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独揽曹魏中央的军政大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马氏的魏晋嬗代之路就一帆风顺，司马氏又经过了父子两代三人十六年的不断努力，才最终完成了亡魏成晋的局面。这是因为司马氏篡魏相比起曹丕篡汉来说，实际上还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更为艰难。曹丕代汉之际，汉室早已衰微。而司马氏发动政变上台之时，曹魏并未失德，国势正盛，不仅在曹魏中央存在着反对司马氏的强大势力，比如拥护曹氏的夏侯玄等人，在地方上也还存在着诸多拥兵自重的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也是司马氏想要改朝换代潜在的巨大障碍。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控制曹魏军政大权
高平陵之变后不久，淮南数年间发生的三次反对司马氏的兵变，这就是所谓的“淮南三叛”。“淮南三叛”每次都声势很大，特别是最后一次诸葛诞的叛乱，不仅举兵达到了十五万之众，还取得了东吴的军事支持。但是“淮南三叛”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第一次王凌的叛乱被司马懿兵不血刃地解决了；第二次毌丘俭的叛乱，前后只持续了月余即告失败；最后一次诸葛诞的叛乱声势滔天，也只是困守寿春而已，坚持了一年多也全军覆没了。
那么，为什么司马氏上台之后淮南地区会屡发叛乱，却又旋即失败？“淮南三叛”对后世又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就来和大家一起来全面了解一下“淮南三叛”，希望通过对这段史实的回顾和分析，能一窥“淮南三叛”的实质。
（一）司马懿兵不血刃解决王凌
淮南首先发难的是王凌，王凌是淮南的老牌地方实力派，他起兵对抗司马懿的时候，经略淮南已经长达十年时间。曹爽执政的时候，就觉得王凌颇有威胁，对他严加防范，使用文钦为庐江太守，诸葛诞为扬州刺史对他进行牵制。后来司马懿诛灭曹爽，却巧妙地把曹爽牵制王凌的部署全盘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加封王凌为太尉，司马懿这个举动，卢弼解读为是有想要削夺王凌的兵权的意思，这和后来司马懿征诸葛诞围司空的意图如出一辙。
王凌起兵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争权
其实，在《三国志·王凌传》里，王凌起兵的立场非常模糊。有人认为他是为了维护曹魏皇权；也有人说他实则是另外一个司马懿，想要通过另立新君来和司马懿分庭抗礼；也有人说他是单纯地为了自保；笔者比较倾向于陈寅恪先生关于王凌其实是司马氏政敌这个观点，从后来司马懿临死前还梦到王凌作祟这个记载来看，两人的对立应该是由来已久。
也许正是因为王凌的立场模糊，所以王凌后来的一系列操作也有点让人看不明白。王凌想要拥立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为新君，并且都于许昌和洛阳的司马懿对抗。然而曹彪的合法性却并不够高，已经是曹芳的祖辈，按照仇鹿鸣老师的说法“以祖代孙，甚为不伦”。王夫之也直接评价王凌其实算不得曹魏的忠臣，不过是想当另外一个司马懿而不得者也。
王凌想另立新君
王凌联络楚王曹彪的人物是兖州刺史令狐愚，不过这中间历史开了王凌一个玩笑，本来要和王凌共同起兵的令狐愚在嘉平元年（249年）十一月突然病死了。因为这个原因王凌起兵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因为其计划遭到了泄露，司马懿早有准备而告失败。
司马懿平定王凌可谓兵不血刃，王凌事泄后基本算是直接投降司马懿了，并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波澜。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可能王凌叛乱的立场实在过于模棱两可，而司马懿平叛的过程可能又实在太过于平淡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竟然都没有把王凌的叛乱写进去。
王凌后来自杀身亡
（二）司马师平定毌丘俭和文钦之叛
相比起王凌的政治立场模糊不清，毌丘俭的起兵就旗帜鲜明得多了。王凌想废掉齐王芳其实显得有点莫名其妙，而毌丘俭起兵则是直接针对司马师的废帝之举。
《三国志·毌丘俭传》载《罪状司马师表》：
“丰等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无罪名，师有无君之心，其罪五也……师自知奸慝，人神所不祐，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孚，师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齐王，悲不自胜。”
