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人喜读《三国演义》，除了欣赏其文学成就外，也不乏学习其闪光的智慧。笔者在肯定《三国演义》有许多计谋，读《三国演义》使人聪明之时，给予更高评价的却是另一部作品——《东周列国志》。笔者通过比较《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计谋，尤其是“和亲策略”“金蝉脱壳”“直言指责”“空城计”等计谋的对应与比较，发现《东周列国志》中的计谋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胜于《三国演义》，从而得到《东周列国志》计高一筹、更富有智慧的结论。
关键词：《东周列国志》 《三国演义》 谋略 对应 比较
历史风云变幻，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岁月给英雄或奸雄们提供了争逐和征战的广阔舞台，也为演义小说提供了创作题材，《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就是根据这样的题材写成的。
一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最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东周列国时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虽然有名义上的周天子存在，然而诸侯林立纷争不断，已不是一个大治的时代。这个时代治中有乱，乱中有治。正因为这样，这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仕学争鸣侠隐飘逸，摇唇鼓舌皆成风流；这是个实力竞争的时代，以强国富民为本，虚伪的文过饰非的理论无法泛滥；这个时代的人——不管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教育家，不论是侠，是士，其生命状态大都是饱满昂扬的，都充溢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进取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1]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智谋。当时的争霸战已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水陆军协同争先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诞生了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等，他们集古代兵法大成，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对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几年海湾战争时，美军上下不是人手一册《孙子兵法》吗？这是个讲究谋略的“阳谋”时代，所以智慧丛生色彩斑斓。这个时代不仅在文明文化方面，也不仅在奋发图强、争霸称雄方面，即使是残酷的战争、为义为名为利的暗杀活动等等，也都创造了历史的最高经典！[2]这是一个具有大气魄的时代！《东周列国志》正是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
而东汉末年，中原大地也是豪强并起，天子名存实亡。特别是魏蜀吴三国纵横捭阖，逐鹿争雄，气势磅礴，战争连绵，哀鸿遍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各豪强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空间，都竭力去寻找人才，发现人才，运用人才。这个时代，如同东周列国时代一般，也是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的英雄年代。在这个年代，也诞生了孙武般伟大的军事家如诸葛亮、曹操、司马懿等等。《三国演义》正是演义了这样一个时代，有人说“向后人展示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尽在三国”[3]。可见时人对《三国演义》中谋略的重视，但这并不妨碍《东周列国志》描写谋略比《三国演义》更胜一筹！
可以看出，这两个时代都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4]剧烈变化的时代，以今人的话说，那是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崛起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大转型”[5]的时代。《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反映的都是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于是这两部书就有了许多可比之处，有了许多可对应之处。基于本人的兴趣爱好，本文仅就谋略方面对《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两书进行比较。
