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力士形象作为李白传说故事的配角而广为后世所接受，他以宦官的身份站在文人入仕的对立面上成为反面角色，这与历史记载中的高力士品格有较大的不同。本文从李白诗歌的接受史和民众文化观念形成史的角度分析这一关系在历史与文学中的发展轨迹。通过分析脱靴故事在唐朝的形成历史，指出其“层累地造史”的虚构性；进而分析其生成的历史根源，认为一是中晚唐时代的文人选择了李白作为自由精神的代表，二是宦官专权的社会现状促使高力士形象走向反面，在确立对立面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中，形成了志士傲视权贵、阉竖乘间进谗的传说模式。在后世的戏曲、小说再创造中，顺应时代的审美潮流，作为主角的李白形象不断得到抬升，而高力士却始终定位在一个社会阶层的缩影上，充当着万劫不复的反面人物。
小引
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是盛唐的诗人李白（701-762）去世将近五百年的时候，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知州牟子才在李白的终老之地从事他作为父母官本职的文化建设：修葺李白祠堂，亲自撰写《重建李白祠记》；同时又出于个人言志的目的，画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图景，题赞刻石。二者的拓本很快传到了临安都城权倾朝野的宦官董宋臣手中，宋臣大怒，持拓本哭诉于理宗，又唆使御史诬劾牟子才在太平州以请客宴会和馈送礼品的手段拉拢结党，牟子才因之受到降两官的处分。一桩充满风雅情趣的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最终带来当事人切身的灾难，对于这位在三十三年前就以进士对策痛诋权相史弥远的直臣来说，显然是始料不及。
作为其引发因素的《脱靴图》，实际上出自一个前朝的传说，而因为这样的传说流行，历史的舞台真正搬演了一场奸佞陷害忠良的悲剧，高力士的名字也从此在隔代的《宋史》上再度镌刻。——这显然只不过是一次具有很大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但其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蕴却不容忽视。它表明有关高力士与李太白的对立在当时已是家喻户晓的事实，隐含其中的志士与宦官的斗争，成了对中国政治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批判的典故。因此，虽然高力士的研究成为近年唐史学界比较重要的论题，但他的知名却无疑是因为脱靴传说中的反面角色而成就。
脱靴传说的真实性，在近年也得到关注。但是作为传说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后世丰富的衍生情节，以及蕴涵的李白接受史内容，似尚未得到充分的展开。以配角高力士为中心、从李白诗歌的接受和民众文化观念形成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传说，便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高力士的历史形象
作为一个历史故事，脱靴故事的完整概括是：诗人李白在玄宗朝被召入宫中，曾经借着酒兴驱使得宠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因而受到高力士的谗毁，最终被放还。在很长时间的李白生平介绍中，尤其是当正史的两《唐书·李白传》作了记载之后，这段故事的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它不仅像我们在牟子才事件中所见到的那样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在学者的考证中也是作为信史来看待的。以下的数则记载正是这种在严肃的考证中认定故事真实性的例子：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彊彊；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毐亦淫荒。螮蝀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
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饮，有时召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即令秉笔，顷之而成。帝甚才之，数侍宴饮。因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因摘其诗句以激太真妃。帝三欲官白，妃辄沮之。 ——[清]王琦《李太白文集》附《年谱》“天宝三载”下