应该说，毌丘俭这个表文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水平的，里面明确地指出司马师“矫废君主”是不忠于国家社稷的表现，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表文中，毌丘俭还历数司马师的罪状，达到了十一条之多，又注意把他和司马家族的其他人切割，表文里甚至还称赞了司马懿和司马孚忠于国家的表现，企图在政治上对司马师进行孤立。
当然，这些都是毌丘俭起兵的托辞，他起兵的真正原因其实在表文里也有透露。那就是因为和他有着良好关系的夏侯玄等人因为发动了针对司马师的政变被诛，导致毌丘俭在淮南心不自安。
司马师废掉了齐王芳，另立曹髦
毌丘俭起兵还拉上了我们前文提到的原庐江太守文钦，文钦本来是曹爽安排在淮南牵制王凌的人，和毌丘俭一起举事反抗司马师顺理成章。但是问题出在文钦和淮南的另外一个巨头诸葛诞素有矛盾，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本来有可能加入毌丘俭的诸葛诞（诸葛诞和夏侯玄关系也很好）拒绝了此事，反而使得诸葛诞站在了这次反叛的对立面，成为为司马师攻打淮南的先锋。
应该说，毌丘俭的失败，主要还是军事上的。司马师针对毌丘俭的军事部署非常得当，以荆州刺史王基进军南顿，以青徐诸军断其后路，以兖州刺史邓艾充当诱饵吸引毌丘俭攻城，最关键的就是诸葛诞一军，直接攻入寿春，抄了毌丘俭的老巢。最后文钦亡命东吴，毌丘俭身死。司马师讨平毌丘俭，也倾尽了全力，自己随后也病死在回师的路上。
司马师针对毌丘俭的军事部署很成功
（三）司马昭逼反诸葛诞
诸葛诞在平定第二次淮南之叛的时候立下大功，战后由他出镇淮南都督扬州。然而随着司马昭魏晋嬗代进程的加速，诸葛诞又成了司马昭的绊脚石。
如果说王凌和毌丘俭都是主动而起，反抗司马氏的话，诸葛诞其实是被司马昭逼反的。在曹魏晚期的政局中，诸葛诞其实是一个政治立场非常暧昧的人，他最初被曹爽安排到扬州刺史的位置上，意图是牵制王凌。诸葛诞和曹爽集团的夏侯玄、邓飏等人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来讲，诸葛诞绝对是曹爽党人。但是诸葛诞又和自己所监视的王凌有姻亲关系，然而和诸葛诞有姻亲关系的不止王凌，还有司马懿。诸葛诞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伷，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则和诸葛诞的儿子诸葛靓是少年之好，两家关系其实算得上非常亲密。
贾充是逼反诸葛诞的关键性人物
因为诸葛诞有着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司马昭在魏晋嬗代的前夕，曾经派贾充去试探他的态度和立场。
《魏末传》：
“贾充与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
诸葛诞在这里立场鲜明地表示反对嬗代，很可能是司马昭决意对他做“最后解决”的原因之一。这里值得再稍作分析的是，司马昭想要“解决”诸葛诞，原因应该远比这复杂。诸葛诞本人是否真的反对魏晋嬗代，联系起他在淮南前两次叛乱中的表现来看，其实也颇有些疑窦。《魏末传》的说法确有存疑之处，而且从来后来还联络东吴的事情来看，“忠魏”之说，恐怕成色也略有不足。促使司马昭一定要解决诸葛诞的原因，还有诸葛诞因为王凌、毌丘俭相继覆灭，导致自己“惧不自安”，在淮南有所动作，以及贾充和扬州刺史乐綝的建言的因素。
《三国志·诸葛诞传》：
“诞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淩、毌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
贾充认为诸葛诞在淮南树大根深极具实力，确实是一个隐患，必须先加以解决。
《魏晋世语》：
“诞再任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今征，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征，事迟祸大。”
另外，扬州刺史乐綝可能出于觊觎诸葛诞的位置的原因，也曾经上书司马昭，说诸葛诞暗通东吴。
《魏末传》：
“臣（诸葛诞）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决定逼反诸葛诞。
《三国志·诸葛诞传》：
“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征为司空。”