二
在东周和三国这两个伟大的时代里，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将帅士卒，为了各自的生存与发展，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尽各种或高尚或卑劣的谋略。但或许谋略本身具有相通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两书中的谋略具有许多对应之处。但对于各种谋略的运用，两者又是否没有高下之分呢？先就几个例子来看看：
（一）“和亲策略”使用上的比较
两书中描述以婚姻来寻求盟友或以婚姻来赚取贤臣大将之事到处可寻。而用此类谋略最具有对应性的要数申侯以女妻郑世子和曹操以侄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
《东周列国志》第三回写到申侯以女妻郑世子之事。当时的背景是周幽王宠爱褒姒，申侯之妹申后受到冷落并一度被打入冷宫，太子宜臼即申后之子，被逐出王宫，寄寓于舅父申侯之家。幽王又听信谗言，为防止申侯因怨而起兵造反，先发制人，起兵攻打申国，申侯于是借犬戎之兵打败幽王，然而却由此背上了“引狼入室”的罪名，在诸侯中的威信下降。而当时郑国，起先是郑伯友因从犬戎手中救幽王而牺牲于万镞之下，郑国一时在王城及诸侯国中赢得普遍赞誉。后来郑世子联合秦晋卫申各路诸侯赶走外来民族犬戎的侵犯，迎立宜臼，奉为平王，郑国一时为周平王及其他各路诸侯所敬仰，郑世子也成为各路诸侯中声名显赫的人物。因为申、郑两国当时的这种处境，再加上申侯又看到郑世子在后来也确实有了很大的作为，周王室东迁之后，嗣位的郑世子已成为武公，武公采用各种措施使郑进一步强大，最终也独秉周政，及到武姜儿子郑庄公手中，郑国终于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申国也因为甥舅关系而找到了有力的靠山。
再看《三国演义》中曹操将侄女许配“小霸王”孙策之弟孙匡之事。当时曹操、袁绍、孙策等都是较有实力的军阀集团。孙策早已因为挟死于糜、喝死樊能，英名播及天下，被人称为“小霸王”。他坐镇江东，手下聚集着许多能人武士，例如周瑜、徐代元、太史慈等等，军事实力已相当雄厚；再加上有以朝廷的名义加封的“讨逆将军”“吴侯”等等的头衔称号，其已成为当时社会与军事斗争中一股不仅不可忽视而且还应该予以重视的力量。孙策助曹操还是助袁绍，决定着曹操与袁绍斗争的成败。于是曹操必须结好于孙策，使孙策助自己，至少是不去助袁绍。为了达到这一军事目的，于是以仰慕孙策为名，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孙匡，曹氏与吴太夫人终于结为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婚姻关系也确实是为曹操寻求到东吴这一盟友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孙策在曹袁大战中不助袁绍，固然有其本身利害关系方面的考虑，但笔者以为曹孙的婚姻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
由此，我们发现古代的儿女婚姻虽然总是因为受到门第制和家政制的制约，男女主人公之间缺乏真正感情基础。然而，往往这种婚姻更具有形式上的牢固性，这种婚姻双方更讲究“恩”与“义”。于是也往往给双方带来更实惠的“功”与“利”。就像申国能借助婚姻找到郑国这座靠山；曹操能够依赖婚姻得到东吴这块安全地带。
两书中用婚姻来结盟友的策略还有很多，政治上说得好“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转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其关系是敌是友，都取决于利害。认清敌友，对战争极其重要。这方面看准了，就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有取得胜利的希望；反之，混淆了敌友阵线，那就会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将招到失败，以至自取灭亡。而在古代，在考虑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凭借婚姻手段寻找到盟友，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吧！“和亲策略”有时候确实是胜过军事“兵戈策略”的！
（二）“金蝉脱壳”使用上的比较
三十六计当中，有一计曰“金蝉脱壳”，指的是：寒蝉在蜕变时，本体脱离皮壳而走，只留下蝉蜕还挂在枝头。此计用于军事，是指通过伪装摆脱敌人、撤退或转移，以实现我方战略目标的谋略。[6]
《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普遍写到的就是运用这一计谋成功的例子。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六回写“逢丑父易服免君”。齐顷公率领曹卫鲁等国军队攻打晋国，然而却由于晋军将领鼓舞士气有方，竟然以少胜多大败齐顷公大军，晋军将士遥望金舆，竭力追赶败亡的齐顷公，使齐顷公等人被困于华不注山而不得脱。这时，逢丑父想到“金蝉脱壳”之计，先用自己与齐顷公调包，即让齐顷公脱下锦袍绣甲与逢丑父穿，而齐顷公穿逢丑父之衣伪作执辔之人，然后借“齐顷公”求华泉之水以解渴之机而逃脱。而在《三国演义》第五回华雄、李肃用计突袭孙坚之时，孙坚大败，只得“弃弓纵马而奔”。此时，另一个“逢丑父”——祖茂出现了，“主公头上赤帻射目，为贼所识认。可脱帻与某戴之”[7]，于是打扮如孙坚的祖茂巧妙将华雄等引开，使孙坚终于从小路逃脱。
