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驰远，名诏，号慎斋学人，江西进贤人。 活动于清代雍正年间。少好医方，但苦于难通其理， 还能获交喻嘉言的弟子罗子尚，得《尚论篇》，读后大有开悟，自此专以《伤寒论》为宗， 主要著作为《伤寒集注》，编写体例悉遵《尚论篇》。书共10卷， 卷一至卷三为太阳上中下篇，卷四至卷六为阳明上中下篇， 卷七为少阳全篇，卷八为太阴全篇，卷九为少阴前后篇，卷十为厥阴全篇， 过经不解、差后食劳复、阴阳易病则附于篇末。 喻氏《尚论篇》论法不论方，舒氏则将原方列于条下，并述其立方之旨， 讲明某药所以能治某病之故。 舒氏尚著有《六经定法》《痢门挈纲》《女科要诀》《痘疹真诠》及短论若干，均附于《伤寒集注》之后。 这些著作文字颇能反映舒驰远的学术思想。
重视临床实际，著书不尚辞藻，是舒氏治伤寒学的宗旨。 《伤寒集注》开宗明义：“是书原为初学而设，不尚辞藻， 凡先贤论说闲文盖置不录，或辞多于意者纂其要而登之， 或意隐于辞者微加损益以显捷之，或先贤有不经意之 字及后世传讹倒乱之句，皆以理正之。”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伤寒集注》形成了以下的特色：
1 评注简明扼要。全书包括仲景原文、喻嘉言、 程应旄诸家注疏及舒氏按语，仅七万余字。
2 书中一扫五行生克、形质气味、 标本中气诸袭虚蹈空之谈。如对黄连厚肠之说亦予以否定，谓：“肠厚与薄，何以辨之？”。
3 从临床经验出发，不人云亦云。 所谓麻黄汤并非散肺经火郁之方，当为太阳之药；谓甘草泻心汤证是脾胃亏损，虚冷以极； 谓桃核承气汤、抵当汤证是大肠蓄血；谓乌梅丸杂乱无章，不足为法；又 谓注家将第7 条视为六经总纲实“粗疏不合”，各经寒热各有情状，“此发热寒热、无热恶寒二语，何以能括六经之总耶？”
4 对原文不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如第3条，舒氏认为“体重呕逆”四字可疑，谓体重者，里阴也，呕逆者，寒饮上潜也。 二证皆不可发汗，非太阳的对之证，或与太阳兼见者有之 ，未可云‘必’也”。又如对279条亦持怀疑态度，谓“大实痛者，法主大承气汤，非有太阳表证，不得主用桂枝汤”。此外，对大柴胡汤、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大陷胸汤等条文均提出疑问。 章太炎曾以“妄”字评价《伤寒集注》，却也可见舒氏敢说敢论的精神。
舒氏强调《伤寒论》在各科临床上的普遍指导意义， 认为：“学者如不从兹入门则临证一无所据，叩以病属何经，当用何法， 宜主何方，乃茫然矣。虽穷年皓首，何益哉？ ”甚至直言：“诸病杂病方论，毋庸置录”，只宗《伤寒论》一家。 作为舒氏这个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六经定法说。他指出：
“凡病总不外乎六经，以六经之法，按而治之，无不立应。 一经见证即用一经之法，经证腑证兼见，即当表里两解。 若太阳与阳明两经表证同见，即用桂枝、葛根以合解两经之邪；兼少阳， 更加柴胡；兼口渴而小便不利，即以三阳表药，加入五苓散之中； 兼口苦咽干目眩，更加黄芩；兼口燥心烦，渴欲饮冷， 当合用白虎汤于其间，并三阳表里而俱解之。如三阳表证与三阴里寒同见， 谓之两感，即当用解表于温经之内，若里重 于表者，但当温里，不可兼表。无论传经、合病、并病、阴阳两感治法总不外于此。 ”（《六经定法》）
作为六经定法说的依据，舒氏主要强调了以下两点：
