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牛郎店很火 名媛贵妇是常客

文/赵炎

从规范的休闲文化形态去看，牛郎店在现代无疑是健康的，小伙子做服务员，女性是主顾，牛郎的工作就是陪酒聊天，帮她们减压。正规的牛郎不会提供肉体服务，收入基本靠酒水提成。然而世俗对于牛郎的认知，无一例外的指向了男妓，不唯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多少有点冤。

中国古代也有牛郎店，男风曾一度昌盛，所谓笑贫不笑娼，不仅只说的妓女。明朝万历年间，男娼的气焰，使妓女们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成为风月场所不可忽视的一大品种。以宋代为例，男子卖俏几乎是个时尚，光汴京一带就有上万男子在红灯区当娼妓，他们取女性名字，穿女人衣服，涂脂抹粉，互相称呼如女子，像伪娘，又像是人妖，淫靡之气弥漫四邻，蔚为壮观。

宋代牛郎店，又称“蜂窠”

陶穀在《清异录》中描述北宋汴京男风充斥的情形时，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也就是说当时京师出卖色相的户头将近一万家，男娼自卖肉体，进退怡然。且这些以男性为娼妓的牛郎店，甚是有名气，有其专门的称谓，称之为“蜂窠”。

宋代牛郎店不止京师一处有，其他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有。

朱彧在《萍州可谈》记载，“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

清代赵翼后来在《陔余丛考》中也提到，当时京师有一班以卖淫为生的男妓，由于男妓太多，以致宋徽宗政和年间对他们施以杖罚企图停止其活动，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再把肛门堵上。但直到皇室南迁以后男妓依然昌盛。

牛郎店生意火爆，恩客多为贵妇

宋皇室南迁之后，当时金兵“士马疲敞，粮储未丰”，不再时常南侵，使南宋能偏安江南，醉生梦死，社会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景象，西湖画舫，夜夜笙歌，商贩往来如织，在这种情况下，男风更盛。

周密的《癸辛杂识》云：“吴俗此风（即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引得世人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牛郎们，已非汉晋时专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娈童”，而是既与妓女竞争男客，又为女客提供性服务的职业牛郎了，难怪朝廷既要封其肛门，又要断其男根。当然，他们的客人主要是贵妇和宫女，一般民家女是不会去也不敢去的。

如《宋史》里说，汝南王允让曾奏：“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表面是建议宗妇守寡者改嫁，联系到其他涉及汝南王家事的笔记，则可发现事儿不那么简单，原来其家族曾发生过多次宗妇进出牛郎店找男妓发泄的案例，且一掷千金。

王室如此，官宦之家的贵妇亦纷纷效仿，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去牛郎店寻找开心果。如《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风大兴，炽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贵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本来是娱乐，却搞出诸多了矛盾。

深锁深宫，寂寞愁苦的宫女，也是牛郎店的主顾，但是她们出宫的机会不多。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逃离这“见不得人的所在”。有一年正月望日，宋理宗和皇后微服出宫，随同出游的一批宫女便“皆淫奔而不返”。去哪儿啦？莺归燕去牛郎店了。

说这些，有些宋粉多半会冲我发火，其实发火也没用，事实胜于雄辩，万事总有根源。繁荣的宋王朝之所以出现如此奇观，恐跟程朱理学的兴起不无关系。就文化成就而言，理学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带来负面的因素也是很多的。

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

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