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
围绕中国外交出现的诸多问题，围绕如何保护海外利益,要不要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要不要改变不结盟原则,要不要调整对外战略等问题，学界和社会各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其实，所有这些争论核心是在中国应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外交道路，特别是如何应对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当前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一个瓶颈期。这一瓶颈期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不仅来自外部环境的战略压力迅速上升，来自自身内部各个领域的战略压力也在增加。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朝鲜半岛问题、南海争端、缅甸局势、中东剧变等诸多问题表明，在内外不确定性压力交相挤压下，中国外交的周旋余地和弹性空间被压缩，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强，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
中国外交不可轻易言变
围绕中国外交出现的诸多问题，围绕如何保护海外利益,要不要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要不要改变不结盟原则,要不要调整对外战略等问题，学界和社会各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其实，所有这些争论核心是在中国应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外交道路，特别是如何应对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外交道路，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世界潮流、基本国情、外交传统。
从当今世界潮流来看，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问题，而是世界总问题的一部分，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一点也不比中国少。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国内市场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30年，正在步入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下行阶段，整个世界经济步入固定资本产品的更新换代引发经济平衡的破坏与恢复阶段，必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挤压出以往被经济周期上行阶段所掩盖的复杂矛盾，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压力都在急剧上升。在整个世界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维持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相比这一大局，其他问题都可以暂且搁置。
从基本国情来看，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承载着十几亿人口的安危幸福，不允许中国外交进行任何剧烈的调整。同时，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要么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不配套、不匹配，要么是由于发展结构不合理、发展不科学造成的体制机制不适应、方式方法不对路。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不能急于一时。因此，在中国国内社会环境矛盾盘根错节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切忌不可自乱阵脚，盲目胡来。
从外交传统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就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外交传统贯穿始终，事实上经受住了60多年的外交实践考验。因此，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世界动荡，中国不会轻易改变这一外交传统，中国将继续同世界各国都发展友好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在内外压力上升的瓶颈期，无论国际局势多么复杂，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世界冲突，中国外交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局势晦暗不明的时候，中国外交要首先稳住阵脚，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不可轻易言变。
三大瓶颈
当然，中国外交在耐心冷静、稳住阵脚的同时，也不能回避中国外交面临的实际问题，并采取有所作为的态度直面问题，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耐心细致地做好外交疏导工作。具体来说，制约中国外交的瓶颈性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建设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外交服务国家利益，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服务国家建设的需要作为坚定不移的使命。强烈的国家建设偏好，使得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问题上十分谨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如何在国际体系游戏规则内利用国际体系平台开展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任务。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年，国际体系本身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要学会参与现有国际体系，而且也要学会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体系更公正合理的改革，还要学会参与创建新的国际体系，把中国的理念和智慧植入国际体系，为完善国际体系作出贡献。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不仅仅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理解和把握两条主线的复杂互动，努力营造中国大外交的格局。
二是国家驱动与社会驱动的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更偏爱以国家驱动的外交，更倾向于诉诸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中国外交尽管在政府外交层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对调动和发挥非外交部门和非官方组织参与外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还很不够，经验也非常缺乏。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非外交部门比如军事部门、财经部门、外宣部门、国有企业、大众传媒、人民团体乃至普通大众都卷入到中国外交中来。在社会行为体参与外交的热情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外交与公众期待之间逐渐呈现出“期待落差”：一方面，随着建交国的增多和外交规模的扩大，中国外交的专业化程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外交已经成为普通人难知深浅的学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外交越来越关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非外交机构和部门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可见，外交统筹跨国社会交流与社会交流日益渗透国家外交的互动格局已经确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何妥善处理国家驱动的外交与社会驱动的外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为社会驱动的外交探索合理的制度实现形式，引导非外交部门和非官方机构有组织有秩序地参与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
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即便是面临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严峻挑战，中国外交也始终没有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基础和政治优势，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体系暴露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此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交关系，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集团和劳动集团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不仅需要精准定位，妥善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维护好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大局，更要积极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政治力量的关系，与之保持及时的接触和互动，努力澄清和解释中国外交的立场和意图，不断夯实彼此外交关系的基础。
录入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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