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小人，最初指的是贵族与平民，没有道德含义。
《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尽管也残留着社会地位上的区分，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社会地位的标准，而以“德行”作为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区别。
虽然一些“君子”常被人讥笑为“伪君子”，但这并不影响君子这一词的美好内涵，我们做人、教育影响别人，都应该朝着君子之德的方向努力；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在生活中更要近君子，远小人。
那么，君子和小人究竟如何区分呢？孔子告诉我们十条标准。
第一，看胸襟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释义：君子心胸光明开朗，神定气安。小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经常愁眉苦脸。
感悟：君子的胸襟永远是光风霁月，无论得意或艰难，都自然是胸襟开朗，乐观而不盲目，对人宽容，没有仇怨，所以能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小人的心里永远都有事情，不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对，再不然就是某件事对自己不利。
第二，看交友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释义：君子合群而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而不合群。
感悟：君子无论和什么人交往都能以公正之心对待众人，一视同仁，不拉帮结派；小人却总是喜欢和自己相近的人结成小圈子，排斥异己，结党营私。
第三，看标准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释义：君子看重的是道义，而小人看重的却是利益。
感悟：当遇到问题，或者面临选择，君子会首先以道义的标准去衡量，最后做出选择；而小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获利，这是君子和小人思考问题或者做选择的时候的最大区别。
第四，看是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释义：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的恶处。小人则与此相反。
感悟：品德高尚的君子有仁爱之心，凡是别人的事情符合道义的，君子不仅乐见其成，更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达成美好的目标，促成别人的进步、成功。但如果是不合道义的，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君子一定不会成人之恶，为虎作伥。
第五，看言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释义：君子能够以道义包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营造和谐的氛围；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却心口不一。
感悟：君子能够容忍不同的想法、意见，并且不会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与人赤诚相见、肝胆相照。营营苟苟的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隐瞒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阳奉阴违。表面上迎合别人，顺从别人，但是却心怀鬼胎，甚至想着算计别人。
第六，看气质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释义：君子泰然自若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泰然自若。
感悟：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教我们“主要看气质”。君子庄重，心境平和，气定神闲，没有骄矜之感；小人傲慢、自大，带有攻击性，充斥着骄矜的气息。
第七，看志向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释义：这句话有多种解释。一说君子日日长进向上，小人日日沉沦向下；一说君子徇天理，日益高明，小人徇人欲，日益污下。一说君子追求高层次的通达，小人追求低层次的通达；一说君子上达达于道，小人下达达于器。
感悟：古人说，志当存高远。做人两个方向，一个向上，所谓“上达”，一个向下，所谓“下达”。向上即是向善，不断改正错误，追求道义；向下即是不知改过，不知修身养性，日见其颓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向上走总是困难的，要付出很多努力；向下走很容易，但结果却是毁掉了自己。
第八，看追求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释义：君子所思考和忧虑的是德行，小人所思考和忧虑的是田宅禄位；君子所思考的是不能触犯法律，小人所思考的却是如何获得利益。
感悟：君子安分守法，小人则唯利是图，虽蹈刑辟而不顾。君子和小人所思考和忧虑的东西都不一样，所采取的行动自然也就不一样，最终的结果更是天壤之别。
第九，看人品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释义：孔子说：“君子要求的是自己，小人要求的是别人。”
感悟：出了问题、有了矛盾，君子有自我反省、自立自强的特质，君子总是先反省自己的做法，寻找自我的不足，从而改正缺点不断进步。而小人则正好相反，从来不会检讨自己，总是把错误和责任推给别人，对别人求全责备，自然不会有进步。
第十，看抉择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释义：君子走投无路时，仍然坚持原则；换了是小人，就胡作非为了。
感悟：能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仍然坚持原则和底线，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也是真君子和伪君子的区别。越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01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
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燥；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的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
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决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
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
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
你想不与理会，调过头去，但这股腐蚀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怅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逆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
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 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 小人是什么？如果说得清定义，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可恶了。小人是一种很难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约略能说的只是，这个“小”，既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地位。
小人与小人物是两码事。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欧洲的一则往事。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
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敌，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准备逃离这个可怖的深渊。
可能是教堂的神父产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来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间的和睦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既便在礼貌的言词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我读到这个材料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作者写道，直到今天，这个村庄的人际关系还是又僵又涩，不冷不热。
对那个窃窃私语的女人，村民们已经忘记了她讲的具体话语，甚至忘记了她的容貌和名字。