唐人韦叡的《松窗录》纪载高力士以脱靴为深耻，挑拨杨玉环，说李白在《清平调词》中“以（赵）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因而使李白失掉了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曾经三次想授李白以官职，便被杨玉环阻挠了三次。这件逸事，宋人乐史在《李翰林别集序》里也叙述到，进谗的手法也相当“巧”，不会是虚构的小说。高力士也是谗毁者之一人，完全可以肯定。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
天宝元年，李白因受到友人的推荐，被召入京。唐玄宗给了他一个供奉翰林的闲职。在将近三年的长安生活中，他目睹朝政的黑暗，渐渐与朝廷发生矛盾，终于因宦官高力士、驸马张垍和杨贵妃等人的谗毁，被迫离开长安，开始了新的漫游。 ——《李白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前言”
高力士因其太监的身份和在这一故事中的不光彩角色，无疑在后人的认识中被贴上了专权奸佞、陷害忠良的历史标签。
油画《高力士》
但实际去搜寻历史记载中的高力士，则很快会发现，大量的资料描述了一个品格指向完全不同的高力士，综合正史及碑传史料，可以概括出的高力士形象是：
高力士（684-762）原名冯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其父潘州刺史冯君衡在酷吏诬告的岭南流人谋反罪一案中也以“矫诬罪”被籍没其家，年满十岁的冯元一被官府锁拿为奴，遭阉割之刑。圣历元年（698）他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改名力士，进奉于宫中。后因犯过失，被笞出禁中，由宦官高福收为养子，改姓为高。高福出自武三思家，因此高力士不久再度被召入禁中，受到武则天的器重，授以宫闱丞。在唐玄宗争夺帝位的两次重要政变中，高力士倾心效力，以其骁勇而成为玄宗嗣位的功臣，此后便竭忠报效，在开元天宝年间获得“恩遇特崇”的地位。以至当朝大臣，无不与之接纳。“安史之乱”后，高力士始终以家奴身份伺奉玄宗，直到遭谗贬流巫州。宝应元年（762），七十九岁的高力士遇赦还京，途中听说玄、肃二宗去世的消息，哀恸而终，结束了他忠于唐室的一生。
有关高力士的品格，碑传史料如张说《赠广州大都督冯府君神道碑铭》、《唐故高内侍碑》、《冯潘州墓志铭》，孙翌《高延福墓志》，潘炎《高力士神道碑》、《高力士墓志铭》等，均赞其事君之美与事亲之孝，其中虽不无阿谀，但叙述其早年流离而与母“验七星于子心，认双环于母臂”的辛酸重逢，晚年因闻二帝消息而“绝浆七日，毁不能哭，衔哀而绝”，也还是比较实录地反映了作为个人存在的高力士忠孝的品行。在正史记载中，《旧唐书》本传“力士谨慎无大过，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权相噬，以紊朝纲，皆力士之由。又与时消息，观其势候，虽至亲爱，临覆败皆不之救。”系最重的指责，无非指出经他引荐的将相中有后来成为误国奸佞、以及他在政事中明哲保身的特点。但综观本传及他传的互见，其亲近贤臣、明察奸佞的品德似乎更占主要方面。如《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载宇文融勾结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奏张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遭到鞫问，高力士在奉诏巡视之后，回奏：“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又进言：“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从而打动了玄宗，使张说免遭重谴。《旧唐书》本传记天宝十三载杨国忠两次发兵征讨南诏而全军覆没，死者近二十万，群臣慑于他的淫威，无人敢言。但当唐玄宗受到蒙蔽之后发出“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时，高力士却尖锐地指出：“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凡此均可显现其在承担历史的责任、作为社会的存在时，个人品节仍颇不亏的特点。
总之，从这些历史记载中，很难概括出高力士作为奸佞当政的品格，因此也无法从中找到可以支持“脱靴故事”中高力士形象的历史依据。代表新的批评观点的葛承雍先生《重评高力士》一文，从高力士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具体表现和当时宦官所处的地位立论，对于学术界长期以来将高力士作为劣迹昭彰的反面阉贵的结论持否定态度，显然是符合实际的。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脱靴故事”的不能成立，人在不同事件中采取不一样的待人处事方式，因而显示出性格的复杂特点，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那个以偏概全了高力士形象的“脱靴故事”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从新的角度来进行探究。
脱靴故事在唐朝的形成
