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的绘画艺术传统功底深厚，主要受新安画派和海上画派影响较深，其作品常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出机杼，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同时，其文学底蕴较厚，能书善诗，是一个多面手，属典型的文人画家。受家庭薰陶，程门之子程言、程盈（程荣）皆擅画瓷，其中以长子程言成就最大，能承家学，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誉。据考：程言，字次笠，又字恂夫，号半园、金竹山樵，次笠外史，生活于清光绪至民国左右。由于其从小长随父左右，深得画中三昧，与其父一样，不仅善画而且能书工诗，纸本与瓷绘作品皆出尘超众，《安徽画家汇编》载：“程言，次笠，清光绪，程门子，山水潇洒出尘，亦在景德镇画瓷，安博藏言绘景德镇河西河东二图卷，笔墨苍莽，而城郭舟车，负载往来，人物小如芥子，各具神态。”，可说是中肯之评价。下面笔者就自己所收藏的一些程门、程言作品作一简要介绍，以使读者进一步加深对其艺术成就之了解。
1、程门绘纸本“山水人物”横披一幅。尺寸：60×114公分。上款：“见三仁兄大人”,题跋：“野老携节间物色,苍龙作吼拔山力,欲从黄海博奇观,踏遍桃源路欹侧,源中峭壁一何多,隔岸人家住烟萝,画成相对发遥想,还须料理薜荔阿。见三仁兄大人谈黄山之胜,不禁神游象外,偶写此意并系以诗就正,雪笠程门识”。印：“程门”“笠道人”。右下方钤：“烟雲供养之馆”压角印。此画虽是纸本但却可当瓷板画来看，其妙在用色布局与瓷板上作画无异，故别具一格，给人眼前一亮之感。中国画讲究笔墨气韵，此画颇有元四大家之一黄公望浅绛山水画之遗风，蓊郁华滋，浓墨醒出，用红色来突出人物，有画龙点睛之妙。加上此画乃程门根据他人谈黄山而创作，并题有诗词，当为其代表作之一，是程门能书善画工诗的最有说服力之佐证。
2、程门绘“山水”团扇面一帧。上署：“写云山当以气胜,不必米氏父子为然也。吉堂仁兄大人雅属,雪笠弟程门”。晚清画山水学米氏父子者众，程门也不例外，其于米氏山水用功颇多，然其入而能出，在学其长处之时，能提出自己独特见解，如无相当文化艺术修养、技艺与水平，是绝难悟出此真谛的，此也体现了其作为浅绛瓷绘鼻祖之功力与气魄。
3、程门绘“山水”团扇面一帧。上署：“柳塘春阴”戊戍夏首拟米家法,泳照仁兄大人雅属,笠道人写”。从此幅画中，我们可以发现程门对米家山水下过不少功夫，其拟“米家法”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深得其中三昧，此画近景为塘坝上数棵柳树，远景为山，中间是池塘，内有人驾船驶来，布局疏密结合，用墨纯为米家法，云烟变灭，林泉点缀，看似草草而成，实则法度森严，清致可掬。非研究深者难得此境界也。
6、程门绘浅绛“山水人物”“骑驴观景图”温酒盅一只。署：“时戊子仲春三月写于昌江客次,雪笠作”。戊子为光绪13年，即公元1888年，此时程门55岁，正处于绘画艺术顶峰时期，温酒盅上绘一红衣书生骑驴行进在山下湖旁小道上，道旁湖面开阔、丛芦相辅，远处山峦起伏，一派秋色空濛。近处幽山松荫，红衣书生置身其中十分醒目，跨下毛驴一付从容不迫之神态，令人顿生怀古之情。真是：“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作品用笔放达、飘逸、意境高古，属山水画中疏简一路。颇有以少胜多之妙。