“逢丑父易服免君”与“祖茂巧计免君”都是很好地使用“金蝉脱壳”计的典型，是“金蝉脱壳”计的最基本最直接的使用！两者都因为适时地改变打扮而终于成功脱险。此处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虽然在服饰等穿着打扮上很有讲究，往往一种服饰代表一个阶层，平时是不能随意乱穿的，特别是在君侯与臣子之间，那种服饰区别是相当明显而严格的，但在特定的时候却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以求脱身。可见，我们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较为重要的紧急关头，应该针对外界的特殊情况，灵活运用一般原则，做到应变自如而不是墨守成规。
（三）“直言指责”使用上的比较
有理有据直言指责的外交策略的使用在两书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的例子。《东周列国志》九十六回写蔺相如因为“和氏璧”而出使秦国之事。当时的形势是秦国已处于各诸侯国中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最强国的地位，其威震天下并吞八荒之心已经暴露无遗，天下诸侯都慑于秦的淫威。赵国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强盛的，有廉颇、李牧等军事天才的存在。然终究不敌秦国，赵也是畏秦已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王给了赵王一个二难选择——假许以十五城易赵王手中之宝（和氏璧），使赵王陷入既不能许之又不能不许之的境地。许之，肯定是白白失去宝物而得不到城池；不许之，又给秦王以借口而加怒于赵国。于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赵国只有派遣有勇有谋的蔺相如出使秦国。果然，秦王得到美玉不停地把玩，却绝口不提交易城池之事。于是善于察言观色的蔺相如就巧妙地把美玉要了回去，并指责秦王待外交使臣缺乏礼节，对待兄弟诸侯国不够尊重等等。又根据秦王喜欢美玉的心理，“要挟”秦王需用礼仪才可能得到钟爱的宝物。等到蔺相如第二次在秦廷面对秦王要求“和氏璧”的情况时，谨慎的蔺相如已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并且面对盛怒的秦王，义正词严地发表了一通演说：“秦自穆公以来，共二十余君，皆以诈术用事。远则杞子欺郑，孟明欺晋，近则商鞅欺魏，张仪欺楚，往事历历，从无信义。臣今者惟恐见欺于王，以负寡君，已令从者从间道还赵矣……”[8]“今日之势，秦强而赵弱，但有秦负赵之事，决无赵负秦之理。大王真欲得璧，先割十五城予赵， 随一介之使，同辰往赵取璧，赵岂敢得城而留璧，负不信之名，以得罪于大王哉？臣自知欺大王之罪，罪当万死，臣已寄奏寡君，不望生还矣。……令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而诛赵使，曲直有所在矣”[9]。一通言语，先直接指责，然后晓之以理，晓以利害，以刚言相慑，终于给历史留下了“完璧归赵”的一段佳话。
蔺相如这一段痛快淋漓的直言指责，自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三国演义》中祢正平裸衣骂曹操那一段。
祢衡，字正平，其经孔融推荐，面见曹操。当时曹操身居汉相之职，军事上也有了相当的力量，其“挟天子以令诸侯”使汉献帝已行同虚设，曹操的威名已播及天下。当祢正平来见操时，操没有很好地礼遇他，甚至“不命坐”。于是祢衡开始感慨并极力贬低当时曹操最得力的谋臣武士，认为荀彧只是“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守坟墓，而其余的人，如郭嘉、程昱等等人也只是可以用来关门闭户，白辞念赋，击鼓鸣金，牧牛放马，取状读招，传书送檄，磨刀铸件，负版筑墙，屠猪杀狗。甚至骂他们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
祢衡可真是把曹操麾下十分有才干的人贬低得不成样子。我们这儿且不说祢衡贬低这些人事实上是对曹操用人之才的极大讽刺，会引起曹操的暴怒，就说被点到名的和未被点到名的这些谋臣策士，哪一个心里会痛快？即使下文他没有再骂众人，不再说他们“行于死柩之中”，也不说他们“汝等只可谓之螺虫”等等倒人胃口的话，也会引起这些谋臣策士的厌恶。更何况他又说了这些话呢？后文中“众恨而散”，也是他咎由自取！