“脱靴故事”由于两《唐书·李白传》记载的导夫先路，一直作为历史而流传。首先给予否定的是前揭葛承雍《重评高力士》一文（以下简称“葛文”），作者从李白及其友朋未言此事以及李白作品体现出他在宫中的拘谨表现立论，得出“所谓‘脱靴’很可能是后人为渲染李白的人品才思而杜撰的故事”的结论。更为详细的考证是裴斐先生《李白的传奇与史实》一文（以下简称“裴文”），作者以段成式《酉阳杂俎》和韦睿《松窗杂录》为例，指出脱靴故事始见于中晚唐诸家稗说，旋被采入正史，认为拘谨的李白在宫中不可能荒唐到得罪高力士的地步，而且也不会既有如此值得自豪的事却至死不讲，连熟悉他的杜甫、魏颢、李阳冰亦不曾讲的可能，因此这一“苏轼叹为‘气盖天下’之举，源出于子虚乌有之说”。
二文的否定理由非常一致，但并非无懈可击。首先就李白的拘谨是他不能做出得罪权贵的行为而言，与李白同时的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就曾有“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的诗句反映其沉醉宫中的情形，杜甫天宝年间的《饮中八仙歌》中也分明写着“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沉醉啸傲，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的《草堂集序》中更有李白在宫中后期“浪迹纵酒，以自昏秽”的适性放任记载。在可以确定为供奉翰林期间所作的李白诗歌中，虽然有许多是应景夸饰而成为一时主旋律的篇章如《宫中行乐词》、《春日行》等；但“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的牢骚愤激便不能说是拘谨异常的抒怀。
其次是以李白及其友人不言脱靴事而否定其成立的问题。诚如裴文所言，如果在此事中李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话，他“满可引以自豪”，至死不讲显然就难以理喻。但故事的发生如果并不是后代预设的那样显示出李白的胜利，而是因此遭到侮辱，则李白的沉默也就并不奇怪。——因此，脱靴故事的真假仍然需要我们从更新的角度去考察。
面对这样一个后世衍生非常丰富的故事，寻找其原生状态的文献正是我们论证其真伪的途径。在今世留存的唐代文献中，高力士与李白发生联系的故事在当时和当事人中确实不见记载，有的只是后来的追记，可以按年代作出如下的排列：
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李白在翰林中多沈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白脱靴事”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高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语资”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是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的范传正在元和十二年（817）正月迁葬李白墓于当涂青山时所作。在这样的文章中，李白是景仰的对象，但高力士并没有成为对立面来作反衬，而是以被时任“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的高力士相扶感到优宠，高力士在这里得到的是正面的处理，李、高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唐国史补》的作者李肇的生卒年里不详，他在元和十三年（818）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长庆中历著作郎、左司郎中，在此期间写作了记载开元至长庆年间故实的《国史补》三卷，作者自序其写作的旨趣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再考虑到他曾任翰林学士并著有《翰林志》的经历，其言李白在翰林时事显然不会是无中生有的。通过《唐国史补》的记载，可知李白的沉饮翰林肯定不在少数，但因为其出口成章的天才，而总被容忍；甚至包括范传正所记“命高将军扶以登舟”的宠遇也是可能的。只是“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超越了唐玄宗所能容忍的限度，因此“命小阉排出之”。从历史的客观来说，在玄宗的心目中，高力士的地位远在李白之上。高力士的忠心获得了玄宗“力士当上，我寝则稳”的信任，而作为翰林供奉的李白充其量也只是他粉饰太平、宴游娱乐的词臣。李肇本人作为与李白同样的文士，没有偏袒高力士而丑化李白的理由，而且在长庆元年（821），他也有因为与李景俭等在史馆饮酒被贬官澧州刺史的经历，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李白供奉翰林的事迹中专门记下沉饮、脱靴的事，实际上可能寄托了引为同调的感慨。因此我们应该相信作者叙述态度的客观性——在李白的宫中经历里，令高力士脱靴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从目前的文献材料来看，李肇的“高力士脱靴”记载是最早出现而且真实可信的。《旧唐书·李白传》在脱靴故事的记载上与李肇的说法一致，只是将“命小阉排出之”改作了“由是斥去”，使李白因失态的表现被偶尔赶出宫门变成了终生性的放归。