诸葛诞当然不敢应征，被迫在魏甘露二年（257年）五月起兵造反。然而事实上诸葛诞本无叛心，所以举兵之后呈现出来的情况就和王凌、毌丘俭完全不同。淮南之前的两次叛乱都兵向洛阳，诸葛诞却盘踞寿春，一心等待东吴的援军。然而这次司马昭挟持魏帝和太后亲自东征，征四方之兵达二十六万来进剿诸葛诞。司马昭先是对诸葛诞围而不攻，多行离间之策。东吴的援军被阻挡在外围，而城内的全怿、文钦等人又和诸葛诞矛盾重重。最后诸葛诞困守寿春粮尽，军心涣散，司马昭才不失时机地“四面进兵”，几乎不攻而克。诸葛诞就擒，被灭三族。
诸葛诞其实是被司马昭逼反的
清人何焯认为诸葛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闭城自守，过分依赖东吴的援军，“俭、钦犹出至项，诞闭城自守，专倚吴救，弥为下矣”，其实只强调了军事上的失策，却忽视了诸葛诞其实本无反心只想自保而已，举兵反抗其实完全是被司马昭逼迫的结果。
淮南三叛每次的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然而都被司马氏父子三人从容平定。其中的原因每次都不尽相同，在上面我们对三叛过程的简单回顾里，其实已经略有所涉及，下面我们就来对三叛失败的一些共同性原因做一个总结。
（一）淮南三叛基本都没有合理的政治诉求
很多研究者把淮南三叛视为曹魏势力的最后反抗，诚然三次叛乱虽然都是针对司马氏的军事行动，但是三次叛乱却都没有站得住脚的政治诉求，这就直接导致了道义上的劣势。王凌起兵是因为想要自立新君，这本身就给人包藏祸心之感。他投降司马懿时竟然说“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魏略》），王凌自认为是奉曹芳诏令才投降，但是起兵却是因为要另立新君，这里的政治逻辑实在让人匪夷所思。难怪乎司马懿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王凌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这里俨然司马懿才是魏之忠臣，王凌不过一反贼耳。
司马懿事先给王凌写信劝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客观的讲，在淮南的三次起兵里，毌丘俭在道义上是相对比较站得住脚的。清朝学者姜宸英甚至认为只有毌丘俭才算是曹魏忠臣，“魏之忠臣，惟毋丘仲恭一人而已”，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毌丘俭的《罪状司马师表》里，他在政治上的诉求上依然显得模糊不清，并且在政治逻辑上还有很多荒谬之处，这显然同样会影响时人对他起兵目的的感观。
王凌投降了司马懿，然而司马懿没有放过他
表文里数落司马师的第一条罪状竟然不是痛斥他擅废天子，不忠国家，而是说司马师年轻力壮却装病，这算个什么罪名呢？实在不知所云，况且司马师本来就有眼疾，这是世所共知的；第二条又说司马师作为司马懿的儿子，不出兵讨伐吴蜀是为不孝，这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兵者国之大事也，没听说过要为了尽孝擅开征伐的；而且，在这封表文里，毌丘俭甚至把夏侯玄之死排在了废曹芳之前，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毌丘俭有“报私仇”的嫌疑；然而这些都不是最荒唐，在历数司马师的“罪状”之后，毌丘俭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呢？他竟然大力颂扬司马懿、司马孚和司马昭，并说“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师辅导圣躬。”毌丘俭要求以司马昭来替代司马师辅政，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难道淮南十万将士浴血奋战就是为了换个司马家的人主政吗？
司马师粉碎了夏侯玄的政变企图
至于诸葛诞，就更不需要多讲了，在前文我们介绍他的起兵过程的时候就已经分析过了。诸葛诞完全是被司马昭逼反的，他是因为自保而不是真正的反对司马昭，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政治诉求了。
名不正而言不顺，淮南三叛都面临师出无名的尴尬，这必然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更何况司马氏还具有军事上压倒性的优势。
司马懿反倒显得理直气壮
（二）双方的军事实力悬殊
这一点其实无需做过多分析，掌握了曹魏中央政权的司马氏在军事实力上自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淮南最后一叛诸葛诞为例，诸葛诞起兵达到了十五万之多，还有东吴的援军，但是加总不过十八万左右，而且这些部队“新附”者多，并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反观司马昭“中外诸军”有二十六万，这其中还包括曹魏最精锐的中军。在这种实力高下立判的情况下，胜负结局其实不难预料。