1 六经为病位。 从书中“病在阳明”“病在少阳”“侵太阳之经”“入少阳之腑”等说法可以见得。舒氏认为， 六经本身无所谓传变，其传与否，仅与受邪的性质有关。他说:“伤寒有传经之邪，有不传经之邪，其不传者，虽百日之远，终在太阳，不传他经， ……若邪本传者，递传六经，法当随经”。（《伤寒集注·吐血论》）而传与不传，主要以症候为徵。他说：“伤寒之邪， 化热则传经，未化则不传。脉静者，邪未化热也，故不传，然不但一日， 虽数日而终不传也。若见欲吐、躁烦、脉数，则寒邪化热之征，故为传也。虽云一日少阳，二三日阳明少阳，然不限定日期， 必察其所见之征属于何经。若传至何经，又必转见何经之证，不然何所徵验？ ”（《伤寒集注·卷二》）
2 六经具阴阳之理。 《伤寒论》的六经可以看作是一个阴阳定量的方式，即依据阴阳量的大小而划分成的六个层次。因而， 作为六经分证的思想核心是阴阳分证，所以舒氏称为“六经阴阳之理”，并订出阴阳十六字的辨证总纲。即：阴证——目暝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身重恶寒；阳证——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从舒氏书中可见，凡厥逆之属阴属阳， 舌黑芒刺之属寒属热，呃逆之属虚属实，昏睡之少阴与阳明， 咽痛之有火有寒以及谵语郑声之辨、阳烦阴躁之别，无不以此三十二字为辨证准则， 正如舒氏所谓：“凡辨诸证，总不外此阴阳各十六字。 ”“业医者不读《尚论篇》，不识六经阴阳之理，所以遇病即错。 ”由于阴阳是确定疾病性质的总纲，抓住了阴阳辨证，挈带着寒热表里虚实。 六经的范围显然不能限于伤寒病一隅了。舒氏临床每先辨六经， 以仲景法活人。其著作中验案甚多，不变不便悉举， 只要看他以麻黄汤催生，白虎汤安胎，四逆汤调经，就可略见一二了。 他甚至认为吴又可《温疫论》中发表攻里养营清燥诸法， “皆从伤寒法中脱化而来，特深得错综之妙耳”， 他认为哟潜心体会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则治疫乃余技耳”。（《伤寒集注·卷十四》）
舒氏继承仲景脉证合参的原则， 批评了当时医家的脉诊玄化的倾向。他否认脉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认为：“悟得到， 必说得出。说不出者，必其悟不到者也”。他否认脉象分主部位。 他说：“寸口者，肺经经脉所过之处也，其脉起于少商， 络于中府，所过之处甚长，何独取乎寸口三指之间耶？ ”认为果为肺朝百脉，则诸经之气亦只熏于肺，“寸口何可得而熏之耶？又何以少商、 鱼际、尺泽、云门等处皆不可得而熏之耶？附既无熏寸口之理， 安得谓寸口脉之大会耶？又安得谬指某部主某经，某部又主某病耶？ ”一连串提出五个疑问。他认为之所以后世王叔和、滑伯仁、 喻嘉言诸家在脉象分部问题上观点并，原因就在于“惟其无据， 皆得以意为之”。他强调脉证合参，认为切脉在望问闻三法以后， “不过再加详慎之意，并非尽得其证于脉息之中，倘脉证不符， 犹必舍脉而从证”。他的《辨脉篇》将二十七脉之迹象逐一分述， 其中又以浮沉迟数四者为纲，其余各脉则从其类，十分简明， 正舒氏所谓：“不欲以玄妙而无据者误人”， 此正是舒驰远继承《伤寒论》求实的治学精神的结果，也代表了清初医学的返朴归真的趋向。
舒氏临床重视温补脾阳，他认为脾中阳气乃“发育之元， 先天之宰，养生之火种”，脾中阳气贞固，肾中真阳不露， 中阳寂灭，真阳立亡。故凡驱阴回阳之剂，舒氏必用黄芪、白术以培脾阳， 是其特点。可见他对后天有形之迹的重视，而不涉蹈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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