力士脱靴
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的记载晚出，他坐实了《唐国史补》中“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的结果：高力士碍于玄宗对李白的尊重，屈尊为白脱了靴。但李白的态度受到了玄宗的指责，高力士并没有因此而丢失面子，因此对玄宗进谗李白也便毫无必要。——所以段成式的记载在故事构成上也与李肇保持了一致。
不过与段成式同时或稍后，因脱靴而“进谗”的高力士形象似乎已经形成。这从同时诗人吟咏李白的诗作中得到印证：
中人高力士，脱骅[靴]羞欲乐[死]。谗言密相构，送我千万里。 ——张祜（792？-853？）《梦李白》
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玄宗致之七宝床，虎殿龙楼无不可。一朝力士脱靴后，玉上青蝇生一个。紫皇殿前五色鳞，忽然掣断黄金锁。 ——贯休（832-912）《古意》九之八
脱靴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质变，高力士以脱靴为羞而进谗，成为李白放归的直接原因。这一点大概得到李白作品的暗示。李白任翰林供奉三年之后未授任何职务就离开了朝廷，他自己后来在诗文中解释是“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为宋中丞自荐表》）。这种因谗毁而放归的内证无论其事实如何，显然可以使高力士因脱靴而进谗的可能性得到重要支持。而稍后，李濬的《松窗杂录》详细描述了进谗的经过：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宫东沈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此[比]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在这里的描述中，脱靴被记载为一件前此发生而众所周知的事，高力士借李白新赋的《清平调》诗句进谗于杨贵妃，达到了阻止李白入仕的目的。高力士作为李白的对立面，形成故事的紧张与冲突。可以说，《松窗杂录》糅合了当时的传说观点而进行加工，构成了脱靴故事在唐代最为完整的叙述，成为以后所有脱靴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原型。甚至连《新唐书·李白传》的脱靴故事也脱胎于《松窗杂录》，从而在《新唐书》中表现出与其他有关高力士性格记载的不一致性。
但是很显然，正像裴文所指出的：“高力士与杨妃之间的密谈从何得知？”以及像陈植锷在《“李白遭谗于杨贵妃”说考辨》中辨析其不符合历史实际和杨妃进谗动机的诬妄那样，精彩的细节背后疑窦丛生。脱靴故事因此也成为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典型个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情节由简单变为复杂，而其中的罅漏亦有增无已。因此，说起对脱靴故事的最早辨析，实际上还可追溯到俞平伯先生在1954年发表的《李白〈清平调〉三章的解释》一文，作者认为高力士以《清平调》进谗杨贵妃的故事“根本上是捏造的”，但又认为：“倒是李白叫高力士脱靴，见于李肇《国史补》、段成式《酉阳杂俎》，《旧唐书》本传云云，或与事实不远，较《新书》自要妥当一些。”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比较合乎故事实际发展的轨迹，只是该文主要是对《清平调》三章体式与内容的分析，夹杂其中的关于故事真伪的意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比《松窗杂录》的脱靴故事更晚的《本事诗》也记载了李白在宫中醉酒的情节，同样可以用来证明这种造史法的虚构特点：
李太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乐，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 ——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本事诗》的描述旨趣在于突出李白的“才逸气高”，因此李白与高力士在其中没有形成冲突。但故事中的醉酒与宠遇的情节则出自前此的记载，只是将其细节化为宁王赐酒和内臣掖扶。这样的处理虽然丰富而逼真，在前后的叙事背景中，其虚构性却极为分明。“二内臣掖扶”的描述后来成为明代画家苏六朋李白图画的直接素材，但这已属题外之话。
脱靴故事形成的历史根源
通过上节脱靴故事的排比分析，可以得出高力士脱靴之事容或有之、因之进谗则纯属虚构的结论。而仅仅分出故事情节的真伪、撇清高力士未必进谗的事实，并不是本文的终结。脱靴故事何以在中晚唐的时代里发生上述的变化，是一个更值得探究的问题。