说她是坏人吧，看重了她，但她实实在在地播下了永远也清除不净的罪恶的种子。说她是故意的吧，那也强化了她，她对这个村庄也未必有什么争夺某种权力的企图。说她仅仅是言词失当吧，那又过于宽恕了她，她做这些坏事带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所能给予的还是那个词汇：小人。 小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欧洲往事因为有前前后后的鲜明对比，有那位神父的艰苦调查，居然还能寻找到一种答案。然而谁都明白，这在“小人事件”中属于罕例。绝大多数“小人事件”是找不到这样一位神父、这么一种答案的。
我们只要稍稍闭目，想古往今来、远近左右，有多少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村落”被小人糟踏了而找不到事情的首尾？
由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它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
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互相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 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而当我们长久地放弃这个划分之后，小人就会像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
结果，不愿再多说小人的历史，小人的阴影反而越来越浓。他们组成了道口路边上密密层层的许多暗角，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的民族跋涉步履，在那里趔趄、错乱，甚至回头转向，或拖地不起。即便是智慧的光亮、勇士的血性，也对这些霉苔斑斑的角落无可奈何。
03解析一个费无忌，我们便约略触摸到了小人的一些行为特征，但这对了解整个小人世界，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值得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共同注意。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的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封建人治专制隐密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密又能适当地把隐密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
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性需要的填补和满足。
《史记》中的《酷吏列传》记述到汉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对人和气，实际上坏得无可言说。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欢谁，就千方百计设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恶极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讨厌，他也能判个无罪。
他的一个门客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反诘道：“法律谁定的？无非是前代皇帝的话罢了，那么，后代皇帝的话也是法律，哪里还有什么别的法律？”
由此可见，杜周固然是糟践社会秩序的宫廷小人，但他的逻辑放在专制体制下看并不荒唐。杜周不听前代皇帝只听后代皇帝，那么后代皇帝一旦更换，他又听谁呢？当然又得去寻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
照理，如果有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行政构架，各级行政官员适应多名不断更替的当权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习惯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恶斗的中国古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自身官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脆利落、毫无痛苦。
闭眼一想，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五代乱世的那个冯道，不知为什么我会把他记得那么牢。
冯道原在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934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
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
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
冯道答道：“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东西。”
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止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的叛卖。
因此，冯道还有长期活下去不断转向、叛卖的可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像一个人。
与冯道、杜周、费无忌等人相比，许多忠臣义士就显得非常痛苦了。
忠臣义士平日也会长时间地卑躬屈膝，但到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会突然慷慨陈词、拼命死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证明他们还保留着自身感知系统和最终的人格结构。
后世的王朝也会表扬这些忠臣义士，但这只是对封建政治生活的一个追认性的微小补充，至于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还是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
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侧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制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的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劳苦大众是被物质约束和自然约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群，不能不循规蹈矩，并无自由可言，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做为行为的代价，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生命却也是够具体够痛切的，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
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呼应得起来并能产生深刻对位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除了他们，官场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贴心的社会心理基础了。
而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
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就像电磁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磁场，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应强劲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
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人们后来处处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职业性的恶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间地带非职业意义上的存在，人数多，范围广，渗透力强，几乎无所不在。
上层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下层的社会渣滓可以清除，而这种中间地带的存在将会是一种幅员辽阔的恶性遗传，难以阻遏。 据我观察，中间地带的大量小人就性质而言，也可分为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这几类，试分述之。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断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
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有一篇《明季奴变考》，详细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带仕宦缙绅之家的家奴闹事的情景，其中还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张溥、钱谦益、顾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