7、程门绘浅绛“山水人物”方型印泥盒一只。署：“山形依旧枕寒流,笠道人”。朱跋：“六白其面,六舟其心,出而用世,式昭德音”。墨跋：“时届辛丑仲冬写为子奇观察大人钧鉴,胡楫瑞制呈”。盒底朱文红印：“古琴斋造”。题署：“山形依旧枕寒流”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之诗句，全句为：“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说的是人们常常为在金陵建都的几个王朝灭亡而感伤，而西塞山一如既往，依旧伴着长江，没有变化。说明江山依旧而人事频迁。从署款可知，此盒仍胡楫瑞定制，指名程门书画之物，然后呈送给上司“子奇观察大人”之物，此说明程门当时在瓷绘上知名度较高，其作品深受达官文士所青睐，故常被作为礼品来赠送，可能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底款：“古琴斋”疑为程门斋号，惜缺旁证。
8、程门绘浅绛“山水人物”瓷烛台一只。署：“有友人携得人物册子过我，用笔高超，颇有新罗之趣。”、“闲看蜻蜓立钓丝，雪笠。”印：“雪笠”。四周题署长铭：“非研非池，形制支离，巧工雕琢，不袭矩规，宁歌夜茗，宋赋秋悲，文章千古，得失君知，悠然梦返，物色相宜。同治乙丑雪笠散人铭于昌江之寄庐。”印：“雪笠道人”。此类烛台今极少见，为清末时期文房清玩之一，上有一孔，可插烛秉读，也可当镇纸使用。其特色在于除正面绘有浅绛画外，四周书有铭文，书画联璧，颇具古意。铭文为烛台功能之写照，形象生动，读来朗朗上口，为此件物品又平添了几许雅趣。画面绘一老翁在垂钓，一蜻蜓立于钓丝上，正好让老翁“闲看”，将悠闲、自在、趣味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遐思，产生共鸣，从而使作品达到了应有之艺术效果。
10、程言绘“山水”条屏一幅。上署：“荷塘清趣”笃初生大人雅鉴,次笠程言写。”程言喜爱荷花，也常绘荷花，并以荷花自勉。此幅“荷塘清趣”，画的是高山下湖畔旁茅亭中山道上之情景，你看：远处山峦层叠，近处树木茂盛，湖中波光如镜，荷叶摇曵多姿，湖旁一亭独立，树下一翁站立，四周环境幽静、景色十分迷人，便观者意趣盎然，简直要产生至画中一游之念。展玩此图，若有清风徐来，荷香四溢，真理想中之“桃花源”也，如非名家高手绝难达此境界。
11、程言绘“山水人物”四条屏一套。上署：“绿杨阴下古溪旁，放去收来得自然。日暮碧云芳草地，牧童归去不须牵。次笠。”印：“次笠又字恂夫”。（春）；“岚影模糊昼不开，晴云卷尽雨云来，米家妙（笔）浑难拟，泼墨何人解脱胎。次笠。”印：“次笠”。（夏）；“我徽处万山中，北壑离奇，楚楚有之，尚精于玄，取何处，非荆阂蓝本耶。半园次笠。”（秋）；“冷气扑人透小窗，问君何事钓寒江？老夫不肯因人贄，故向溪头钓野䑹。丙午小春中浣次笠程言。”印：“程言”、“次笠”、“家传笔当畊”。此套纸本四屏分“春夏秋冬”而绘，山水华滋浑厚，人物栩栩如生，当为程言纸本作品代表作，尤有史料价值的是其弥补了《黟县四志》记载之不足，如：程言又字“恂夫”，号“半园”，这些都是首次发现。梁基永先生根据所藏程门山水册页上题诗，曾推论“半园”为程门旧居，实非也。可见实物资料的不断发现可弥补史料之不足，还历史之本来面目。
13、程言绘浅绛“山水、人物”方型茶壶一只。上署：“马蹄声得得，去入天子国。丁酉灯节，选卿仁兄大人雅供，次笠弟程言。”印：“次笠”。“次笠写”。印：“言”。方壶不多，程言所绘方壶更少见。此壶余早年购于景德镇友人处，据说也来源于黟县，余因爱其造型别致，书画皆妙，故拆资购下把玩，惜盖残，不然更佳。壶上两幅山水画“峰峦浑厚，草木华滋，人物生动，错落有致。”充分反映了程言在绘画上的深厚功力和艺术造诣，不愧为一位重视传统而又能推陈出新的杰出画家。
14、程言绘浅绛“山水、梅鹤”方型茶壶一只。上署：“天寒有鹤守梅花，次笠程言。”、”印：“次笠”。“次笠”、印：“笠”。此壶与上壶虽得处各异，但无论从大小、器型、风格皆如出一辙，简直就是珠联璧合一对，其用笔精到，布局合理，画面效果极佳，为典型文人画在瓷器上之移植，是兼观赏、把玩、实用于一体之妙品。从中也可窥见程言绘瓷技艺之高超与掌握笔墨之熟练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可见后人对其评价之高，绝非空穴来风也。