木雕《力士脱靴》
从唐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原因，我想，这样的两个方面组成了脱靴故事的情节深化。
一是中晚唐时代的文人选择了李白作为自由精神的代表。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唐代诗坛，“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正是李白和杜甫文学影响的真实写照。盛唐的诗坛虽然产生了李、杜这样的优秀诗人，但在他们的生前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盛唐时代的诗歌主流是王、孟的创作所代表的体式。在当时即使有任华那样的人景慕李白“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杂言寄李白》），有杜甫对其“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的个人化的深挚眷恋，但从他们赞赏的角度也可见对李白作品个性化的认知还有着相当的差距。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在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时，还记载他的父亲虽然与李白有文字交，但在他早年也还只是“得公遗篇逸句，吟咏在口”，未曾得到李白的诗集。不过，在中唐以来，李白的文学成就已开始逐渐得到广泛的接纳。贞元六年（790），在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公碣记》中即用“家家有之”来形容李白文集在当时的流行情况，而李白诗歌中的奇逸之气自然也得到时人的钦羡，“振振二雅兴，重显此人词”（张祜《梦李白》）、“山木易高迷故垅，国风长在见遗编”（曹松《吊李翰林》），这种种称道就不再是同时代人对其诗思敏捷的简单认同，而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删汰后对其诗歌精神本质的共鸣。对于安史之乱后精神逐渐萎缩的中晚唐社会来说，李白就是盛唐的代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清琐贤”（《玉壶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抒发精神自由的慷慨淋漓重塑了李白张扬的个性；“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远别离》），对于政治黑暗的揭示又凸现了他批判现实的勇气。于是，“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作为与其诗歌相一致的行为标志，从其被排出宫中的不光彩记载里解脱出来，做了他蔑视权贵精神的生动诠解。
二是宦官专权的社会现状促使高力士形象走向反面。从我们在第一节中的分析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高力士虽然在盛唐时代得到很高的权力，他的禀性尚不失忠良。这实际上也涉及到盛唐时代的宦官制度。在开元、天宝年间，宦官在宫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力士以其巧密而成为上下称情的大太监。但即使如此，盛唐时代的宦官阶层并没有干预国政的权利，国家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皇帝和辅相的手中。高力士即使位重朝野，正如葛文所说：“高力士只是近臣，而不是左右朝政的权臣，虽居勋位起过辅佐作用，但毕竟不是决策人物。”再蛮横的宦官也会受到皇帝的制约。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形势发生了转移。唐肃宗在灵武登基时，任命李辅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行军司马，开了宦官掌握兵权的先例。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入长安时，宦官鱼朝恩因率神策军保驾有功，神策军遂被编入禁军并交鱼朝恩指挥。到建中四年（783）朱泚兵变时，作为一种制度，唐德宗正式将中央政府唯一能够调动的左右神策军的指挥权授予了宦官。这样，军队作为国家政治的决定性力量被宦官逐渐由染指到控制后，中晚唐时代便开始了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皇帝的废立也由宦官做主，更不用说朝中官员的升黜了，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更揭示了宦官的魔爪伸向民间的事实。因此，宦官的横暴成为整个社会的对立面。