此处蔺相如与祢衡都遭到了无礼之遇，两人都采用了直接指责的外交策略。可这个策略所产生的效果却完全不同，两人的最后结局也是迥然相异，为什么呢？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蔺相如虽然骂了秦王祖宗八代，然而他却十分懂得说话的技巧，能够适时地转移秦王关注的焦点，骂了秦王的祖宗八代之后，他不给秦王一点思考和说话的机会，就开始说自己，把秦王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秦强而赵弱，决无赵负秦之理”，“臣自知欺大王之罪”，同时又对秦王晓以利害，“负不信之名”，“令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而诛赵使，曲直有所在矣”。这儿潜台词十分明显：秦王你还是不杀我为好！可见蔺相如虽也是采用直言指责的外交策略，但他在直言基础上很注意“知止策略”，把话说到点子上。所以最后秦王厚待相如，“礼而归之”，蔺相如最终能够完璧归赵，保持乃至发展了赵国在诸侯中的地位，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他显示了智慧和胆识的结果！而祢衡就不同了，他虽有勇气，但不够识趣，他说话不知进退，首先是打倒了一大批，招致“众人已恨”，他不仅借众谋士以抬高自己，也通过说曹操的“浊”来表明自己的“清”，得罪了曹营集团。这还不够，他还得罪刘表，得罪黄祖。黄祖不是曹操，他不是很懂得“嫁祸于人”，不是很懂得“借刀杀人”，暴怒中的黄祖可以把“胡言乱语”的祢衡给杀了。事实上，祢衡即使不死于曹操、刘表手中，甚至是不死于这个“黄祖”手中，也必然会死于另一个“黄祖”手中。可以说，祢衡的死，决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他本身的一个必然结果。
可见直言指责的外交策略是需要视环境、对象的不同而灵活运用的。祢衡就是在这一点上不及蔺相如吧！
（四）“空城计”使用上的比较
一部《三国演义》，讲到诸葛亮，恐怕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要数“空城计”。诸葛亮在失去街亭、列柳城之后，又逢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围城。当时诸葛亮身边只有文臣，没有大将，城中也只有两千五百军士，根本无法想象与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匹敌，然而诸葛亮真可谓知己知彼，他凭着长期以来对司马懿用兵谨慎性格的了解，在司马懿性格的谨慎之处大做文章。高唱一曲空城计，终于使司马懿上了大当，白白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攻城机会。一个“空城计”谋略退去了司马仲达十五万大军，其谋略的军事效果如此！由此，诸葛亮也给世人留下了空城一计退仲达的智慧形象。
诸葛亮的“空城计”可谓是家喻户晓，然而我发现《东周列国志》中却有一个比诸葛亮表演得更好的空城计，那就是郑国叔詹的“空城计”。
《东周列国志》二十回，写楚国令尹王子善为取悦嫂嫂息妫，大发楚国之兵，向中原进发，首先攻打郑国。郑国当时国力已远没有楚国强盛，而且一时又来不及请盟友齐国出兵相救，在郑文公急招百官商议，一些大臣大叫“请成”“求和”之机，郑国深谙军事心理的叔詹就唱起了一出“空城计”。他分析了“公子元（即王子善）操必胜之心，欲以媚息夫人耳。夫求胜者，亦必畏败”之后，十分镇定地令“大开城门，街市百姓来往如常”。这一番场景，令楚国前队不敢前进，以为“郑闲暇如此，必有诡计，哄吾入城，不可轻进……”[10]。即使子元亲自到城门口视察，也只有感慨：“郑有'三良’在，其谋叵测！……（需）更探听虚实，方可功城也”。[11]这样叔詹以空城唬住了来势汹汹的楚国大军，为自己赢得了时间，还未等到子元从空城计中醒悟，齐侯同宋鲁两国诸侯已经亲率大军来救郑，于是楚军只得潜出郑界，无功而返。这里叔詹也没有用一兵一卒，只是利用了人的非常规思维，而使郑国避免了灭国之灾，至少是使楚郑乃至宋鲁等国避免了一场兵戎之灾。
可见，两国或两军相争，在战场上，当然是勇者胜，但最后胜利还是属于智者！孙子讲得好“上兵伐谋”[12]，双方剑拔弩张的较量，实质上比的还是双方的才智和胆识！笔者认为此处诸葛亮的“空城计”玩得比较险，毕竟当时的对手是同样精明、同样深谙兵法的司马懿。而叔詹的“空城计”，是在熟悉对方，深知当时对方用兵目的（媚息夫人）和心理（求胜心切，也必畏败）之后实施的，于是就显得镇定自若、游刃有余。
或许叔詹、管仲的“空城计”不如诸葛亮的“空城计”那么声名远播，那大约只是因为《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比较，《三国演义》更为通俗，更具有文学上的可读性的缘故罢了吧！
当然，要使“空城计”产生效果，事实上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如：用此计者要能够知己知彼，例如诸葛亮、叔詹；要能够适时适地地实行此计谋，否则，就容易全军覆没；另外，还需要用计者本身在敌方特别是敌军最高统帅眼中有一定的军事才能，用计者的名望能对其决策产生影响，例如诸葛亮的谨慎而又善于用兵的名望在司马懿心理上的影响；叔詹作为郑国“三良”之一对楚令尹子元的影响；管仲的用兵才能对楚国的影响等等，否则此计也产生不了效果。最后，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的条件是敌军统帅必须是一个谨慎多疑的人，否则，这个军事谋略也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三
