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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光
鲁迅先生曾在《流氓的变迁》中这样概括从先秦到两汉的文武之士：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机来时作护身符之用了。
王学泰先生说：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
两汉后士人独立精神的逐步丧失
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没个性，越缺乏光彩。先秦时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成了热衷于结交权贵的“巧取的侠”，而“守死善道”的文士则逐渐蜕化为趋炎附势的官僚。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这样论述封建制解体所产生的政治变化：
“可是不幸的，封建里解放出来的政权，固然不再专属一姓，万世一系了，但是中国却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一个夺争政权的和平方式。我们一说起夺取政权，也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武力手段。武力争夺的方式下，政权成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夺宝……我们不像英国，杀一个皇帝，皇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皇帝，皇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也又抬了一些头；最后竟变了个挂名皇帝，取消了皇权。在传统中国只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刘邦、朱元璋一派人物。”
封建制解体之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深深地陷入了以暴力争夺皇位的轮回。现在，许多学者也都开始谈论“以血还血”式的政权更替对社会的伤害了。其实，这种靠以暴易暴的野蛮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首先伤害的是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其次是侵蚀先秦时期开启的具有贵族品质的士风、士节。
孔孟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曾经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软禁皇权。秦汉之后，这个理想显然是破灭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成了出栏的政治老虎，不仅压迫着普通百姓，也威胁着士人这个精英集团——事实上，他们也许更害怕这个“老虎”择肥而食。皇权专制，不断挤占着国民的自由空间，使所有国民都落入了别无选择的生存困境。关于皇权对士人阶层的影响，费孝通先生说：
在平民，穷到没有办法时，可以硬干。在有家室之累的资产阶级却不大方便硬干。于是他们要开辟出一个逃避这老虎的渊薮了……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中被这批人发现了一个漏洞。握有无上政权的天子，固然可以在政权的占有上一丝不让人，但是幅员辽阔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经营。他虽则未始不想凡事亲理，天子还是人，还是有实际的限制，所以他不能不雇佣大批官僚。
在皇权专制的社会，成为官僚，不光是士人以求自保的必然选择，也是那些既想改善地位，又不敢觊觎皇位设法“取而代之”的平民们的惟一出路。因此，尽管“伴君如伴虎”，大家还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争先恐后地去做皇帝的臣仆、工具。
魏晋绅权对皇权的短暂抑制
考察两汉之后士人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的逐步丧失，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是个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无法回避的人物。这是因为真正能够做到洁身自好，拒绝权力与仕途的种种诱惑，主动归隐田园的士人实在是太少了。
对于士人阶层来说，魏晋时期，是继先秦之后对士风、士节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一个关节点。那时，“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科举制还未出现，士人还没有完全被皇家一网打尽、锁入牢笼。在汉代，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是察举、征辟制，在魏晋是九品中正制。
国学家钱穆先生或许是为了表述方便，把察举、征辟制统称为“选举”制，究竟如何，我们还是看看他下面这段文字：
再说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孝子廉吏）……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有二百多孝廉举上朝廷……
下面仍然引用钱穆先生的文字，再说说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
……迨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却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自亦无从推行。……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九品中正制。此制大体，就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为九品……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后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据此种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分别黜陟。
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当然都有许多弊端，甚至闹出了“举孝廉，父别居”的笑话。但总的来说，政府的用人标准是“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钱穆语），皇帝的权威还是相对性的，是受各地方豪门望族制约的。因此，吴晗先生这样评论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下的皇权与绅权，以及九品中正制：
……在世族眼光里，皇家只是暴发户，朝代只管改换，好官我自为之。士大夫集团有其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以至文化地位，非皇权所能增损，绅权虽然在侍候皇权——因为皇帝有军队——目的在以皇权来发展绅权，支持绅权……
门阀制度下的绅权有历史的传统，有庄园的经济基础，有包办选举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绅权和皇权是共存的，只有两方合作才能两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军队便……何事非君，绅权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军阀，如果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却做不了皇帝。
也就是说，孔孟等儒家人物用“道统”始终无法有效限制的皇权，却在魏晋时期被那些高门华阀们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短暂的制约。因此，魏晋才能出现那些清高不羁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唐代王维对晋代陶渊明士人气节的讥讽
