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中国书法》2001年第3期
一鉴斋补充部分图
公元一年为西汉末平帝元始元年,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一百年间,出现了刘奭(西汉元帝)、扬雄、陈遵、刘睦、曹喜、杜操、邓绥(东汉和帝皇后)等书家,这是文献上记载可靠、有名有姓的一批书家。从两汉时期重视书法教学,出现专精一体或兼擅数体的书家,有师承有传授,甚至出现了流派;还有大批的爱好者、书法家的作品已为习书者用作范本,并在公开场合展览;皇家和私人开始收藏书法作品;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的文章陆续而起;人们对书法用具不断加以改良和创新等等情况看,书法已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延续至今已整整两千年。
中国书法的临习和创作,离不开笔墨纸砚等用品,故将笔墨纸砚称之为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优劣与书法创作的关系至大,随着书家的风格追求、创作意图、使用习惯等需要,这些用品会不断加以改进和创制出新品种。而不同性能的书法用品也会促使技法和书风的变化,两者往往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然而历来将书法用品和书法发展的关系割裂起来加以研究,甚至完全忽略书法用品的改良对书法所起的作用,这是不科学的、缺乏全面性。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所不可或缺的用品,其中砚台对书法所起的作用算是最小。汉代的砚台主要是石雕和陶制的,质地较粗砺。砚台配有研子,用以研墨。
砚台自汉代以来,就有实用和玩赏两重作用。到后世,对砚台的质料、式样、刻工等愈益讲究。尤其是端砚,其坑口、色泽、斑纹、品相各说众多。优异者价同球璧,古砚和有名家款识者,也会是藏家之珍玩。从实用看,砚只是用以研墨,以石质细润、容易发墨、墨色鲜浓为尚,与书法关系还不大。
对于书法创作,墨要比砚重要得多。汉代以前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木简牍,所有用的墨做成颗粒状,小的像芝麻,大的如药丸。用黑烟灰加粘合的胶汁制成,较松软,但色泽黝黑,不晕化,有一定附着力,使用时不是直接在砚台或砚板上研磨,而是将一颗或少许墨放在砚上,注水后用研子研磨。
敦煌马圈湾烽燧出图西汉毛笔、砚台
(一鉴斋补:图中是研石,汉代砚的组成部分,见前图一鉴斋藏汉代石板砚。)
历代书家对墨之好坏,甚为讲究,故历代名工的名字在文人文集、笔记中经常被提到。其著名者:唐代有祖敏、陈朗、奚鼎、奚超;五代时有李廷硅(奚超子,南唐国主赐姓李)、耿遂仁、盛匡道、盛信、柴珣;宋代有张遇、陈赡、潘谷、潘衡、蔡瑫、沈珪、李文远、张滋、胡景纯、李世英、蒲大韶、叶邦宪、叶世英、刘士先、乐温、戴彦衡、刘文通、郭忠厚、黄表之、齐峰;金有刘法、杨文秀;元有潘云谷、朱万初、丘可行、林松泉、胡文中、杜清碧、黄修之、吴国良、汤有光;明有汪廷器、吴山泉、罗小华、方正邵、方于鲁、程君房、龙忠迪、查文通、苏眉阳、汪中小、邵青邱、汪仲嘉、丁南羽、潘嘉客、吴名望等;清有曹素功、詹子云、方密庵、汪节庵、胡开文等。
古代书写都用浓墨,以湛墨有光采为上。若灰墨脱胶者,不仅入纸渗污,而且滞笔毫,难于使转,以坏手法,对之败兴,影响创作情绪,作品裱褙后神气索然,不能传久。所以孙过庭有五乖五合之说:纸墨相发则合,纸墨不称则乖。赵宦光也以笔墨未合、墨水未入、滞墨胶涩、扫墨旋锋为用材法十冤中之四冤。虽墨的精良对一个时代或个人的书风无甚影响,但对即时创作影响颇大。故书家、文人对墨的好坏极为讲究,甚至亲自参与制墨,如苏子瞻、王晋卿、晁季一、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杨用修等都能制墨。由于旧墨性能更佳,有“笔陈如草、墨陈如宝”之说。故书画家往往喜欢收藏名工所制古墨,盛以豹囊漆盒,如同珍宝。
纸和笔的改进往往是相互影响的。文献和出土实物都能证明早在蔡伦造纸以前二百多年就已有纸了。晋代张澍写的《三辅故事》记:汉武帝的卫太子是个大鼻子,武帝生病,太子去探望,江充为了挑拨武帝和太子的关系,对太子说:“皇上讨厌大鼻子,你应该拿纸遮着鼻子进去。”卫太子照他说的做了。而江充又对武帝讲,太子嫌皇上口臭,故掩着鼻子。引得武帝大怒。《汉书》上也曾提到成帝时有种名叫“赫蹄”的薄小纸,已用来写字。考古发现,知道纸的使用比文献记载更早。二十世纪三十——八十年代曾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和陕西出土西汉的古纸共有七次。一九八六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西汉文、景时期(前一七九——前一四一)的古墓中出土了一张纸质地图。