淮南三叛起事者，本来就缺乏政治上的号召力，再加之自身军事实力有限，战端未开就先输一着。然而更要命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淮南自身的内部矛盾还特别巨大，这可谓是压倒淮南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淮南内部矛盾巨大
应该说，淮南起兵是孤立的，没有外援不说，自身的矛盾还特别巨大。
王凌起兵时，文钦和诸葛诞都倒向了司马懿，对王凌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王凌的儿子当时在魏廷做官，也不支持王凌起兵，甚至还随司马懿一起出征王凌，并写信劝降王凌。毌丘俭和文钦起兵时，也曾派遣使者劝说诸葛诞希望能够一起举事，结果诸葛诞不但没有加入他们，反而斩其使，露布天下明确站在司马师一边，并积极参与剿灭毌文两人的军事行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下的是，文钦和诸葛诞的矛盾由来已久，淮南二叛诸葛诞的态度无疑加深了这种矛盾，更为后来诸葛诞举兵反叛司马昭时，和文钦的合作埋下了隐患。在司马昭大军围城的生死关头，诸葛诞和文钦不同舟共济以图自救，反而继续相互猜忌，又上演了一幕幕火拼大戏。
文钦本来是曹爽安排到淮南牵制王凌的
《晋书·文帝纪》：
“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贰。会钦计事与诞忤，诞手刃杀钦。”
诸葛诞在内讧中手刃文钦，结果导致文钦之子投降司马昭，并反攻诸葛诞。这个时候司马昭再次大玩攻心战，封赏了文钦之子，并让他们带着数百骑绕城高喊：“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由此寿春城军心士气完全崩溃，以致于“持弓者不发”，胡三省语“知其众无据守之心也”，最终被司马昭不攻而克。仇鹿鸣老师关于淮南的内部矛盾，曾经有一番精彩的论述“在三次起兵过程中，反对司马氏的淮南诸将本身就矛盾重重，目的不一，始终未能形成合力，甚至出现了后一次叛乱的发动者是前一次叛乱的镇压者这样诡异的现象。”确实是精彩而又深刻的洞见。
随着淮南三叛的最终失败，司马氏代魏的历史进程已经无法阻挡，标志着“亡魏成晋”局面的最终到来。
然而，淮南三叛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在曹魏晚期，淮南之所以成为屡屡兴兵对抗司马氏的策源地，并不是偶然的。淮南是曹魏备吴的前线，这里驻有重兵，并且需要熟悉情况的宿将长期镇守，这就给形成地方势力提供了条件。与此可以类比的是雍凉的情况，司马懿自己在雍凉专制多年，在雍凉形成了庞大的权势网络，这成为他后来在曹魏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筹码。但是，司马氏的势力没有深入到同样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淮南地区，是导致魏晋嬗代之际，淮南屡叛的重要原因。
淮南的三次叛乱虽然被司马氏因势利导击破了，司马氏最终控制住了淮南的局面，成功地没让淮南问题影响魏晋嬗代。但是淮南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直到晋武帝时期，留驻淮南的宿将石苞因为司马炎的猜忌，还差点引起淮南的第四次叛乱。而石苞本人则是司马氏的亲信，是西晋的开国元勋。由此可见，淮南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地方势力和中央关系问题。
司马氏鉴于淮南的深刻教训不得不有所动作，所以西晋建立后就形成了宗室出镇地方的局面。后来以宗室出镇来控制地方的办法，在整个南朝也被广泛使用。诸葛诞被平定后，扬州都督区被一分为二，分出了扬州都督和淮北都督。把地方强藩进行拆分，也成了淮南三叛后，司马氏抑制地方势力的一个常用办法。与此类似的还有雍凉都督被拆分为关中和陇右都督；荆州都督被拆分为新野都督和襄阳都督；青徐都督被拆分为青州都督和徐州都督；这项政策影响深远，同样地被南朝广泛借鉴和使用。
淮南三叛是曹魏后期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但这三次叛乱的政治诉求都相当模糊，“叛军”军事力量较之司马氏又严重不足，再加上自身矛盾重重，最终被司马氏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淮南三叛表面上是“扶曹”和“反马”的问题，然而本质上却是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的较量。司马氏鉴于淮南三叛的深刻教训，在后来广泛采取宗室出镇地方的政策，并拆分强藩以削弱地方势力，这一手段在后来的南朝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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