陶渊明不仅是受人敬仰的“非常平和的田园诗人”（鲁迅语），而且是中国士人洁身自好，努力保持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象征性人物。可是，随着士风渐趋堕落，这位在魏晋时期以愤世嫉俗著称的名士，在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眼里则变得可笑，甚至公然讥讽了。
对此，李乔先生曾作专文《王维讥讽陶渊明》加以评介：
……《王右丞集》卷十八有一封他晚年写给朋友的信《与魏居士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有陶潜（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也。”
王维所说的《乞食》诗，是陶渊明晚年作品，原文如下：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诗中可见，陶渊明虽然乞食，虽然“叩门拙言辞”，对生活的态度仍然是乐观的，是“情欣新知欢”的，并没有对自己弃官而去的选择后悔。因乞食而“叩门拙言辞”，终究是源于物质层面的窘迫，而“谈谐终日夕”、“情欣新知欢”却是在享受着精神层面的快乐。此外，从“主人”对陶渊明的款待，我们也可看到人们对他的认同与喜爱，这也恰恰反映了他的人格魅力。
但在王维看来，乞食与拜见督邮都是“惭”。他显然是混淆了求助于民（或求助于友），与助纣为虐、同权贵们沆瀣一气的道德区别，更没有理解陶渊明所坚守的遗世独立、决不向权势折腰的做人原则。当然，他也体会不到陶渊明“情欣新知欢”的快乐。
况且，儒家本来就要求士人具有这样的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王维却说陶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是“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从士节上说，他显然又本末倒置，颠倒“大小”了。
科举制象征皇权对士人的彻底征服
中国的大多数文人，向来不讲原则而讲“变通”，所以也就更谈不上坚守了。孔子的“死守善道”，在王维这样的文人看来，大约就是一句装点门面的空话、大话。
可是话又说回来，王维的观点尽管庸俗，却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时代的声音。
南北朝之后，豪门士族受到打击，势力开始衰落。隋统一中国，隋代两帝有意摧残士族，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又下令以“志行修远”、“清平干济”两科举人；隋炀帝时，再设进士科。从此，开科考试成为国家选任官僚的一贯制度，这也就是科举。之后，续唐宋乃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不断变化、丰富，而皇权也在随之不断强化。因此，王学泰先生说：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的基础……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槛，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合我的要求，不死心塌地臣服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的士大夫身份……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
隋唐之后得以确立并不断更新严密起来的科举制度，象征着皇权对士人的彻底征服。通过考试登科入仕，不仅逐渐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追求，也是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荣誉。从此，只有考试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正途”，为皇家服务的名利诱惑，以“政统”的绝对优势完全战胜了先辈士人们极力维护的“道统”。
唐代诗人孟郊，从青年到壮年数次参加科考都落了榜，几经艰辛，直到４６岁那年才终于进士及第，顿时以为可以扬眉吐气，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了。他实在按捺不住这种得意欣喜之情，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了一首著名的小诗《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他的成就感来自科举，他的人生价值来自科举，他的快乐也自然来自科举……而这一切最终都来自“皇恩浩荡”，来自对最高权力的顶礼膜拜。
从这种历史角度出发，再看唐代诗人王维对魏晋诗人陶渊明的讥讽，或许便容易理解世事变化对士风、对士人精神的影响了。王维看不上陶渊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利用自己的诗才向权贵献媚。为奸相李林甫作《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赞美他“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又为唐玄宗作《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等无聊诗文极尽逢迎。
可是，王维比陶渊明快乐吗？李乔先生在《王维讥讽陶渊明》一文中这样写到：
也是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个评语——“偷禄苟活”。这个评语虽带有自嘲和自谦的味道，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
在皇权专制一统天下之后，士人们无论是出仕为官，还是退隐田园，其实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困境。在理想与现实、良心与利益、精神与欲望、尊严与屈服之间，曾经有着传统行为准则的士人阶层，已经变得进退失据了。
到了宋朝，太祖太宗扩大进士科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士人们纷纷成为替皇家打工的伙计。同时，皇家对士人的利益诱惑也更加露骨，宋真宗赵恒在他的《励学篇》里甚至把黄金与美女都搬出来了：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客观地说，宋代皇帝对士人还是比较尊重的，所以对士人采取的手段以“利诱”为主。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人比较仁厚，为其后人留下了三条祖训：一不杀柴氏子孙（赵的皇位来自柴氏），二不杀士大夫，三不杀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皇帝都能恪守。虽然总的来看，宋朝的专制较之前代仍然有所加强，但由于‘不杀头’的政策，这一朝的政见、思想、学派还是呈多元的趋势的。”
也正是由于宋朝皇权专制的相对宽松，北宋理学家张载才能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豪言。这四句话，显然是豪气有余而内容空泛，虽然我们还能从中“解读”到士人精神的一些余韵，可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别说宋明理学诸家，就连他们的祖师爷孔孟诸子都不曾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又能怎样？至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不着边际的大话，中国的历史，什么时候因为那所谓“绝学”太平过？
即便如此，到了明清两朝，士人们连这点虚张声势的大话也不太敢说了，因为皇权已经发展到极端，丝毫不能冒犯，否则，一不高兴就打士人的屁股，一不对心思就对士人“奉旨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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