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八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青年浪漫思想期已经过去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迫使鲁迅把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那种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沉淀和压缩在严峻而冷静的观察、探索之中。十年沉默之后，鲁迅用现实主义代替了浪漫主义；用人道主义压倒了个性主义；以国民性的改造为目的，以文艺为武器，勇猛地投入了“摧毁铁笼子”，“推翻吃人的筵宴”的战斗中。短篇小说《药》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鲁迅继《狂人日记》、《孙乙已》之后创作的第三篇白话小说。从创作时间和顺序看，《药》是一篇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鲁迅早期创作思想的光辉作品。一方面，它为读者提供了一面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真实的镜子；另一方面在革命斗争和文学创作上总结了宝贵经验，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自从《药》发表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至今尚未完全一致。由于出发点和观察的角度不同，对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的分析和认识也就不同。怎样才能正确地把握《药》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并且获得尽可能接近作者原意的认识呢？我们认为，必须对小说的艺术构思过程和结构方式进行细致深入地研究，而这个研究又应该以小说产生的社会实际和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为依据。否则，就会曲解作品的思想意义，曲解鲁迅的思想实际。
一、艺术构思
《药》的艺术构思是在明确的创作目的指导下，受到现实斗争的激发和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启示而形成的。
鲁迅的创作思想是以“改革国民性”为主要内容的。早在一九〇二年前后鲁迅就开始思索国民性问题。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鲁迅常和他的好朋友许寿裳一块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为了实现改良社会的愿望，鲁迅走上了医学救国的道路。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象他父亲那样被误治而死。想以此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他发现精神上“愚弱的国民”并非医学所能救治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毅然弃医学文，决心以文艺来实现他改造国民精神的愿望。
“愚弱的国民”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思想以后不止一次地在鲁迅的小说中出现，而最早表露出来的是《药》。
在鲁迅的早期思想上，绐终是把劳动群众放在重要位置上的。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希望使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群众），从落后、愚昧、麻木、被动的处境状态中解放出来，精神面貌、意识形态有着根本改变。救国先必救人，救人先必启蒙。正因如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成为鲁迅作品的一贯主题。《药》是鲁迅第一篇正面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并揭示他们的愚昧和麻木的作品。
想从研究国民性入手找到中国贫弱的原因，把改造国民性当做救国的方法，将文艺看成改造国民精神的主要武器。鲁迅的这些理解，并没有超出当时研究国民性者的思想局限。但是，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上，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作出了与改良主义、复古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论断：“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了鲁迅惨痛的教训。他陷入了痛苦的沉默和思索之中，短篇小说《药》正是鲁迅经过十年思索后的一份答案。
《药》是以新文学中辛亥革命前后的黑暗现实为背景，从一个侧面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教训的最早的一篇文学作品。辛亥革命前中国越来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清朝反动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压榨人民，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进入高潮，终于在1911年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脱离群众，随着清朝封建统治的被推翻，马上就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一连串闹剧，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落到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依然处于异常黑暗的境地。鲁迅经历和参加了辛亥革命，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坚定地站在资产阶段革命派一边，参加了光复会。1911年，他在绍兴曾以兴奋的心情，迎接辛亥革命。他亲眼目睹了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而导致革命的夭折，因而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感到失望。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到了这个时期，有了新的特点。