卞之野人”，粗豪刚直，车同乘裘共穿，用坏了也不计较，所愿恰符朴直无私之性。颜子深悟夫子之道，善能推己及人，志在学道自得。最平实而远大者，还数夫子，所愿不出善良生民所热望，老安友信而少怀，既是个体的人生价值，也是人道社会的安乐图景。过此之求，“伟大理想”“壮丽乐土”代代君王与圣哲们都许诺“定要实现”，也曾疯狂试验过，临了反思，何曾消除老者被遗弃、朋友无信义、少者缺乏健全成长的社会环境？孔子之志是人生正常需求的朴实概括，任何社会皆宜作基本准则。夫子不自设制度、发明主义、依靠谁打倒谁。表明他不是政治家，不谋统治人，更无特定“阶级觉悟”，只是位热爱人类孜孜求老少安乐、朋友忠信、社会人人各得其所，遂性生活的伟大哲人。
安之、信之、怀之的“之”，是指使安、使信、使怀的“我”，还是代老、友、少？旧说各异。明白的原文，又叫注释专家缠绕胡涂了。强生分别，实为多事。志者心所向往，既是我的追求（我欲使老安、友信、少怀），自然也是我所愿见（出现老能安、友可信、少者得关怀的社会）。此思理为古哲常见，如我自觉人为万物之贵，故以道德人格自珍自贵，且以此敬人爱人，而人亦敬之爱之，仁在人我之中矣。必欲追究君子是以自爱为宗旨还是爱人当主义？则求深反惑也。当世论者多不怪自己对母语与传统思维渐失理解力，反而责怪中国汉文概念不精密，理论非科学。现代工商社会生产的机械脑袋读不通古书，哪能迁怒于传统文化？】
附：《礼记·礼运》（摘录）
昔者仲尼与（参加）于蜡（ｚｈà年终大祭）宾（作礼宾）。事毕，出游于观（望楼）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孔子弟子）在侧曰：“君子何叹？”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夏、商、周）之英（明主）。丘未之逮（赶上）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指五帝时期），选贤与（推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本业），女有归（归宿，指嫁人）。货恶（嫌）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犹言自己不曾出过力）也，不必为己。是故谋（计策）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出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大人物）世及（世袭），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治世之纲）；以（用礼义）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划田界村域），以贤（表扬）勇智，以功为己。故谋（阴谋）用是（因此）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指礼义治国）其选（三代人物中的秀出者）也……是谓小康。（按：“康”是安乐，“小康”为君主以礼义制度保障天下民众享有安乐人生的局面，非国家经济指数。比起道德自治、废除政权暴力的最终“大同”，只是初步，其康乐尚“小”。）（下略）”
《先进·二十三》
子路、曾皙（曾参父，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因）吾一日长（年长）乎尔，无吾以（通“已”，停止）也（意为：别因我在场就都停住不说了）。居（平日居处）则曰‘不吾知也’（古文否定语后之动宾顺序与今语相反，句意即‘不知吾也’）。如或（有某人）知（用）尔，则何以（以何，拿什么去干）哉？”子路率尔（不加思索地）而对曰：“千乘（兵车数）之国（这是中等国），摄乎（挟制在）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加上有军事行动），因（继）之以饥（无粮）馑（无菜）；由（子路名）也为之（治其国），比及（等到）三年，可使（省“国民”）有勇，且知方（懂规矩）也。”夫子哂（ｓｈěｎ微笑）之。“求（冉有之名）！尔何如？”对曰：“方（方圆面积）六七十，如（或）五六十（都指小国），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民足食）也。如其（至于）礼乐，以俟（须待）君子。”（中省“子曰”）“赤（公西华名），尔何如？”对曰：“非曰（不敢说）能之也，愿学焉。宗庙之事（指祭祀典礼），如会（诸侯面见天子之礼）同（诸侯齐见之礼），端（礼服）章甫（礼帽），愿为小相（助国君行礼的官）焉。”
