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孙中山在领导振兴中华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是探索、追求、鼓吹与实践社会变革的杰出代表。他对社会变革的构思、选择与实践，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人与同辈人，成为19、20世纪交汇时刻最科学、最先进的构思和方案。
为着要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孙中山构筑了涉及物质、精神及制度的各个层面的建设蓝图。在精神领域，他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建设》(又称《孙文学说》)，而在塑造国民素质方面，即如何进行国民素质的改造和提高，虽然没有提出系统而完整的方案，但在其论著、讲演和谈话中，以其睿智的眼光，提出了不少有关这一问题的种种主张和看法。这些主张和看法，有许多真知灼见，确为具有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这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一切社会变革，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都同国民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并互为因果。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行为的近代化，是十分重要的条件。社会的近代化与人的近代化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此，近代中国一些进步人士都先后对此进行思考，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都是围绕提高国民素质这一问题提出的主张。
孙中山一生中，特别是晚年由于经历了一系列顿挫，把精力转移到改造国民性上来。他高度重视国民素质对建设、维护共和政体的重大作用，认为社会变革的快慢与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并把塑造国民素质视为重造中华民国的重要途径。
1918年，当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奋斗30余年，回首革命屡遭失败的历程，在总结教训时，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根基是建筑在国人思想之上，“国家之兴亡，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糜”。[注1]他说：“夫国者，人之所积也。人者，心之所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所以，必须“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注2]要巩固国家根基，就必须进行国民思想的革新。因此，健全国民心理，进行国民精神建设，便成为革命建国的前提，也是其他一切建设的基础。欲要革命成功，重造中华民国，首先就要进行国民思想上的革命。孙中山殷切希望通过塑造新的国民性来改革中国社会的面貌，认为这将决定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稍后，孙中山对此还用比喻予以形象地说明：“改革国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变。好像改革广东一样，并不是要把白云山搬到河南(指广州在珠江南岸的市区——引者注)，把东江、西江、北江都要改变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们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好像做新屋一样，只要屋基做成，以后做墙上梁，还有什么大困难呢!”[注3]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先有近代化的国民，然后才可以实现近代化国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民国以来，共和国命运之所以多舛，军阀官僚之所以能操纵政权，祸国殃民，既是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实行专政所造成，同时也同国民政治素质不高，国民心态与共和制度不相适应密不可分。孙中山对此无限感慨地说：“国人因缺乏新思想，放弃权利，国中政权遂为一般强盗官僚乘时而操纵之。民国十年来所以如此大乱，其原因亦即在是。”[注4] “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人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注5]正是从辛亥革命的成败和民国初年动乱不已的实际中，促使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注6]。他把改造整个国民心理作为“立国的大根本”来对待，在晚年多次提到改造国人社会心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复进行了阐释和宣传。应该说，这是孙中山系统总结以往斗争经验教训的提炼。
在塑造国民素质问题上，孙中山认为，国民思想革新的工作，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注7]，从“回复人格”入手。指出：“我们人类的天职，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注8]因此，要特别重视人格的塑造。他大声疾呼做人要讲人格，国民要以人格来救国，明确指出：我们要“想中国改良成一个好国家，是想得到有一个机会，令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以改良人格来救国。”[注9]如何塑造高尚人格呢?认为“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做起”，“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进行自我“心理上的革命”，用新的道德范畴砥励自己，塑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注10]
鲁迅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曾说过：“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注11]对照孙中山的“人格救国”论，可以说和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来救中国的思想是相同的。它们对启发当年人们的爱国热忱、激发人们的革命觉醒，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
所谓国民素质，具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体能素质和心理道德素质等，共同构成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形成为国民综合素质。孙中山在有关论述中，对这些都做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有过独立见解和深切思考。
在近代，爱国主义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孙中山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其爱国心强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注12]。因此，他为培育国民的爱国精神全力以赴，把热爱自己的祖国，并自觉尽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视为国民道德的第一要素。他说：“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国事”；国家由无数个家庭组合而成，“对于家庭，有孝顺父母、亲爱家庭的责任。对于国家也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更重大的，是四万万人应该有的责任。”[注13]他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爱国是做人的准则，一个公民的起码道德要求。
爱国主义，可以说是贯穿于孙中山思想和行为的一条主线。“文，爱国若命”[注14]——这是他的自述，他40年奋斗的历程证明此言绝无虚夸。在孙中山的所有著述和活动中，无不体现爱国主义的激情和所追求的爱国主义崇高目标。为着改造中国，他殚精竭力，奔走疾呼，百折不回，并勉励国人，“凡国家社会之事，即我分内事”；“凡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事，即牺一己之利益，为之而不惜，然后国家社会乃能日臻于进步”。[注15]孙中山坚信，只要人人担负起改造中国之责任，“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定能“建设一世界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注16]他的爱国思想和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后继者去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奋勇前进。
