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读《老子》
在众多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唯有《老子》的注解最多、研究成果也最丰富，其成果之间的分歧也最大。造成这样的原因很多，但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子》的理论博大精深，每一位研究者都能从中吸收到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从而形成不同流派的《老子》学说体系；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老子时，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目的、带有一些既成的观点去研究（常有欲），很难做到“常无欲”，这当然只能窥到《老子》的一点皮毛（观其徼），难以得到《老子》的精髓（观其妙）。
一、正确解读《老子》的三个前提条件。
要读懂一个人的作品，我们认为至少应当搞清三个问题：一是作者的学术背景和职业背景，二是作者所生活的年代及其政治经济形势，三是作者的写作习惯。作者的学术背景和职业背景决定其作品思想的来源及其想解决或表达的思想与观念，其所生活的年代及其政治经济形势则影响其作品的思想和观念，作者的写作习惯决定其作品的表达方式。搞清了以上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写给谁来读，我们就可以与作者进行心灵上的对话，挖掘其思想的根源，把握其精髓。
有关老子的传说很多，仅《神仙传》中就列出了近十种说法，多带神话色彩。在汉代司马迁和班固两个著名史学家的著作中，有关老子的记载也不多。东汉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履历陈述仅仅32字（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西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虽列了道家流派，却没有老子的详细资料。
尽管关于老子的传说很多，但有两点是大家的共识，一是老子生活在西周晚年（春秋时期），且比孔子早（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二是老子的职业是周守藏室之史，即相当现代国家图书馆馆长之职。这两点共识可以确定老子职业背景及其生活年代。
二、老子是周当时最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人类第一个知识集大成者,《老子》蕴含着无穷的领导智慧。
根据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我们就能基本确定老子的学术背景。周朝的守藏室主要收集整理历朝历代的帝王的政令、外交、占卜、对外战争等政治事务，同时也收集当朝先进生产工艺技术以及巫医技能等科技成果。也就是说守藏室收集到当朝最先进技术、管理理念，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文化与文明成果，也就是说老子代表着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收获得到佐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到周王朝请教老子回来对弟子表达的收获是这样说的：“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著名“轴心时代”认为在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有老子、孔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在所有这些精神导师中，老子是唯一个全面、系统地掌握当时最先进文化成果的先知，是人类第一个知识集大成者，是当时最先进文化的代表，明白这一点对正确理解《老子》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老子》时，不能把老子的思想局限在某一方面，而应从更深层、更高角度去理解。
虽然老子通晓中国周以前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但我们研究《老子》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整个《老子》学说中没有其所在年代的一些代表性文明成果如五行、周易以及《尚书》中一些思想，却是这些理论背后更基础的、更具公理性的思想，蕴含着无穷的领导智慧。因此，我们学习掌握了老子学说后，就更有利于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去把握和提升我们的领导艺术。
三、老子学说主要是为指导侯王们治国理政服务的，其受众主要是统治（领导）阶层，是人类第一部领导学著作。
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在收集整理所在朝代的文明成果，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还作为一个旁观者，着重研究了优秀侯王是怎样练成的，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规律（道），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要做的。因此，老子学说主要是为指导侯王们治国理政服务的，其受众主要是统治（领导）阶层。这是正确解读《老子》的基础和前提。这一观点也可从班固对道家的界定可以得到佐证。《汉书·艺文志》对道家是这样阐述的：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在《老子》81章中，直接以王、圣人、王公、侯王为对象的共有28章，若再加上重大治国理念章节近29章，两者合计约57章，约占70%。这就证明了《老子》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治国方略及其背后的规律，其受众主要是统治（领导）阶层，是人类第一部领导学著作。需要说明的是，圣人在《老子》是指侯王中优秀者，并不是一般人等，更不是指得道的隐士。圣人为而不争，隐士不争也不为。
四、大量使用比喻、类比等说理方式
大量使用比喻、类比等说理方式是老子的写作方式的一大特点。如老子在第2章将“无为”来隐喻为政治上治国方略、在第8章用上善若水隐喻君子的德性、在第11章用用造车、制陶、建屋之事类比如何处理有无之关系、在第12澡用“为腹不为目”比喻侯王们为政时要实事求是等等。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老子的时代还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人们在认识规律上，都以周围的事物运行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用类比就不足为奇了；二是在传道时，使用比喻容易讲清道背后的规律，容易为人所接受。其实，佛教在传道时也大量使用比喻、类比手法，这充分说明了比喻、类比在传道上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五、《老子》应该与《论语》一样，是其弟子们听课笔记。
司马迁认为《老子》是应关令尹喜的请求而作的。《老子·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理由有二：一是传说中尹喜为迎接老子，曾组织人力清扫道路近四十里，可见其对老子之尊重，不可能妄求老子为其著书，若请求老子为其讲道则是合乎常理；二是若真是老子愿为其著书，其不可能不把写书主旨明确地表达出来，同时还要考虑其能读懂，因而不可能采取此种体例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光明日报社的高级编辑李卫东博士认为《老子》是老子在做守藏室之史，阅读其馆藏图书后，所做的读书笔记。其理由有三：一是与当时的问答体式的成书形式不一样，如《论语》学生问孔子答、黄帝内容中黄帝问，歧伯答等；二是书中没有出现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书中也没有一个事件或故事；三是书的体例编排上比较特殊，其思想的前后逻辑性不强，往往一章一个主题或几个主题。李卫东博士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巨大的缺陷，其理由有三：一是老子书中直接摘录的句子很少，分别为22章“曲而全”、41章的建言有之曰、69章的用兵有言等极少几处；二是即使是老子做的学习笔记，也应将相同主题汇总，不可能形成现在的81章。
我们认为《老子》与《论语》一样，应是其弟子们听课笔记。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老子》的思想是对其当时所阅读的书籍研究的成果，其将成果传授给其学生，符合当时传道的通常做法；二是《老子》成书体例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老子的每一章都有一到三个不等的主题，而老子在传道时可能根据每天时间的多少，安排不同的主题来讲授，其中有重复的，则是重点强调；三是道家传统的择徒而教的传道方法也间接地佐证这一点；四是虽然《老子》大部分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出现，也存在一些口语化论述，存在大量的讲课痕迹；五是《老子》版本不统一，这可能是由不同的弟子其记录的不一样而造成的，而不是后人转抄造成。
老子虽然离我们而去已2600多年，但其学说的光芒依然璀璨、依然能够温暖我们的心田、滋润我们的心灵。由于《老子》文字太简练、思想太深遂，又缺乏必要的背景资料，于是世人对《老子》产生了许多误解。造成世人误读《老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世人将《老子》中的关键文字误读，二是世人在解读《老子》时，无法还原其真实的背景，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断章取义。
《老子》作为一本旷世奇书，本身并不奇（甚易知、甚易行），只是因为世人都把他当作奇书，于是便成为一本奇书了。其实，只要我们以一种平常心，不过分神秘他，我们就会读懂他，就会从中吸取到无穷的智慧与力量，从而自正、自化，不断精进。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