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武汉疫情，吵架群玩的时候，就读了一下吴又可的瘟疫论。那时对中药啥的，属于无知阶段。加上我习惯于解剖生理等西医基础知识。这一次，橐龠给我提供了一个视角，即：虽然达原饮最为出名，但是最常用的方子却是承气汤。他说这一次疫情，他就用承气汤，除了一次发热，无其他症状。
受此启发，再读瘟疫论，感觉很有道理，但是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起病在膜原。不过，瘟疫论总体上还是把疫病的重点说明白了。几个月前，很多人都在强调奥密克戎就是一次感冒；现在很多人又在焦虑、恐惧奥密克戎的后遗症。我觉得吴又可早在几百年前就写清楚这件事了。
最为重要的是，目前给出的中药方剂，好像都不重视吐法和下法，希望中医们能够重视一下。当然我也希望，西医能够用中医方剂来治疗重症，尽可能的救治。
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浓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
这一句可以理解为伤寒、感冒是一种身体调整时的疾病，可以理解为自身免疫性为主；而疫病，则是外来为主。现在我对中医体系的理解，是很认可这一个观点的。戾气的提出，这说明吴又可非常清晰的认识到传染性。
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从这一次的病情看，很多感染病毒，身体又比较弱的人，并没有发烧等症状。所以，我认可这句话。这反而让我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波感染充满恐惧。
若外感在经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里，表虽有汗，徒损真气，邪气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渐退，表气潜行于内，乃作大战，精气自内由膜中以达表，振战止而复热，此时表里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湿透，邪从汗解，此名战汗。当即脉静身凉，神清气爽，划然而愈。
这一次有病人就是一边发热一边出汗，与此同时，咳嗽咳痰头痛，却进一步加重；如果感觉体温高，使用布洛芬，不仅仅咳嗽加重，又会增加乏力。所以，这一次的发热，真不像是表证。所以，使用布洛芬退热，最好要摸脉，不能在沉脉，迟脉，细脉时候使用。如果使用了，出汗后，体温降低，过不了多久又会再升高。这样很吓人的，通常感冒都是发热后一次退烧药就退烧了。
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其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虽有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
达原饮是一个名方。这一次的用药，感觉麻黄类药物，效果都一般。比如清肺排毒汤，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神奇，还有一个病人用了麻杏石甘汤的加减，却有很长时间的咳嗽。我身边，并没有用达原饮的人。所以，不敢评论。但是我总觉得大多数重症都是肺炎的病，却是用膜原起病的理论，总觉得不合适。
但是很多人在发热之后，都出现了大便减少，干结的情况，我觉得只要两天不大便的病人，一定要想办法去大便，可以用承气汤。
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
初步感觉，奥密克戎这一个病，变化很快，最初的咽痛，紧接着发热身痛，之后是咳嗽鼻塞，有些人腹泻，腹痛；然后才消停，留下乏力和咳嗽，两三周都不好。好在症状没有那么重，人还是挺过来了。所以，随证用药，确实应该的，但也确实太难了。这一点，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到医院挂号取药，大半天就过去了，而且往往耗费很大的体力。可以做到的就是自我针灸。共学群成员，这一次好几个人受益了。早期的针刺，特别是足三里、天枢等的针刺，是可以有一定的“达原”效果的。后期的针刺，将症状缓解一部分也很容易。
伤寒感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感邪在内，内溢于经，经不自传。伤寒感发甚暴，时疫多有淹缠二三日，或渐加重，或淹缠五六日，忽然加重。
这一段很长，只摘出这一句。这一段论述了“感冒”与这一次奥密克戎的差异，基本上很符合这一次的经历。这一次奥密克戎并没有很明显的“传”的表现，而是各个脏器的病，按照时间，依次表现出来。而且，确实有一些人在几天之后突然加重，我自己也是在五天的时候，又发烧了。从奥密克戎的致病特点来看，这一个病毒对各个器官都有侵犯，用“内溢于经”来描述非常合适。
时疫之邪，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发时与营卫交并，客邪经由之处，营卫未有不被其所伤者，因其伤，故名曰溃。然不溃则不能传，不传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瘳。时疫下后，多有未能顿解者，何耶？盖疫邪每有表里分传者，因有一半向外传，则，于是肌肉之邪，不能即达于肌表，下后里气一通，表气亦顺，向者郁于肌肉之邪，方能尽发于肌表，或斑或汗，然后脱然而愈，伤寒下后无有此法。虽曰终同，及细较之，而终又有不同者矣。
当然，这一次奥密克戎，好像并不是首发于“膜原”。首先就是腹痛腹泻腹胀等症状，并不是首发，也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咳嗽和疲乏。其次，这一次并没有斑。虽然有一些重症病人存在血象的异常，甚至出血、血栓的表现，但是并不多。再次，重症病人，大多数都是肺部问题。把肺问题归结为膜原，好像并不合适。