按照文学创作的手法，树立对立面是突出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在中晚唐时代李白形象逐渐确立、宦官专权现象愈益严重之际，李、高二人在活动时间上的耦合与地位上的对立，遂使《唐国史补》“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的故事顺应时代的潮流，扩充为志士傲视权贵、阉竖乘间进谗的传说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高力士形象在唐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非止一端，近期的研究中恰有谢海平《高力士在唐代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一文，统计载有高力士资料的唐代小说杂录凡二十四种，归纳其七种形象，均体现出较为忠贞的轮廓。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本文的命题。即当高力士形象的文学塑造仅仅体现其个人意义时，多为正面的反映；而当其作为配角来衬托李白形象时，则成为宦官阶层的代表，走向了其性格的反面。更有意义的是：高力士在唐代文学作品中这么多正面形象的描绘，在宋代以后未能再度走红；反而是脱靴故事成为通过文学认识高力士的唯一途径，出现了不断衍生的再创造。
脱靴故事的后世衍生
脱靴故事在唐代以后，即以《松窗杂录》所规定了的故事性质而代代相沿。流传久远的李白作品、流布广泛的李白游踪，成为后世文人触处即生的诗情。由文即人、由景即事，在他们生发的感慨中，“脱靴故事”以最具人格魅力的凝练性成为吟咏最普遍的内容。因篇幅所限，试略作举证如下：
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宋]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当时左右悉佞谀，惊怪恇怯应逃逋。我生端在千载后，祭公只用一束刍。遗编凛凛有生气，玩味无斁谁如吾？ ——[宋]李纲《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
我思李太白，有如云中龙。垂光紫皇案，御笔生青红。群臣不敢视，射目目尽盲。脱靴手污衊，蹴踏将军雄。沉香走白兔，玉环失颜容。春风不成雨，殿阁悬妖虹。长啸拂紫髯，手捻青芙蓉。…… ——[元]萨都剌《过池阳有怀唐李翰林》
白以布衣应召，玄宗降辇步迎，甚者授七宝床，馈方丈食，亡论已。乃若承宣被酒，扶掖登舟，草吓蛮书则贵妃、力士为之供役，赋《清平调》则千载而下为之伏膺。 ——[明]汪道昆《重修采石太白祠碑》
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我今诵诗篇，乱发飘萧寒。若非胸中湖海阔，定有九曲蛟龙蟠。却忆金銮殿上见天子，玉山已颓扶不起。脱靴力士只羞颜，捧砚杨妃劳玉指。当时豪侠应一人，岂爱富贵留其身。…… ——[明]方孝孺《吊李白》
三谢与鲍庾，江左称独步。太白更绝尘，汗血如飞兔。掷笔振金石，有文悬瀑布。万象罗胸中，百代生指顾。是气曰浩然，不只为章句。沉香亭畔词，讽谏有微趣。怒视高将军，才人岂能慕。羽翮落九天，挂席逐烟雾。…… ——[清]魏裔介《读李太白诗》
以上列朝的例子可以证明脱靴故事所代表的精神特质在中国文人心中的标高和价值。在这些诗文中，脱靴故事不但没有辨伪的必要，甚至像李纲所吟咏：“万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脱靴使将军，故耳非为醉。”（《读四家诗选》四首之一）李白令高力士脱靴不仅不是醉后的失态，反而变成了对权奸主动的挑战，其中无疑寄寓了历代文人以自身的现实批判精神对脱靴故事进行的再创造。但脱靴故事后世衍生形态的生动性还并不在这些传统的诗文表现中，而是随着中国叙事文学体式的丰富，更为精彩地表现在小说、戏曲等形式中。
小说、戏曲的脱靴故事表现，受到来自作者和读者（或者是听众和观众）两方面的制约。应该说，李白的声名在中国民间的家喻户晓，绝大部分的原因不是读他的诗作，而是从他的生平传说所敷演的小说戏曲形式中获得信息。因此脱靴故事最广大的接受者，是中国民间的百姓，而他们的需求观念与审美情趣，使得脱靴故事走向了丰富化。从宋代笔记小说开始，在元代杂剧、明清传奇和小说中，脱靴故事一直处于这种社会再创造的过程中。其中许多情节的变化，构成了李白影响的时代特点。
秦腔《梦回陇西堂》中与杨相国“狼狈为奸”的高力士
从《清平调》到“吓蛮书”——正面形象的树立
脱靴故事情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高力士的脱靴发生在李白醉草政诰之时。元代王伯成的《李太白贬夜郎》正是这样的描述，该剧只有元刊本传世，凡四折，科白极简，但从其唱词仍可大致还原剧情。前面的三折分别写了李白三次被召入宫的故事，在第一折中宿酒未醒的李白得到了明皇亲自为他调汤醒酒，而贵妃捧砚、力士脱靴，都忙乱在其中。这一切围绕的，是央求醉中的李白写词，词的内容，则在李白的唱段里反映出来：
【幺篇】舒开笺无皱，磨得墨有光。就霜毫写出凌烟像，文场立定中军帐，就兵床拜起元戎将。那里是尊前误草吓蛮书，便是我醉中纳了风魔状。
