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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长女王东明追忆:先父投湖自杀

父亲的后事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
  《王忠慤公哀挽录》内封
  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对母亲造成的打击

父亲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用人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却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当时正处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坟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
  王东明生母潘丽正
  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信中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抚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和西院1号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4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三人比较接近。
  我和钱妈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无法让她改变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嘴,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
  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分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
 

父亲去世后的王家处境

父亲在清华园时,我曾跟随父亲读《论语》,生活很快乐。但是,好景不常。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亦只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如何接受及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父亲的丧事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贞明虽已办好燕京大学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一个研究院职员的位置。因此,他就辍学就职了。
  四哥纪明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慈明、六弟登明及松明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夫人)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最后的决定是由父亲的助教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文章。这时,我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易地放过了。
  赵万里先生与我家本来就是亲戚,他是母亲表姊的长子,平时各处一方,很少往来。他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家乡都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父亲就任清华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陆维钊先生为助教,当时陆先生因祖父丧未能履任,赵先生即由人推荐给父亲。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天,我到清华不久,赵先生即到职了。想到他第一天见父亲的情形,我们谈起来仍不禁莞尔一笑。他毕恭毕敬远远地站在父亲面前,身体成一百五十度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父亲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在远处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我想这个情形,大概就是所谓“执礼甚恭”吧!他对母亲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受益最多的学生。他家住在西院12号,与我们家相距很近,早晚都可前来向父亲请益。父亲有事,只要派人去请一下,他马上就到。父亲交代什么事,他都做得很好,
  因此对他很是器重。
  父亲去世后,所有书籍、遗作都是他处理的。书籍方面,后来由陈寅恪、吴宓、赵元任三位先生建议,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由赵万里先生整理编目。至于遗作方面,有已刊、未刊及未完稿三类,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并撰写《王静安先生年谱》。(后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赵万里先生与我有一年的师生之谊。当时弟妹们都上了学校,我由家中决定请他教古文。他替我准备了一部《古文观止》,先选较易懂的,再读较艰深的。他讲解得很清楚,每教一篇,第二天要背,要回讲。他上课时板着脸。我怕在外人面前失面子,因此用心听讲,用功熟读,直到有了把握,才放心去玩。由于全心地投入,记得有一次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父亲去世一年后,母亲带着我们告别北平清华园,回故乡海宁。我在海宁从小学五年级念起。以前读过些古文,但从未学过数学,由阿拉伯数字开始学,所以我对念书一直有些自卑。虽然年纪大理解力较强,后来能赶上进度,而且表现不错,但总觉得自己是因为年长,所以也有胜之不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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