或曰：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时疫感天地之戾气，气既不同，俱用承气，又何药之相同也？曰：风寒疫邪，与吾身之真气，势不两立，一有所着，气壅火积，气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与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为之邪矣。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假如初得伤寒为阴邪，主闭藏而无汗，伤风为阳邪，主开发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黄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传至少阳，并用柴胡，传至胃家，并用承气，至是亦无复有风寒之分矣。推而广之，是知疫邪传胃，治法无异也。
这一段话，显然是有人质问吴又可“你说了半天理论，到最后不还是用承气汤-这一个伤寒经典方剂吗”；吴又可的回答是“治疗方法是一样的，但是更加简洁，更加高效”。这让我想起有人质问我“皮穿支和穴位研究了半天，公共号理论写了几十篇，到最后不还是扎哪个地方吗？”；好像我也只能说“治法无异也”；因为这样问的人，肯定是不思考我所说的问题了，也没法交流啊。
凡疫邪留于气分，解以战汗；留于血分，解以发斑。气属阳而轻清，血属阴而重浊。是以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阳主速而阴主迟，所以从战汗者，可使顿解；从发斑者，当图渐愈。
怎么理解哪？按照皮穿支和穴位重合之后对黄帝内经的解读，气分就是血管外膜，血分就是血液和内皮。血管外膜，会导致血管节律性的不稳定，虽然血流很快，但是血液循环很长。血管内皮，则会导致血细胞变形，血小板低，淋巴数量变化，凝血参数的改变等等。所以，“血属阴而重浊”。
也就说，必须把皮穿支的血流声音和血象治病结合在一起观察，这样区分气血之分。战汗，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一次加速自主神经的衰竭之后进行重启，西医治疗病人的室上速时，治疗方法就是一次电击，即电复律；不去控制心电，而是直接一个强烈的电击，相当于重启电脑系统。这一个发斑，西医有一个病叫“紫癜”，很多时候是因为血小板减少引起的。发斑同紫癜，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
夺气不语时疫下后，气血俱虚，神思不清，惟向里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应，此正气夺，与其服药不当，莫如静守虚回，而神思自清，语言渐朗，若攻之脉必反数，四肢渐厥，此虚虚之祸，危在旦夕，凡见此证，表里无大热者，宜人参养荣汤补之。能食者，自然虚回，而前证自除；设不食者，正气愈夺，虚证转加，法当峻补。
这一种表现用现代西医的话说很明显就是老年人的低氧血症。处理方法也很简单，胃口好的，就是人参养荣汤，慢慢回复。而胃口不好的，就用
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知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之溃，此受物气之为病，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这一段论述，非常有思想。这里面有传染、免疫的认识，比现代免疫学认知更深刻。
这一次我意识到，病毒对人体的攻击，和人体反击时候自身免疫是两种并行的致病因素。古人肯定也观察到了。所以有了各家学说，各种治疗方法。现代医学的好处是可以检测病毒对人体的攻击以及人体自身免疫的强弱。我觉得中医应该从这一个角度来发展。
其后内容很多，不在列举。总的来说，感觉吴又可对病人的观察、辩证都非常细致，对药物的性味都有自己的认知。这样的医生，疗效肯定是没有问题。
共学群的一个医生也推出一篇文章，介绍了余霖；乾隆年间的名医，著名温病学家，著书《疫疹一得》一本，名方清瘟败毒饮。《疫疹一得·自序》中余氏回忆道，当他读到本草书中有关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而薄，能表肌热：体沉而降，能泄实热的论述时，顿时恍然大悟，领会到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遂用石膏重剂试治温疫，取得良效。
一直以来，我对温病和伤寒的二者之间是怎么个关系，稀里糊涂。从吴又可、余霖两个后世名中医的学术上可以看出，他们都对伤寒的六经传变提出了质疑，并且拟定出来比较好的方剂。
显然，张仲景和吴又可及其他人遇到的都是传染病。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强调误治；而吴又可也认为当时医者普遍“误以伤寒法治之”， 而患者“枉死不可胜计”。
吴又可提出时疫是“感天地之疠气……能传染于人”， 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而伤寒则是“感天地之正气”“不传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感邪在经， 以经传经”。其实，从现代人视角看来，吴又可的阐述，有时代的局限性。而且从治法上就可以直接感觉到吴又可面临的困惑。
但是从伤寒到温病，说明了一点，就是不同时间有不同的疫情。从瘟疫论的内容看，有黄疸，有花斑，有痘病；那个年代没有疫苗，所以麻疹、白喉、天花，各种肝炎脑炎肾炎病毒。这些病毒，用伤寒论，肯定不合适。所以吴又可及其他学者再三强调，不能单用伤寒论，一定要辨析病机。
但我有一种感觉，伤寒论的东汉末年，疫病可能是一种呼吸道为主的疾病，和今天很类似。伤寒论可能特别符合今天的这一种状态。即使不符合，六经还是六律的最好表达方法， 六律作为一种规律，具有客观实在性，病机辩证、方药组合还是摆脱不了六经。狭义的伤寒六经传变虽然描述了一种明显的传变规律，但是依然有百合狐惑阴阳毒痉病等不按照传变来处理的疾病。
西医有时候能够找出针对病毒的特定化合物，特效药物，或者疫苗，如果不能时，西医也就束手无策，只能对症治疗了。而中医可能永远没有特效方（青蒿素是一个例外卖？），只能依靠对六经的理解来在做一些变通。但是这些变通的疗效，还是不错的。
所以，要强调“随证治之”，根据病人的脉象、舌苔来治病。
所以，我觉得，从西医视角找出皮穿支血管的结构和细胞受体的特点，找出更多西医规律，结合中医的认知视角，发掘出脉象、舌苔的现代医学认识，结合皮穿支的信号，就会对中医的各家学说有一个总结，也会极大的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