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玉概论(五)
周南泉
仍较多,进入战国中期后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大小诸侯国已合并为七国,即韩、赵、魏、
齐、楚、燕、秦“七雄”。此外,尚有个别小国在它们之间残存,其中之一是位于今河北省平山县一带的中山国。
的确立,文化艺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人类文明象征之一的物质文化,也得
到大大的提高和丰富。其中在手工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战国琢玉业的进一步发展,并在琢玉
史上进入第三个高峰期的事实,便是最突出的实例。
高了。以往用青铜器具刻划不动的玉料,至此时则可用铁工具刻动。也就是说,按“玉不琢
不成器”的原则,玉料的硬度普遍提高,那些硬度较低的玉料,如蛇纹石类材料因用铁可以
刻雕,原则上就被淘汰了,剩下的,就只有透闪石——阳起石一类,即昆仑山系玉料了。这
种用料的变化,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而且在考古发掘的玉器和传世玉器中,有90%以上均用新疆和田等地玉料做成而得到证明。
铁制钻具的硬度相当于解玉砂和昆仑玉料,故用其带动解玉砂去穿钻玉器孔眼时,即使被硬
度较大的解玉砂和玉石磨去一些,也不大明显,用肉眼观察时就觉得其孔径上下大小相等。
这与此前用青铜或更早用竹木等工具钻成的孔眼大小不等,呈喇叭形孔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
比。与此同时,战国玉器开片均平,孔眼可钻得更小而长。立体器皿大量出现,镂空器和活
环套链器突然增多等,亦无不与生产工具的改变、琢玉技艺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关系。
其他各类玉器基本得到继承和发展,但其形式已大为改观,并出现一些前所未见的品种。如
玉带钩数量由少至多,且形式千变万化,史称“满堂宾客,视钩各异于环带间”正是当时真
实的写照。又如玉具剑饰物,此前已有的玉剑首由长椭圆形演变为扁圆形,玉?由椭圆演变
成菱形。此外,又新出现两种玉具剑饰物:一为饰于剑鞘近口处,内有一长方形穿可与剑鞘
结系和革带穿缀用的玉燧;一为饰于剑鞘末端,形呈束腰梯形,供保护剑鞘末端不被损坏的
玉珌。至此,玉具剑饰物已经完备和定型化,并对后来同类玉器的制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不全的局面。其形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多且变化最大的是玉璧和玉璜两种,由以
往或光素无纹,或有简单饰纹的正统(规)形,发展为多式同时出现的新景况。其中孔内或边缘加饰对称龙凤等镂雕纹图者,即所谓“出廓式”璧或璜尤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山国王墓及陪葬坑中,曾发现若干书写器物名称的玉器,其中玉琥作虎形,“肉大于好者”名璧,“肉好相等者”名环等,证实“六器”中的琥就是虎形玉器,“六器”中的璧及其与环、瑗的差别,完全符合《尔雅·释器》对上述玉器之定名。
组佩玉器形式、多少存在差异。人形器中,作人首或人面形之器已消失,所见皆写实和作整
体人形,且改变了以往写实人与神鬼怪异同时出现的情况。其中玉舞女佩和中山国出土的有
男有女、有老有少、头结角髻、身着花格长袍的玉人及童子骑兽玉人等,不仅是新形器,而
且为当时人物的造型艺术和服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写实动物中,春秋一度脱见的物种,
如蝉、马等复又出现。其中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一件下托长方形玉板器座的圆雕加镂雕
玉马尤为精巧。神异动物中,新出现一种似龙的螭,体呈“S”形,更富神秘感。
都是以往各种人和动物中某些器官或精选图案组合而成。如此期出现的谷纹,呈圆凸尖顶形,
显然就是此前动物或人物的眼目发展而来;呈涡状的卧蚕纹,可能就是动物的尾部演变而成
的;呈如意形的朵云纹或勾连云纹,很似以前人或动物的鼻子演变而来;呈竹节状的竹节纹,
显然是此前鸟禽的羽翅演变而成。其他如网格纹、纽丝纹和蒲纹等,很可能是人物和鸟兽的
衣格纹、眉毛纹或草带纹等演变而来。这些纹饰及其有规律的布局,常出现在各种玉器的两
面或周围,有的也作某种动物的鳞甲,或表示天际雷云,其名也大多是今世人定的,当时是
否有吉祥含义,从古籍记载看,尚缺证据资料。
并未有单纯的组列,而是繁密地紧连在一处,这在春秋中晚期的所谓“寄生虫纹”中可见。及至春秋末期到战围初期,它们的关系,虽仍组成某种神奇动物的各种器官,但已不紧密相连接,而表现出较为独立的单体。这在上述春秋末期出土的两件玉器剑饰物的纹图上、在湖北省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大批玉器饰纹中可见。从战国中期始,它们就各自独立为一式,
并延续到秦汉,甚至影响到明清时期的仿古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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