“吓蛮书”的具体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在明代冯梦龙的小说《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则不仅直接用为篇名，而且在篇中详细交代了“吓蛮书”的内容。其大意是：渤海国遣使来朝，所赍番书，无人能识，布衣李白受贺知章推荐入朝，译出番书内容，而且用同样的文字，替玄宗草拟回书，夸耀大唐雄风，威吓边鄙小国，最后使渤海国王写下降表，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李白的才华为大唐赢得了荣誉与和平。
“吓蛮书”或作“平蛮稿”、“定夷书”，是元代杂剧家广泛使用的典故，它的创作实际上也有原典依据。因为李白本人在放归之后、对宫中生活的追忆中，出现了参政、草诰的夸大之词，如：“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赠崔司户文昆季》）“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庭，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为宋中丞自荐表》）这些自誉得到了为其辑集、树碑者更加夸大的描写：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问以国政，潜草诏告，人无知者。 ——李阳冰《草堂集序》
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 ——魏颢《李翰林集序》
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公碣记》
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调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以上论述无疑影响到了脱靴故事的再创作。但在唐代的脱靴故事中，李白在朝中只是奉陪皇帝宫中行乐的词臣，醉中的奉诏所作虽有不同的记载，但不是《清平调》，便是《宫中行乐词》或《泛白莲词序》等，终不脱其点缀升平的弄笔形象，仍是比较符合其翰林供奉身份的。只有到了这些后世的小说、戏曲中，脱靴故事与其参政能力有机结合，使李白的文采具有了政治价值，李白的形象因此而提升，这不能不说是脱靴故事在树立正面形象上的神来之笔。
2
“捧砚”与“磨墨”——配角形象的增加
脱靴故事还出现了“杨贵妃捧砚”和“杨国忠磨墨”的情景。前者应该是由《松窗杂录》中记载的杨贵妃进谗而生发。这一情景在北宋的笔记小说中已见端倪：
唐李白字太白，离翰苑，适远游华山，过华阴县。宰方开门判案决事，太白乘醉跨驴入县内，宰不知，遂怒，命吏引来。太白至厅，亦不言。宰曰：“尔是何人，安敢无礼？”太白曰：“乞供状。”宰命供。太白不书姓名，只云：“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许我骑驴。”宰见大惊，起愧谢，揖曰：“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谒。”欲留，太白不顾，复跨驴而去。 ——[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二“李太白骑驴入华阴县内”
与力士脱靴成为对应的“贵妃捧砚”，后来成为戏曲小说的精彩情节，如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的“见娘娘捧砚将人央，不如我看剑引杯长”（【醉扶归】），以及屠隆的传奇《彩毫记》、张韬的杂剧《李翰林醉草清平调》、蒋士铨的《采石矶》，都让贵妃在等待新词的焦急中亲自担当了诗人的下手。作为李白的对立面，后世的创作者让这位得宠的贵妃在布衣诗人面前玉指捧砚、低声下气，无疑也是为了树立李白的正面形象。而在民间的认定中，安史之乱正由于杨贵妃的宫闱之乱而带来，则“红颜祸水”的贵妃捧砚形象自又成为批判丑恶的渠道。而也正是沿着后者这样的批判色彩，在《李太白贬夜郎》里出现了李白对安禄山淫乱宫廷的指责和预见其将来必反的唱词，李白的政治敏感与正义形象再度被拔高。这样的情节在后来的戏曲、小说中也不断沿用，甚至在康乾之际的尤侗《清平调》、蒋士铨《采石矶》中，作者让李白举起马鞭直接抽打了蛮横的安禄山。
杨贵妃捧砚在更晚一点的作品中换成了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情节——杨国忠磨墨。冯梦龙《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便是这一变更的完美表现：
时值三月三日，大开南省，会天下才人，尽呈卷子。李白才思有馀，一笔挥就，第一个交卷。杨国忠见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乱笔涂抹道：“这样书生，只好与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与我着袜脱靴！”喝令将李白推将出去。
作者将杨、高二人安排在科举考试的试官与监试官位置上，通过他们作践应举的李白，反映出权奸阻道的险恶社会面目，同时也埋伏下李白在醉草吓蛮书时终于使“力士脱靴、国忠磨墨”的前因：
