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后事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
《王忠慤公哀挽录》内封
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对母亲造成的打击
父亲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用人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却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当时正处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坟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
王东明生母潘丽正
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信中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抚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和西院1号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4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三人比较接近。
我和钱妈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无法让她改变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嘴，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
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分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
父亲去世后的王家处境
父亲在清华园时，我曾跟随父亲读《论语》，生活很快乐。但是，好景不常。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亦只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如何接受及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父亲的丧事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贞明虽已办好燕京大学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一个研究院职员的位置。因此，他就辍学就职了。
四哥纪明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慈明、六弟登明及松明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夫人）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最后的决定是由父亲的助教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文章。这时，我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易地放过了。
赵万里先生与我家本来就是亲戚，他是母亲表姊的长子，平时各处一方，很少往来。他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家乡都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先生即由人推荐给父亲。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他第一天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仍不禁莞尔一笑。他毕恭毕敬远远地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受益最多的学生。他家住在西院12号，与我们家相距很近，早晚都可前来向父亲请益。父亲有事，只要派人去请一下，他马上就到。父亲交代什么事，他都做得很好，
因此对他很是器重。
父亲去世后，所有书籍、遗作都是他处理的。书籍方面，后来由陈寅恪、吴宓、赵元任三位先生建议，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由赵万里先生整理编目。至于遗作方面，有已刊、未刊及未完稿三类，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并撰写《王静安先生年谱》。（后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赵万里先生与我有一年的师生之谊。当时弟妹们都上了学校，我由家中决定请他教古文。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由于全心地投入，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父亲去世一年后，母亲带着我们告别北平清华园，回故乡海宁。我在海宁从小学五年级念起。以前读过些古文，但从未学过数学，由阿拉伯数字开始学，所以我对念书一直有些自卑。虽然年纪大理解力较强，后来能赶上进度，而且表现不错，但总觉得自己是因为年长，所以也有胜之不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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