16、程言绘浅绛山水方型盖盒一只。署：“曳杖寻诗,次笠”。印白文：“程言”。此盒上所绘山水与其常见之精细笔法有异，属粗犷一路，这说明了程言的绘画路子很宽，属多面手。此画意其父程门也曾多次画过，在梁基永先生所藏程门山水册页中有一页就是绘此景，画面布局与此相近，张公束曾为题诗：“策杖寻诗去，湖隄买柳阴，鸭头新涨活，鸦背夕阳沈。”似可为此作注解也。
从以上作品我们可以看出：程门是一位有着扎实传统文化功底的书画家，绝非徒有虚名之辈，他的纸本作品就是放到那些海上名家作品中相比也毫不逊色，因为它有传统，有笔墨，有创新，有功力，有气韵，耐人品味，非一览无余之平庸之作也。其画瓷作品更是出手不凡，“极勾勒渲染之妙”，几乎件件都是精品，充分显示了瓷绘大师的特有风貌。其子程言，能承家学，作品亦脱俗出尘，极见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山水、人物画，沉浸于传统文化甚深，难得的是其能推陈出新，以自己面貌面世，给人一种苍茫浑朴，秀润淡雅，肃散清逸，意味隽永之感觉，不愧为大家之后，名家中之佼佼者。目前，国内对瓷绘画家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浅绛彩瓷收藏热的兴起，瓷绘画家作品的不断发现，研究挖掘的不断深入，可以断言：今后名家所绘浅绛彩瓷将会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与抬捧，其价格也会出现新的一轮攀高。
随着近年浅绛彩瓷收藏热的兴起，过去名不见经传的汪友棠，一下子成为了热门人物，被奉为“名家”，其作品也成了人们热衷搜集的重点目标之一，这里面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人为炒作的因素在内。现就本人多年收藏研究浅绛彩瓷的体会，来谈谈其人其事及作品。
汪友棠，名棣，又字有塘。斋号：修竹山房。安徽黟县碧山人。主要活动在清末民初时期。据民国十五年版《黟县四志》人物传“程门”条目后附：“后桂林人程士芬、碧山人汪棣，效法之亦有声。”可见其为程门学生，在当时画瓷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家乡人对其的认可程度也有限，仅将其作为程门弟子收录而已。另外，《黟县四志》上还有如下记载：“汪棣，字友棠，黄陂人，监生，补用都司，体修伟，为人寡言笑，好读书，矜节操，尤长于画，光绪中东之役奋然请缨从征，至闽以劳绩得奖都司补用，充湾边角尤员嗣，挟丹青遨游南北，珍其画者多延而礼之。子东鳌以商籍考取浙江高等警官。”从文字内容来看，虽然其也擅画，但细作比较，与程门学生、画瓷汪友棠并非一人，只要将其经历稍作分折便可得出结论。遗憾的是过去一些研究者因其姓名相同且出现在同一册志书上而将二者混同为一人，这是不应出现的一种失误。
画瓷者，过去往往被视为“匠”，视为没有学识，没有创作能力，仅有摹仿技能的熟练工匠。事实上，除一些浅绛彩瓷作者外，其余画瓷者之作品，确实也缺乏新意与创造精神，往往是按照图稿“照瓢画葫芦”为多，但由于其以此为业，熟练程度是惊人的，完全可用炉火纯青来形容。到了清末，外部环璄出现了变化，政局不稳，战乱四起，为了糊口、生存，许多画师只能因地制宜，利用找得到的一些颜料，进行创作，从而产生了浅绛彩瓷这个新品种。汪友棠便是这其中的一个，由于其早年跟随程门画瓷，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瓷绘技能，加上其勤奋好学，刻苦用功，终身以绘瓷为职业，故现在传世作品之多，远在他人之上，仅笔者所见就近千件。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了解其瓷绘艺术，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从传世的汪友棠作品来看，其画路很宽，笔者藏品中就有其所画浅绛山水、人物、花鸟、兰花、菊花、八骏、螃蟹帽筒，还有粉彩、墨彩酒盅、花瓶、茶壶等作品，其艺术特点是：布局合理，用笔精练，敷色淡雅，书法飘逸，题署画龙点睛，给人一种清雅明快，赏心悦目之感。应该说，其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特色，鉴别不应是一件难事。