“点！尔何如？”（中省“曾点”）鼓瑟希（声稀疏），铿（ｋēｎg）尔（拨瑟终曲之声），舍瑟而作（站起身），对曰：“异乎二三子（指前面几位）者之撰（述）。”子曰：“何伤（妨）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沂水），风（当风晾发）乎舞雩（ｙú求雨的祭坛），咏（歌诗）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赞同）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发语词，无实义）二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子曰：“为国以礼，其（代子路）言不让（谦），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不是治邦之道，下同）也与（欤）？”“安（何以）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意谓虽小也是国）？”“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之事如会同，非诸侯而何（宗庙会同之事，不是诸侯礼又是什么）？赤也为之小，孰（谁）能为之大相？！”
【《论语》五百章大多寥寥数语，如此记事首尾完具，对话神情毕现的长篇，并不多见，也很耐读。古之良师懂得“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礼记·学记》），子路之使国勇义，冉有之令民足食，公西华之助君行礼，虽事各不同，而皆出于为邦之道，非谋身之术，是以夫子一一予以肯定。孔子教书正为培养治国之才。即使不满子路之“率尔”，也只一哂，过后才指出“不让”之失，尊重学生是师道修养之一（可参《礼记·学记》）。如今强调理想统一，言起志来众口雷同，个个凌云，不听已知，心口不一，能不讨人嫌！言志必心诚，诚出性情，看孔门四子侍坐，各就其才性所近而坦言，言不欺心，所以侍坐章读来有味。
四子中最特别的是曾皙，他随意鼓瑟，神情萧散，志在沐春风歌舞雩，意态高远，所言只及个人闲适，似不关治世安邦者。这几乎是汉武帝认为可杀不必留的“无用之材”，现代所尚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孔门一般也不提倡。而本章却为夫子所独钟，闻而油然动容，不禁深深叹美：“吾与点也！”似唯点能道出孔子深心所神往者，何以故？旧解因曾点平日无高行而今有远志，谓之“孔门狂士”，是因人废言，夫子不取。又说因孔子自己不得志于世，故偶闻点语而兴慨，“寄意巢许”。则把夫子的深情向往曲解为消沉避世之想，尤不足取。不得志就避世，是隐逸之徒，知其不可而为之，方是孔丘。孔子之惶惶求治，孟子龂龂争辩，岂性喜治人好争辩也哉？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变革）也。”孟子云：“予不得已也。”孔孟原儒的本愿是志道德不志统治，天下无道，势不得已乃投身求仕论政，所事非所乐。足食足兵，富国强兵之后，人再追求什么？当今鲜有思者。贵者一心权力万岁，富者满脑贪婪无厌，贫贱唯求生之不暇，是以天下多近图一身，少见远志。唯志道之士，志高意远，乐道无穷，进德不已，懂得礼法只为无礼不法者设，教为了化，治为不治，权所以除特权，国为了消亡国。君子参政，所从事不过“小康”，而所志远大矣，“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是也（参《礼记·礼运》）。即使个人追求，君子也决不以学几样谋生专业为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曾点何以志于诗乐？古人论乐，以为生于心而和气血，发于情而调情性，终至与天地声情相应，达到此境界，人乃成“天地之心”；反视什么统治术谋身术，藐乎小矣，不足齿也。只有拒绝权钱奴役，根除治人整人的癖瘾，专注于自珍善性，务期自我之尽善尽美者，乃能欣赏曾点描述的人生境界。孔子教人多切实可行，故其言如何由乱而治多，言由大治进而自化无须统治者盖鲜，所以“与点”之深意不易为人理解。此意一被曾点所点出，则孔子为人格道德家而非政治家的本性大明，故朱子《集注》曰：“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史》言诸子“皆务为治者”（《太史公自序》），知孔尚浅，至黑格尔之徒讥孔夫子不懂形上之学，则无知妄言矣。】
《里仁·八》
子曰：“朝（晨）闻道，夕死可矣。”
【此章寥寥七字，而大道对人生无尚珍贵之意、夫子热切求道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死生亦大矣，然而君子之身因道而尊贵，唯道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价值。人而不知所以为人之贵，行不入道，蝇营狗苟浑浑噩噩，则生为虚生，死亦枉死。果能通明大道，即使过上一天，也已与道一体，如《老子》所云：“死而不亡者寿”（三十三章。谓身死道不亡），可以无憾矣。
