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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友棠别号的新发现、浅谈瓷绘名家汪友棠

汪友棠别号的新发现

李 俨

 

藏家编著的《浅绛百家》图书有山水笔筒一件,画的是山居读书图(图1)。这一图画,使我想起汪友棠。

 

笔筒上题:“读书声里是吾家。庚子(光绪26)之冬月,阁山樵隐。”(图2)

 

从款题书法来看,使我更加确定为汪友棠作品,因而判定“阁山樵隐”为汪友棠别号。

 

我的理由是,笔筒的书法画法都是典型的汪友棠风格,并且炉火纯青、无人可及。

 

汪友棠,原名棣,号柳村,安徽黟县人。精于书画,并且影响空前。他的山水画,博涉诸家,不拘一格。此作则以元人之笔墨运宋人之丘壑,故其山水既有元人的笔墨气韵,又得唐宋山水的雄大气魄。图中树石交杂,沟壑纵横,山石争势,蜂拥而上;其间远泉高泻,流水近前,板桥上高士策杖漫游,茅屋内文人伏案对吟,共成一幅悠闲而生机自溢的山居图景。

 

这类郁勃而繁密、清逸而壮阔的风神,殊于程门的淡逸空灵。汪友棠的这类归隐林泉之景,大多是描写春山碧峰,既清雅秀逸又浑厚大气。笔墨浑厚华滋,生动有致,加之色彩绚丽、丰富,笔法细腻、多变,使浅绛彩展现了新面目。试看他庚子(光绪26)秋月所作的山水、花鸟大瓶(图3),其色彩的运用,笔墨的勾、皴、点、染,都与笔筒的画风完全一样。其中两者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岩台和人物的用笔设色,松、竹的点叶,和表现松林一如其题唐人诗句所言,“松排山面千重翠”,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色,都是汪友棠的风格。

 

在书法方面,汪友棠也是不拘一格。这件笔筒的题句:“读书声里是吾家”,书法挺秀多姿,近似二王。款题“庚子(光绪26)之冬月,阁山樵隐”,则以魏碑体楷书笔法写小行楷字,运笔刚健挺拔、婀娜多姿。这些特征,都是他的风格。

 

为了进一步证明笔筒的作者是汪友棠,再试举两例如下,以供读者参考比对。

在刘杨《浅绛彩瓷品鉴》中,收有两件可比对的汪友棠作品,一件是山水壶,上题:“林高风有韵,苔滑水无声。癸卯(光绪29)之夏月,汪友棠作。”(图4)一件是人物笔筒,上题:“读书声里是吾家。时丙午(光绪32)之春月客邸珠山,汪友棠作。”(图5)前者可比对书法中“声”字的写法,后者可见书法以及画中桐树的画法。

 

对照之下,我们清楚看到三者的书画,也并无不同。由此可见,笔筒的书画,显系汪友棠的手笔;因而“阁山樵隐”为汪友棠的别号,也就一清二楚矣!

据查,“阁山”是黑龙江省名山,地处黑龙江省中部绥棱县。除此之外,还有“大阁山”,位于贵州东部的凯里市,是以往文人墨客云集畅怀之所在,明清时号称“小京州”。
但是,汪友棠是安徽黟县碧山人,其生平主要是在江西景德镇绘瓷,他是否跟这两个地方有关连,一因文献无征,二因地处偏远,恐怕靠不住。
另外,在今江西樟树市,还有一阁山镇,该镇阁皂山为中国道教三座名山之一,是道教灵宝派创始人葛玄炼丹的地方,唐代被誉为“天下第三十三福地”。
 这里“阁山”一词,是否指的是“阁皂山”?汪友棠是否特别向往着阁皂山?是否对此“于焉已是忘机地,何用将金别买山” (汪友棠题唐人诗句)?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如今从汪友棠大量的传世品,以及从他作品中显出的成就之高、影响之大看来,当时肯定获利不少,足以可做归隐林泉之资。
                                         2010-12-1





















 

  • 浅谈瓷绘名家汪友棠
  • 作者:晨欣 | 标签:  | 评论9 | 阅读8690 | 2007-6-17

   

  随着近年浅绛彩瓷收藏热的兴起,过去名不见经传的汪友棠,一下子成为了热门人物,被奉为“名家”,其作品也成了人们热衷搜集的重点目标之一,这里面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人为炒作的因素在内。现就本人多年收藏研究浅绛彩瓷的体会,来谈谈其人其事及作品。

  汪友棠,名棣,又字有塘。斋号:修竹山房。安徽黟县碧山人。主要活动在清末民初时期。据民国十五年版《黟县四志》人物传“程门”条目后附:“后桂林人程士芬、碧山人汪棣,效法之亦有声。”可见其为程门学生,在当时画瓷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家乡人对其的认可程度也有限,仅将其作为程门弟子收录而已。另外,《黟县四志》上还有如下记载:“汪棣,字友棠,黄陂人,监生,补用都司,体修伟,为人寡言笑,好读书,矜节操,尤长于画,光绪中东之役奋然请缨从征,至闽以劳绩得奖都司补用,充湾边角尤员嗣,挟丹青遨游南北,珍其画者多延而礼之。子东鳌以商籍考取浙江高等警官。”从文字内容来看,虽然其也擅画,但细作比较,与程门学生、画瓷汪友棠并非一人,只要将其经历稍作分折便可得出结论。遗憾的是过去一些研究者因其姓名相同且出现在同一册志书上而将二者混同为一人,这是不应出现的一种失误。