李白奏道：“臣前日入试春闱，被杨太师批落，高太尉赶逐。今日见二人押班，臣之神气不旺，乞玉音分付杨国忠与臣捧砚磨墨，高力士与臣脱靴结袜。臣意气始得自豪，举笔草诏，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际，恐拂其意，只得传旨，教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
这种安排显然打上了明代社会的深刻烙印，李白形象的描写简直有些小人得志的凡俗。但无论其恩怨相报的市民意识如何具有消极色彩，正义获得伸张的快感却丝毫不减。
3
状元李白——科举时代的文人意识
在确立李白正面形象的情节中，一个与历史事实走得更远的创造是李白参加科举。因为在李白充满疑问而并不明朗的生平记载中，终生未应科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显然，封建社会后期的科举制度完全牢笼了文士实现个体价值的道路，并成为光宗耀祖、认定成败的社会评判标准。所以脱靴故事也顺应这种价值体系，在《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描写中，李白也成为科举道路上的过江之鲫。他的黜落反映了士人与社会对黑暗科举制度不公平现象的控诉，他的最终因过人的才华得到天子赐予进士及第、官拜翰林，又使无数士人在精神上实现了一举成名的梦想。
于是在清初，一本《清平调》的杂剧被杰出的文士尤侗创造出来。该剧又名《李白登科记》，作者将时代安排在开元年间，让李白由杨贵妃亲点状元，同时的杜甫、孟浩（然）分中榜眼与探花，玄宗赐宴曲江，太白插花游街，得以抽鞭使安禄山让路、伸足令高力士脱靴，大快人心。尤侗（1618-1704）的一生倍受科举的煎熬，其兄弟七人在明清之际均为诸生而以科举为业，但最终却无一人考中进士。尤侗甚至放弃了明清易主带来的道德指责，参加两朝的科举考试，但不幸的是，他与众多的文士一样受到了命运的愚弄。作为其《西堂乐府》的最后一部戏曲作品（康熙七年，1668），作者的“自况”之意非常明显，剧本大作翻案文章，让唐代三位未曾及第的杰出诗人名居进士榜首，而且杨贵妃点状元的安排更反映出“肥婢远胜冬烘试官”的现实感喟。这是脱靴故事最为离奇的变更，但其“为吾辈伸眉吐气”的社会效果，却得到了当时社会名流如王士祯、杜濬、吴绮等人的交口赞誉，由此而演出至今的传统折子戏如京剧、川剧、同州梆子、湘剧、汉剧、滇剧、桂剧、河北梆子等中的《金马门》（一名“骂安”）、豫剧中的《骂安禄山》，都沿用了尤侗《清平调》的唱词或情节。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作为主角的李白形象在后世的戏曲、小说中不断得到抬升，其绝世的才华可以成为科举的状元，锦绣的篇章不再只是宫中的点缀、而成为国家外交与治政的方略。盛唐时代的龌龊小人如杨国忠、安禄山也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烘托手段，被并置在脱靴的高力士一起，加强着读者通过李白获得伸张正义的快感。不过，安禄山、杨贵妃或杨国忠的形象也并不是在各种文本中都会出现，甚至像杨贵妃形象还有如尤侗《清平调》那样的正面描写，蒋士铨的《采石矶》也写玄宗让贵妃捧砚而被李白主动放免的情节。相反，只有高力士的形象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变，他被脸谱化地置放在配角的地位充当奸佞。因此，正如前揭，高力士在脱靴故事中承担的是一个宦官的概念化人物，是一个社会阶层的缩影。
馀 论
了解脱靴故事的演变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在传奇不是历史的命题下，它使我们看到李白在文学创造中被赋予的崇高形象的非真实性，因此李白在朝中三年的实际地位便需要重新审视。不过，虽然政治才华可以增加我们对诗人不遇命运的同情，但缺乏这种使帝王前席的经纶之才也无损于他作为盛唐歌手的巅峰地位。另外，文学家的传奇生平作为社会影响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学史研究不该忽略的重要因素，在后世影响中，有时超过了文学作品的直接魅力。这或许是李白研究走向深入与发展所必须正视的前提。
高力士形象在传奇与历史之间的忠奸判然对立，也使我们充分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艺术真实”之魅力所在。“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面根本无所谓配角，每一个人物，在它的地位上都是主角。”（海涅《论浪漫派》）高力士正是在他作为配角的作品里完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宦官奸佞、专权的形象标本。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里，
人却不见了
……
——余光中《寻李白》（1980）
我相信，余光中的诗句不仅定格了高力士在广义历史背景下的形象，同时也反映出脱靴故事在中国文化中历久弥新的精神意义。
本文转自公众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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