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研究改造国民精神同革命斗争的关系，是鲁迅思索的中心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促使鲁迅思想中产生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尽管它们仍没有摆脱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没有看到广大工农群众觉醒斗争的一面，但是他能够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政治锐敏和深刻洞察，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有主义的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他们暴力革命的“刀光火色”中，望见了“新世纪的曙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从长期的沉默中暴发了，他参加了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革命阵营，大声“呐喊”，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地进攻。所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他曾多次谈到在“五·四”前后写小说的动机，是为了“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小说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公开宣布自己所写的是“遵命文学”（自选集、自序）。这样鲁迅的注意力，一方面摆在“不觉悟”的“愚昧、麻木”的群众身上；另一方面又集中在作为“先驱”的革命者身上。把他思索的“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研究改造国民精神同革命斗争关系”的中心问题，集中在“革命者和群众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上。《药》就是以“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与群众关系问题”作为创作内容的。鲁迅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实际参加者和目击者。他目睹了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杀害的悲壮情景。革命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使鲁迅深受感动。一方面他们的失败和牺牲，使鲁迅感到愤慨和悲哀；另一方面痛定思痛，引起他深沉的思索，探索着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时“落后”，“不觉悟”的群众充溢在鲁迅的周围，更使他痛心，《药》的构思就在这个思索的过程中产生了。
关于鲁迅对“革命者与群众”关系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一九一八年鲁迅致友人许寿裳的信里得到说明。鲁迅写道“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在与《药》同时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的《随感五十九·圣武》一文中写道：“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呜。中国人都有些不很象，所以不会相干。”“未知下药”是革命者的弱点，“牙关紧闭”则是群众的落后；“精神的燃料”，“心上的弦索”，不是群众固有的，让群众具备这一些“着火”，“出声”，“共呜”的条件，正是鲁迅对革命者的批评和要求。这种见解和认识，在《药》里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鲁迅曾对别人讲过《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而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药》的艺术构思的基点。
在谈《药》的构思时，鲁迅曾提到俄国作家安特来夫的短篇小说《齿痛》，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工人与白手人》对他的影响。这两篇作品都写了革命者的奋斗和牺牲，以及群众的愚昧和冷漠。《齿痛》中的商人把自己的疾病看得比革命者的牺牲还重要，而《工人与白手人》中的工人在迷信思想的支配下想弄一段吊死革命者的绳索，给全家带来幸福。这些地方可以看到鲁迅构思《药》时所得到的触发的若干痕迹。
《药》创作于“五·四”运动的前夕。鲁迅以惊人的洞察力，从丰富的生活经验教训中，挖掘出了深刻的思想作为艺术构思的基点，同时又从大量的生活原型中概括和提炼了，能够生动有力地表现主题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情节，并且安排了巧妙而精当的艺术结构，组成了《药》的艺术构思的内容；在辛亥革命时期，南方的一个小城镇里，开茶馆的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了肺病，屡治不癒。华老栓用辛辛苦苦积攅下来的血汗钱向刽子手买了一个血渍过的馒头给儿子治病。而这馒头上的血是一位被杀的革命者夏瑜的。夏瑜从事革命事业为夏三爷出卖，被捕后在狱中继续斗争，终于被反动统治者杀害。但是，关于夏瑜的被捕、遭戮，人们却传为谈资，而华老栓夫妇漠不关心，只是一味盼望他们的儿子病癒。结果，人血馒头没有效用，华小栓终于死去。作者通过否认和批判，揭示了生活与革命的真理，夏瑜和华小栓的死都是一个悲剧，这是革命者与群众相脱离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五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爆发的前夕，鲁迅通过《药》，把这样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提到读者面前，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二、主题
鲁迅曾经对小说创作提出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精辟见解，《药》在选材与开掘问题上是我们的典范。