朝闻夕死，当然是推而至极的假定之辞，古文之“可”是粗可、仅够之意，非所愿尽足，朝闻夕死，也与生死关头杀身成仁之义不同。有人误说成：“朝闻当行之道，夕以死赴之，无苟安，无苟待，成仁取义。”（黄式三《论语后案》）则是一旦闻道就立即找机会殉道了，连“闻斯行诸”的子路且不为，而谓以仁为心、中道而行的夫子会如此乎？仁道为人生非为人死，“杀身”是身不得已，此“死”则自然老死，互混即谬。又“闻道”之“闻”，古注云：“耳之聪也”“智也”“知也”“受也”。从“听而不闻”这一贬义语可知，“闻”重在心明其义而见诸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古之闻道，非如今之听点信息，记住道理那么容易。古人常说的“臣闻之”“未之闻也”，皆吾所知可行或不能理解不可实行之意。而今《论语》研究的“空前之举”却武断曰：“‘闻道’之‘闻’只能是听到，所听到的不能是抽象的‘道’，而是听到诸侯某国实行道的事实，如诸侯的国君真正地掌握了实权，已经‘政不在大夫’……等等。据以上陈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译为：我早晨听说那个国家实行道，当晚死去也安心了。”（古棣等《孔子批判》）这一说一译，就把一生学道修身、行道救世的孔子，改编成为天天听音信、翘首企待某国君执国政就当晚死去！以此伎俩丑化中华先圣诚不费事，无奈世有《论语》全书在，有先秦史籍在，天下不悦不服批孔批周公之读书人也还在！春秋虽属由盛转衰时期，而社会还没有乱到战国那种地步（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政在大夫与陪臣执国命之类情况并非普遍，列国政权主要还是君权，根本用不着朝闻夕死地痴待；即使战国，总趋势也是诸侯君权在兼并混战中步步坐大，架空天子，荼毒生民，最后由嬴政吞并天下。正因为君权空前膨胀，所以孔孟言仁政保民，独责国君（详后《德政篇》）。只盼“国君真正地掌握实权”，惟恐君主不够独裁被篡弑者，正是古今反孔的法术权势专家！
旧儒的误解，则以为圣若夫子必尽知天人大道，决无未明之理，故将明白如话的“闻道”，添字另说为“行道”： “年已垂暮，道犹不行，心甚不慰”（何晏《集解》），“伤道不行”的忧世之意（皇侃《疏》引栾肇云），“闻天下之有道”（孙奕《示儿编》）。夫子诚忧世莫行其道，临终还叹“天下莫能宗予”。然本章明明说的是“闻道”，不是道行天下。夫子有没有未闻之道？一事之理，自不难，若大道无穷，则谁能说全知尽闻？夫子从不敢以无所不知之“圣”与无德不备之“仁”自居，耻言过其行也。“学然后知不足”，所思益深，其疑亦深，志愈高远，愈感难及。况孔子身逢传统秩序已动摇，新的治道尚无端倪，“盛衰之际”的道德难题，该有多少。孔子以一介布衣之士第一位出来寻求天下的正道，既对仁本立场充满自信，又对世道失望而生行道艰难之感，不怨天尤人，转而自恨人道广大未尽明，激发为忘忧忘老，孜孜矻矻，下学上达，倘得大道，虽死无憾！此道何等庄严，求闻何其诚敬，本章滚烫之诚，感发千古思想者深广矣！如果闻不必行，道无须对天下负责任，只求敷衍成章沽名利，则“闻道”又何难。故《中庸》曰：
“君子之道费（广大）而隐（精微），夫妇之愚（喻未学者），可以与知焉；及其至（极）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不才），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故须“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未）学，学之弗能，弗措（放弃）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顾炎武引夫子赞颜回的话解释此章，最得真意：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日知录》卷七）
夫子之道，既让贵贱贤愚人人皆有改善的方向，又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要求自己求道日进，日日进！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多满足于给自己的学说构筑成一个体系，排斥异己；唯孔子从不固步自封，永远只有学道不厌，修道不倦……此所以为圣哲乎。】
2004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