但事实上却并非这么简单，从目前出版书籍或发表的有关文章来看，一些人往往把黟县汪棣汪友棠与婺源汪棣汪晓棠常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容易混淆。其实，二者区别很大，明眼人一见便明，因为作者在瓷绘作品上署款以字行为多，绝少仅落名不落字号的，加上二人书画风格不一，故这不应是问题。真正难以解决的是，留传下来的大量浅绛彩瓷作品中，确实有两个同姓同字号同擅画瓷的汪友棠。一个无疑是黟县三都碧山的汪友棠，但另一个却无法判定其真实身份。从众多署“汪友棠”款作品比较、分析来看，可以发现，这绝非是当今人们简单认为的“赝品”、“仿品”，因为作品风格、署款，印章、格式均有明显区别，显然不属于模仿、更不是造假，而是另有一个“汪友棠”。从传世作品水平来对照，后者略逊色于碧山汪友棠，但奇怪的是前者作品底部一般无印，最多仅落款：“皖黟汪友棠制”、“友棠”等，而后者作品底部往往钤有印章标记，一为朱文：“汪友棠造”；一为白文：“汪友棠造”。且印章皆工，章法合理，似出于高人之手。此做法除表示慎重其事外，似乎故意在与碧山汪友棠作品以示区别。鉴于此，窃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碧山汪友棠自己所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平时接货太多，忙不过来，故从自己的徒弟中找一技艺较高者，落其名款来应酬一些慕名而来之订货者，但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招牌，让明眼人一看便知非“碧山汪友棠”作品，显示出区别来，其并不要徒弟一味模仿自己，而要其以本身特点面世，同时为了表明又是自己所认可，故在作品底部加上“汪友棠造”之印款以作标志。在清末民初时期之书画界，这种做法并不鲜见。其二，确确实实还另有一个能绘瓷的“汪友棠”（有可能就是《黟县四志》上所载“请缨从征”之“监生”，有“都司䃼用”之衔“汪友棠”。），在黟县，汪是大姓，清末时期去景德镇画瓷者颇多，出现同名同姓者也很正常，但景德镇已有了一个“汪友棠”，再出现一个极易将人们头脑搞乱，不知道哪个是“碧山汪友棠”，哪个是新来的“汪友棠”？但由于其姓名确实又叫“汪友棠”，不可能易名，故后者在每件作品下部加上印款，以作区别，这样便不会出现混淆与混乱，也解决了同名同姓者同在景德镇画瓷不便的矛盾矣。
事实上，两个“汪友棠”的作品都不差，各有特色，碧山汪友棠作品清雅秀逸些，而另一个“汪友棠”浑厚大气些，各有所长和可取之处（见附图），但综合水平上无可讳言，还是“碧山汪友棠”技高一筹，所以要收藏，重点还应放在前者上。不过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相似，并非名家作品都是佳品，其中也不乏应酬之作，“汪友棠”作品也不例外，有的也很草率随意，无多大收藏和欣赏价值。我们收藏浅绛彩瓷作品，最好是名家精品，其次再是那些非名家的精品，而对于那些虽落名家款识之平常之作，还是放弃为上，一可避免那些代笔、同名不同水平者以及应酬之作品；二可避免收进赝品，以达事半功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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