“人血馒头” 和“清政府杀害革命者”是鲁迅熟悉的题材，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用人血馒头治病，这件事在前清时代是常有的，是封建迷信的邪说。这个题材，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就写过：“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反动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更是鲁迅目睹的。小说中的夏瑜就是暗喻清末著名的女革命党人秋瑾。秋瑾是绍兴人，是在绍兴被杀害的，当然给鲁迅的影响和震动极大。然而鲁迅并没有把这两种现象直接拿来作为故事的情节，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对题材进行了深刻地开掘；从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这个题材上，鲁迅所看到的不仅是群众的愚味，而是看到责任在于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去发动群众，去启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从革命者牺牲这个题材上，鲁迅所看到的不仅是革命者的壮烈和英勇，而看到了他们脱离群众，不被群众理解而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巨大损失。根据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改造和启发，把两件事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不觉悟的群众吃革命者的鲜血的独特构思。这样，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残酷屠杀革命者和精神上毒害劳动人民的罪行，又深刻地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因而得不到群众同情和支持的历史悲剧。
在小说中，鲁迅对人物的设计和安排，都有著明显目的性。小说开掘的深度，也在人物的设置上体现出来。小说以主要的篇幅写了华老栓一家，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因为华老栓是作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寄托体。华老栓是千千万万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底层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一家三口，全靠卖茶维持贫困的生活，用得是“遍身油腻”的灯盏，盖得是“满幅补丁”的被子。每天“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给人冲茶”。即使有事熬了夜，“两个眼睛都围着一圈黑线”，也不肯休息。他善良、不忍心看杀人，见了恐怖的场面会吃惊。他对小栓的爱全是一幅慈父心肠。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他的贫困和儿子的疾病，也造成了他的愚味和迷信。他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不惜拿出血汗钱买了个用革命烈士鲜血浸透了的馒头，给他儿子治病。他甘心受掠夺受压迫，在康大叔面前毕恭毕敬。结果是：儿子照样死了，人财两空，等待他的，只是被奴役、愚弄致死的命运。
对华老栓，鲁迅是采取同情和批判的态度。《药》的悲剧不是华老栓个人的悲剧，而是劳动群众的悲剧。作者通过华老栓这个人物形象告诉我们，劳动人民的愚昧、落后是反动统治者残酷压榨剥削和愚弄的结果。劳动人民不觉醒，只会做“无聊的看客”和无声无息地死去；只有觉悟起来，才会摆脱贫困、死亡的命运。而唤醒民众的觉悟正是革命者的责任。辛亥革命未尽到这个责任，所以失败了，新的革命者和新的革命必须把启发民众觉悟的任务放在首位。如果说群众觉悟程度可以衡量一次革命的深度，那么华老栓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一把尺子。鲁迅通过《药》，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把华老栓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弱点，为新的革命者和新的革命指出了新的方向。
如果说华老栓的形象意义重点在于“改造国民精神”上，那么夏瑜的形象意义则偏重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和道路的探求上。这两个人物交叉结合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鲁迅当时的思索中心。
夏瑜是《药》的主人公之一。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在作品里虽然只是用极少的笔墨间接勾勒的，却依然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夏瑜的艺术形象虽然是以清未女革命家秋瑾为原型的，但是又决不是由若干生活原型简单拼凑起来的。经过作家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这个形象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比生活原型更高更典型的独立的艺术形象。
夏瑜是一个出身贫家的年轻无畏的反清战士。他的生活很贫苦连牢头红眼阿义也“榨不出一点油水”。他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他怀抱着“不要命”的牺牲精神和敢于在“老虎头上搔痒”的勇敢精神，即使关在牢里，也不消极，不悲观，勇敢地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还要劝牢头造反”。在狱中虽然遭到那有“一手好拳棒”的红眼阿义的殴打，可是他却“打不怕”，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无畏的品质，终于大义凛然地英勇就义。在夏瑜身上焕发着一个民主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和英勇气慨。对于夏瑜，小说是采取又歌颂又批判的态度。小说以肯定和歌颂的笔触从侧面写了这位革命者的无畏和坚强。他的悲壮就义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和乐观向上的昂进的力量。
