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天津教案引发的冲突持续了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

    在这种困窘万分、危急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只滚烫的山芋。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敌对势力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为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20名凶犯死刑，29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497000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其“实心和好”。

    判决方案一经公布，两国四方顿时一片哗然。法国政府因其提出的条件打了折扣，导致国内不满，以至于想调兵前来重理教案，后因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分身无术，才勉强接受了判决；清廷虽认为“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但为了取悦国人，不得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造成一种朝廷似乎对曾国藩的方案持有异议的假象；老百姓则大骂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士大夫们一个劲地攻击不已，特别是那些“清议派”，更是不依不饶，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写出一副对联讥讽嘲笑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那些诋毁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贬斥他最甚的湖南同乡，全属不知外情内形，跟着瞎起哄而已，“津人毁之，湖南尤毁之，及询以津事始末，无能知之者”。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大清国的民族英雄。他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大清帝国，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到了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面对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分解成为西方列强希望看到的一块块殖民地。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

    纵观中国历代战争中的所有主和者与谈判者，最后无不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嫌疑与下场。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天无二日、唯我独尊，没有多元化，没有兼容并蓄，没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