纸为植物纤维制成,质地薄而软,纸面平整光滑,上面用细黑线条绘制了山、河流、道路等图形。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另外发现的西汉古纸,根据其出土地点分别命名为“霸桥纸”、“罗布淖尔纸”、“居延金关纸”、“扶风中颜纸”、“敦煌马圈湾纸”、“居延查科尔帖纸”等,这些纸根据同时出土的其它器物确定和推断,其年代分别在西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其中“查科尔帖纸”是有字迹的纸,其下限为东汉和帝永元末年(一〇五),而更可能是西汉昭、宣时期的纸(前八六——前四九),这是已出土的有字古纸中年代最早的一张。这些西汉古纸都是麻类纤维纸,制作质量精粗不一。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定都于洛阳,就在开国这一年,即建武元年(二五)冬,从旧京长安“车驾徒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见东汉应劭《风俗通》)。东汉开国元勋邓禹的孙女邓绥在和帝永元十四年(一〇二)立为皇后,她禁止方国进贡珍丽之物,每年只是让地方上供给纸墨而已。这些都说明公元纪年前后百余年间纸已广泛用来书写了。
在永元末年,任尚方令的蔡伦又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创造了一些新品种,并广泛推广,贡献巨大。蔡伦用树皮、麻头及破布、鱼网作造纸原料,于是天下都按此法制造,称之为蔡侯纸。蔡侯纸根据不同原料有不同名称的纸,有麻纸、彀纸、网纸等。其中彀纸是用树皮制造,彀树皮即楮树皮,来源甚广,且所制纸质地坚韧,用于书写比麻纸更适用,故晋、唐时纸多用楮皮制造。历史上有些著名的书画用纸,如五代南唐的澄心堂纸即用楮皮制造;北宋苏州承天寺金粟山藏经纸是用楮皮、桑皮混合制造。宣纸的主要原料也是树皮,是用青檀皮制成。用树皮为原料的造纸技术,对当时及后世的造纸业影响极为深远。东汉后期,书法家已喜爱用纸来书写。崔瑗在写给葛元甫的书札中提到他抄写送去的《许子》十卷,因家贫用不起缣素,只能用纸来写。当时素贵纸贱,用纸写为不敬,他也说明书家以纸代素已渐成风气。东汉末书家左伯,字子邑,他根据自己的书法实践和经验,又对纸的制作工艺加以改进,制成了一种高档书写用纸,称为左伯纸。南齐王僧虔称赞左伯纸“研染辉光”,与韦诞墨、张芝笔齐名,就是数百年后的造纸工艺尚无法超越。
张芝笔与韦诞墨、左伯纸几乎都是同时改进的。汉代的草书原都是字字独立、不相连贯,即后世称之为章草者。古代人都认为张芝创今草书,而近现代有些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但从诸多记载看,张芝创今草不但已有足够的条件,而且所写草书与古典草书有所不同。章草字字独立,适合于在简牍上书写,而今草书是连绵的,一字写完要考虑到下面数字的摆列萦回,简牍上是难以放笔舒展的,所以张芝要讲“匆匆不暇草书”。写今草要刻意经营,迫遽则不暇安排,故作这种草书说“反难而迟”了。张芝在练习草书时,将家里的衣帛先书写后再去洗练染色,并且还喜欢用缣素和纸来写。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记:“(皇家)秘藏所录,有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这已是历经二百多年战乱动荡仅存的张芝墨迹了。衣帛、缣素和纸,无非是取其篇幅大,张芝作草书,其体势“一笔而成,气脉联通,隔行不断,谓之一笔书。”衣帛、缣素、纸的吸墨性要比竹木简牍大,且写连绵草书,传统小笔是难以胜任了。故张芝“穷神静思”,对毛笔进行了改良,以适用于写新草书。张芝有许多弟子,在西州一带学写草书的人很多,达到了如醉如狂的程度,这在赵壹《非草书》中有详尽的描述。今草书实用性不大,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书体。刘睦、杜操、崔瑗等善写草书的人都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张芝以后,草书风靡一时,形成了流派,若不是一种新书体的出现,是不会引起轰动的。
安徽亳县曹氏宗族墓砖中的《为将奈何砖》、《为蒙恩当报砖》、《长示为保温润砖》等,写刻于建宁三年(一七〇),正值世人竞慕张芝草书之时,其字洒脱流动,势态狂逸,已具今草书特色。张芝创今草书之说是应该成立的,而笔纸墨的改进使今草书的产生有了物质条件。
二千年来书法不断发展,笔墨纸砚亦在不断改进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书法家犹如舞台上的演员,最为人们注目欣赏,而那些制作文房四宝有名或无名的工匠,则是幕后张罗道具和布景的人员,一台戏的成功,有他们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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