但是夏瑜毕竟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尽管革命的主张“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在当时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可是他分不清敌友“劝牢头造反”，脱离群众，连母亲也不了解他，同时过于孤傲轻视群众，因而造成了他的悲剧。这样一个英勇不屈的反清战士。他的壮烈牺牲所换来的，却只是将鲜血给了一个愚昧的群众充当为儿子救命——其实是送终的药。他为群众的解放而献身，可是群众对他却毫不了解，毫无同情，这是怎样的一个悲剧啊！夏瑜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悲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夏瑜这样的革命者不少，他们是值得赞扬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不在于革命者本人，而在于整个资产阶级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弱点。鲁迅通过夏瑜这个人物形象，深刻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脱离群众的英雄，不管他多么勇敢、坚强，总免不了充当闲人饭后的“谈资”和“示众材料”的可悲命运。从而达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辛亥革命的目的。
小说题名《药》，有着深刻含蓄的双关意义。本意是指浸渍着革命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这个“药”！是没有疗效的，既治不了病（华小栓仍然死去），又治不了国（劳动人民仍然处于愚昧和麻木的状况中），只有唤醒民众觉悟，才能使群众摆脱愚昧，落后、贫困，疾苦的状态，革命才能胜利。如果，革命思想不掌握群众，那革命者的血只能作“人血馒头”的材料。
许许多多活着的，在继续寻找革命道路的“夏瑜”们，和许许多多活着的仍然在受苦受难的“华老栓”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夏瑜和华老栓作为一面镜子，觉悟起来，振作起来，这是洋溢在《药》的字里行间，给人以极大鼓舞的号召。
由于历史和世界观的局限，鲁迅未能看到新的革命力量在何方，也指不出一个真正的医治社会病苦的“良方”。但是，《药》是对一场革命的血的总结，也是对一场更新的革命召唤，为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从这点意义上讲，《药》以它不朽的艺术生命力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文学以伟大的影响。
三、结构
《药》发表后，它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2集序》）。这是和小说的巧妙的艺术构思，深刻的思想感情和新颖而特别的结构方式分不开的。《药》的结构充分地反映着作品的思想内容，为思想内容服务，并且把作者的构思变成艺术作品。
鲁迅巧妙地采取了双线结构的方式，以明线来描述华老栓的命运，他是怎样买药给儿子治病，众茶客对“药”的议论，华小栓吃过“药”后终免不了死的结局；以暗线来叙写夏瑜的故事，他是怎样被杀、被捕、被议论、被吃的。这两条故事线索一主一次并行地在作品中伸展，前进。华家和夏家的故事，都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他们都死了儿子，然而死的方式却不一样。华小栓死于反动派的愚民政策，夏瑜死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小说通过一个人血馒头，很巧妙地把这两条线索联结起来，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和革命者的失败之间必然的逻辑联系，有力地表现了主题。
为了便于这两条线索的前进，鲁迅选择了刑场、茶馆、坟地作为展开情节的场景。刑场一节，以夏瑜的被害和华老的买人血馒头接连两条线索，交代了“药”的来源。明暗两条线索从这里出发各自完成自己的故事。接着在第三部分，以茶馆里的议论使两条线索交织成作品的高潮，群众的愚昧和落后，革命者的无畏和可悲，奏出了作品主题的最强音，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和人民群众采取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罪恶，又总结了辛亥革命血的教训。小说结尾，在坟场上安排了两个母亲的见面，这样就使明暗两条线索完全溶汇在一起。两个母亲都不了解她儿子的真正死因，悲惨的会面是故事的悲剧结局，作者有意地渲染了一种荒凉、寂静、阴冷的气氛，增加了夏瑜悲剧的感染力量。
正如鲁迅所说的，《药》的结尾存在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是，作者有意在夏瑜坟上设置的花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激励着鼓舞着人们革命必胜的信念，去参加推翻旧世界的战斗。悲壮的旋律激荡在小说的结尾，双线结构的形式巧妙而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构思意图。
从思想内容上分析，双线结构的形式不仅对于表现作品主题，而且对于深化作品主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华、夏两家的命名是深有寓意的。“华夏”是中国的古称。华、夏两条线索的结合，说明了《药》所提示的悲剧，不单是华家和夏家的悲剧，而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辛亥革命的悲剧。华、夏两家的悲惨遭遇，暗示着处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中华民族的悲惨遭遇。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反动愚民政策和血腥屠杀。革命，是改革社会的唯一方法。可是，夏瑜的革命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小说通过对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批判，达到了对辛亥革命的批判和总结的目的，进行着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寻求。这样，把主题集中在“改造国民精神同革命斗争的关系”问题上，集中在“革命者与群众关系”的研究上。
由于《药》采取了双线结构的形式，使故事的展开富有变化，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又避免了平铺直叙，使作品具有憾人心腑的艺术力。
《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瑰宝，它告诉我们如何思索如何总结，如何在历史的真实中把握时代的本质，如何尽可能地运用完善地艺术手段反映社会真实，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一切对于目前新时期的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西北政法学院中青年教师学术论文集198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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