《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中人物谋略上的可比拟之处还有很多，例如长阪坡张飞曾用马拖动树枝以扬起灰尘来实施疑兵之计，孙膑于马陵道上也使用过；群英会周瑜使蒋干处处被动，并最终使蒋干中计，这一招在《东周列国志》八十六回讲张丑以讲和为名入吴起军中打探情况时也可以见到影子；《三国演义》八十四回中讲的陆逊火烧曹营，乃是“以逸待劳”的军事谋略，而这个谋略管仲、孙膑等早已用之；甚至于《三国演义》第七回当中袁绍战公孙瓒时的军队部署都可以与《东周列国志》中田忌赛马的策略对应起来。在君侯招揽引进人才方面，曹操的“唯才是用”与战国四公子，特别是孟尝君能使用“鸡鸣”“狗盗”之辈有惊人的相似！综合全部能用人的君侯（例如齐桓公、晋文公、曹操等）来看，不难发现他们都有这样一种用人的信念：“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于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镝，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而在辩士用智方面，“诸葛亮舌战群儒”与“晏平仲巧辨服荆蛮”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让人进一步确信历史是有学习和借鉴作用的！
然而世人常说，《三国演义》多计谋，一部《三国演义》教人聪明不少，让人奸诈不少。但是看了《东周列国志》，发现《三国演义》中的计谋与《东周列国志》中的计谋有如此多的对应之处，更何况《三国演义》中的谋略几乎都可以从《东周列国志》中找到，然而《东周列国志》中的有些智谋，却是《三国演义》中所没有的。因此，笔者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计谋比之于《东周列国志》中的计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或许这只是因为《东周列国志》反映的面更广，它不只着意于描写主要人物的风采，哪怕是到后来秦国处于绝对强势之时，也没有刻意要去写秦国或秦王，它仍旧是较为平静地写着当时存在着的各个诸侯国的情况，写各诸侯国中主子、文臣、谋士、将帅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地位而进行的积极斗争。在这一点上，《三国演义》就不同了，《三国演义》是可以讲出一些重要人物的，例如曹操、诸葛亮、孙权、司马懿等等。而《东周列国志》中类似于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的人物，多得不可胜数。事实上，《三国演义》其作者的主观创造是远多于《东周列国志》的（这倒是更好地符合了文学的要求），但也就因为这主观创造性强，作者对史实的改动也较大，对于写入书中的谋略的主观性选择更大，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会丢弃掉许多的谋略。特别是对于游说之士的描述，相对来说《三国演义》就没有《东周列国志》重视，而游说之士的说辩技巧都是极具智慧性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当代人都有启示的外交谋略。
基于以上的诸种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单就谋略运用这一点来说，《东周列国志》比《三国演义》更高一筹，更富于智慧。于是，在世人常说的“读《三国演义》使人聪明”之后，笔者还要加一句“读《东周列国志》更会使人变得智慧！”笔者认为，如果忽略《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文学性，如果是想促进人的各方面的才智的发展，除了看《三国演义》外，更应该去看看《东周列国志》。
注释：
[1][2][4][5]樊昊，王放正，丁洁编著：《血雨腥风》，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3]霍雨佳：《三国智愚百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6]陈弓编：《三十六计·第二十一计》，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7]罗贯中：《三国演义》，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5页。
[8][9][10][11]冯梦龙，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孙晓玲编：《孙子兵法·谋攻篇》，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冯梦龙，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霍雨佳.三国智愚百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4]罗贯中著，毛宗岗批，金圣叹鉴定.三国演义的政治与谋略[M].北京：三环出版社，1991.
[5]黄新严.三国人才对话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6]孙晓玲编.孙子兵法[M].武汉出版社，1994.
[7]陈弓编.三十六计[M].武汉出版社，1994.
[8]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9]樊昊，王放正，丁洁编.血雨腥风[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10]人大复印资料（1989—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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