这些家奴或是仗势欺人，或是到官府诬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来已经够混乱的时代更其混乱。
为此，孟森曾写过一篇《读明季奴变考》的文章，说明这种奴变其实说不上阶级斗争，因为当时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却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这便是流行一时的找豪门投靠之风，本来生活已经挺好，但想依仗豪门逃避赋税、横行乡里，便成群结队地来签订契约卖身为奴。
“卖身投靠”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孟森说，前一拨奴仆刚刚狠狠地闹过事，后一拨人又乐呵呵地前来投靠为奴，这算什么阶级斗争呢？
人们寻常接触的是大量并未签订过卖身契约的恶奴型小人。他们的特点，是永久地在寻找投靠和巴结的对象。投靠之初什么好话都说得出口，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彻底地利用投靠对象的社会势力和公众效能以求一逞，与此同时又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箝制、要挟、反叛、出卖的资本，只不过反叛和出卖之后仍然是个奴才。
这样的人，再凶狠毒辣、再长袖善舞，也无法抽离他们背后的靠山，在人格上，他们完全不能在世间自立，他们不管做成多大的事也只能算是小人。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为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
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浊、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
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
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得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
这种做法当然会受到人们的责难，面对责难他们的办法是靠耍无赖以自救。他们会指天发誓，硬说刚刚乞讨来的东西天生就是他们的，反诬施舍者把它弄坏了，施舍者想既然如此那就不施舍了吧，他们又会大声叫喊发生了抢劫事件。
叫喊召来了围观，无聊的围观者喜欢听违背常理的戏剧性事件，于是，一个无须抢劫的抢劫者抢劫了一个无可被劫的被劫者，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啊。
与街市间的恶少不同的是，乞丐型小人始终不会丢弃可怜相，或炫示残肢，或展现破衣，或强调衰老，一切似乎都到了生活的尽头，骗赚着善良人们在人道上的最后防线。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
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苏北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行乞完，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成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
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貌似可怜却欲眼炯炯，低三下四却贪得无厌，一旦获得便立即耍赖，这便是乞丐型小人的基本生态。
流氓型小人。 凡小人无不带有流氓气，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的时候，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又最无逻辑的骚挠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流氓型小人的活力来自于无耻。西方有人说，人类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这句话对流氓型小人不适合。
《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献媚的丑态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说成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决，父子之恩难忘。”
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它罪犯的伙食，吃得饱饱的。
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一个恶奴型的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
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也真可以说是进入一定的境界了。
尚未进牢狱的流氓型小人比其它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像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
他们的一大优势在于，不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间的正常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诱使不知底里的善良人误认为有讲理的余地，来与他们据理力争。
以为他们不明真相，其实他们早就明白；以为他们一时误会，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误会过。
你给他们讲道理，而他们想鄙弃的就是一切道理。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他们又热呼呼的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终要鄙弃大道理的竟然是你。
曲彦斌的《中国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绘图骗术奇谈》里收集的许多事例，结论是：“对这类人不理无事，一沾边就无论如何难免要上套圈的。”
此话大概能感应许多读者。反观我们身边，有的人，相处多少年都平安无事，而有的人，亲亲热热自称门生贴上来，没过多久便滋生出没完没了的恼心事，那很可能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国历史上举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
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个叫丁谓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
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了。在宫廷里做文化侍从，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
至于这样的文化侍从是不是文痞，还要看他做多少坏事。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注意修饰文化形象，时不时愿意写几笔书法，打几本传奇，冒充一下学术辈分，拂拭一块文化招牌，伪称自己是哪位名人的师长，宣扬自己曾和某位大师有过结交。
更重要的是，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舆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
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
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赃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
这帮人无德、无行、无耻，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
他们手上有一支笔，但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
记得一位阅世极深的当代艺术大师临终前曾经颇有感触地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一辈子没有做成任何一件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业而居然还在文化界骗得一点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机过日子，继续忙忙颠颠地做文痞。”
文痞型小人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它类型小人的局部性恶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范的社会污染。
试想，一群街边流氓看到服饰齐整一点的行人就丢石子、泼脏水、瞎起哄，这种很容易看出来的恶行，如果由几个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杂志上换成文绉绉的腔调来干，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呢？说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艺批评和艺术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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