  画瓷者,过去往往被视为“匠”,视为没有学识,没有创作能力,仅有摹仿技能的熟练工匠。事实上,除一些浅绛彩瓷作者外,其余画瓷者之作品,确实也缺乏新意与创造精神,往往是按照图稿“照瓢画葫芦”为多,但由于其以此为业,熟练程度是惊人的,完全可用炉火纯青来形容。到了清末,外部环璄出现了变化,政局不稳,战乱四起,为了糊口、生存,许多画师只能因地制宜,利用找得到的一些颜料,进行创作,从而产生了浅绛彩瓷这个新品种。汪友棠便是这其中的一个,由于其早年跟随程门画瓷,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瓷绘技能,加上其勤奋好学,刻苦用功,终身以绘瓷为职业,故现在传世作品之多,远在他人之上,仅笔者所见就近千件。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了解其瓷绘艺术,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从传世的汪友棠作品来看,其画路很宽,笔者藏品中就有其所画浅绛山水、人物、花鸟、兰花、菊花、八骏、螃蟹帽筒,还有粉彩、墨彩酒盅、花瓶、茶壶等作品,其艺术特点是:布局合理,用笔精练,敷色淡雅,书法飘逸,题署画龙点睛,给人一种清雅明快,赏心悦目之感。应该说,其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特色,鉴别不应是一件难事。

  但事实上却并非这么简单,从目前出版书籍或发表的有关文章来看,一些人往往把黟县汪棣汪友棠与婺源汪棣汪晓棠常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容易混淆。其实,二者区别很大,明眼人一见便明,因为作者在瓷绘作品上署款以字行为多,绝少仅落名不落字号的,加上二人书画风格不一,故这不应是问题。真正难以解决的是,留传下来的大量浅绛彩瓷作品中,确实有两个同姓同字号同擅画瓷的汪友棠。一个无疑是黟县三都碧山的汪友棠,但另一个却无法判定其真实身份。从众多署“汪友棠”款作品比较、分析来看,可以发现,这绝非是当今人们简单认为的“赝品”、“仿品”,因为作品风格、署款,印章、格式均有明显区别,显然不属于模仿、更不是造假,而是另有一个“汪友棠”。从传世作品水平来对照,后者略逊色于碧山汪友棠,但奇怪的是前者作品底部一般无印,最多仅落款:“皖黟汪友棠制”、“友棠”等,而后者作品底部往往钤有印章标记,一为朱文:“汪友棠造”;一为白文:“汪友棠造”。且印章皆工,章法合理,似出于高人之手。此做法除表示慎重其事外,似乎故意在与碧山汪友棠作品以示区别。鉴于此,窃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碧山汪友棠自己所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平时接货太多,忙不过来,故从自己的徒弟中找一技艺较高者,落其名款来应酬一些慕名而来之订货者,但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招牌,让明眼人一看便知非“碧山汪友棠”作品,显示出区别来,其并不要徒弟一味模仿自己,而要其以本身特点面世,同时为了表明又是自己所认可,故在作品底部加上“汪友棠造”之印款以作标志。在清末民初时期之书画界,这种做法并不鲜见。其二,确确实实还另有一个能绘瓷的“汪友棠”(有可能就是《黟县四志》上所载“请缨从征”之“监生”,有“都司䃼用”之衔“汪友棠”。),在黟县,汪是大姓,清末时期去景德镇画瓷者颇多,出现同名同姓者也很正常,但景德镇已有了一个“汪友棠”,再出现一个极易将人们头脑搞乱,不知道哪个是“碧山汪友棠”,哪个是新来的“汪友棠”?但由于其姓名确实又叫“汪友棠”,不可能易名,故后者在每件作品下部加上印款,以作区别,这样便不会出现混淆与混乱,也解决了同名同姓者同在景德镇画瓷不便的矛盾矣。

  事实上,两个“汪友棠”的作品都不差,各有特色,碧山汪友棠作品清雅秀逸些,而另一个“汪友棠”浑厚大气些,各有所长和可取之处(见附图),但综合水平上无可讳言,还是“碧山汪友棠”技高一筹,所以要收藏,重点还应放在前者上。不过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相似,并非名家作品都是佳品,其中也不乏应酬之作,“汪友棠”作品也不例外,有的也很草率随意,无多大收藏和欣赏价值。我们收藏浅绛彩瓷作品,最好是名家精品,其次再是那些非名家的精品,而对于那些虽落名家款识之平常之作,还是放弃为上,一可避免那些代笔、同名不同水平者以及应酬之作品;二可避免收进赝品,以达事半功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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