国民的政治素质，包含有民主意识、法制观念和参政能力等内容。我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制度统治之下，专制之毒深中于人心，头脑里塞满了封建宗法观念和皇权主义毒素，造成愚昧无知，盲从迷信。这些落后意识不仅窒息了民主自由；而且腐蚀了人的良知，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孙中山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用民主思想武装国民，提高参政意识和管理国家能力，不只是维护国民正当权利的手段，而且也是关系到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为了弥补国民政治素质同共和政治要求不适应的缺憾，既花大力量彻底批判封建皇权主义，告诫国民和一切革命者，一定要彻底肃清作为“国害”的皇权主义思想流毒，为建设民主与法制国家扫清道路；又曾有计划、有意识的引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确立明确的近代国民政治意识和实际参政能力，并将这项工作作为他毕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孙中山提出建国三时期中“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实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注17]，把这一时期看做是“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注18]。这一时期，由中央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对国家性质、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公民权利义务等都做出明确规定，作为中华民国民主与法制的政治基础。并且，要“在此期间，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注19]孙中山非常重视“地方自治”的方案，把它看做是实施“民治”的主要手段。
为着提高和强化国民参政的实际知识和能力，孙中山还在《建国方略》中专门撰写了《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又名《社会建设》)一章。在这一专章中，举凡国民集会、选举、社团章程、议事日程，以及动议、报告、讨论、表决、复议等议政、议事的具体要求、步骤、方法等都做了详细说明和规定。这些，今天看起来是比较繁琐浅薄的。但它在当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是很必要的。它表明孙中山以极大政治热情和坚定意志，始终关注国民政治素质和国家命运的良苦用心。
中国人口众多与文化素质低下，成为近代化建设的突出矛盾。孙中山指出：“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注20]认为应该大力发展教育，用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头脑，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他说：“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注21]他将兴学育才视为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
民国初年时，孙中山已开始把普及教育作为建设新国家的主要内容之一；迨晚年把精力转移到改造国民性上来时，又一次深感提倡教育的重要性，曾反复强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因为民国的人民，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要替国家做事的，所以建设一个新地方，首先在办教育，要办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后人才知道替国家在办事。”[注22] “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应该从学问着手，拿学问来救国。”[注23]孙中山还将兴学育才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实现中国近代化结合起来，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260余年又受异种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注24]为此，他始终把教育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条件。
正是出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目的，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孙中山主张建立以普及国民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他指出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扫除文盲，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一项主要任务。明确地说：“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泉源也。”[注25] “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惟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注26]
孙中山深刻地体会到，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力量和源泉是人民，只有给人民以普遍受教育的机会，使之成为健全人格的公民，民主政治才能得以健全和保障。因此，他一再强调要“多办义务教育，让一般没有钱的人都可以去读书。”[注27]他向往建立一种“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注28]的全民教育制度，给全国国民创造充分受教育的机会。并提出儿童、妇女应是普及教育的重点，指出：“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注29]；而我国妇女虽有2亿多人，“惟于教育一道，向未多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高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教育既兴，然后可望男女平权。”[注30]。
科技是人类智慧、理性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对科学推动文明建设及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有着充分地估计。他说：“日本自维新以后50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彼数千年前之变化，且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注31]他主张要学科学，学外国的长处，要“迎头赶上去”，并提出通过各类各级学校培养各种技术和管理人才，和通过生产实践增强科技素质和才能。还考虑到培养科技人才的种种途径，如提出外国来华的科技人员，除完成本职工作外，更要承担“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注32]就是在促使我国科技人员在外籍专家指导下“陆续成就”，以加快中国科技队伍的成长，从而使建设富强的近代化国家具备必要的条件。
在培养国民的道德素质方面，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展，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护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注33]他把“改良人格”与“心理改造”，作为改善和建设国民心理素质的基础。提出“天赋人权，胥属平等”，[注34]以“尊重人权，保全国体”[注35]，作为国民心理素质建设的重点。
孙中山主张要积极地从固有道德中发掘可供继承和弘扬的道德理念，做到“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注36]，强调“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37]。他采取的是科学的取舍方法，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扬弃，古为今用。
孙中山还明确提出：“夫明德新民，首涤污俗”[注38]，将其作为整顿社会风气，净化人的灵魂，建设国民新道德的起点。民国元年发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改良风俗的法令，掀起了一股移风易俗、革故鼎新的思想潮流。积极提倡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帮助人们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摒弃愚昧盲从，彻底废除清朝的“贱民”制度，“大人”、“老爷”等封建性称谓和礼仪，以及“蓄婢”、“纳妾”等种种陈规陋习，树立近代国民意识和适应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以求民主共和制度根基的稳固。
在体能素质方面，孙中山指出国民健康体魄同增加国力是一致的，“夫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注39]为了促进“国民体力之发达”，他一方面提倡体育运动及军事训练，“诸君欲任非常之事业，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为何?即军人之革命精神也。”[注40]在他看来，要使国家独立强盛，必须加强体育、增进健康，实施军事教育以增强国防力量。另一方面，在《临时约法》和后来的讲演中，一再主张禁绝鸦片、缠足等损害体质的不良嗜好和恶习，积极树立讲卫生和加强体育锻炼等新风气。他认为，只有国民体素、体能不断改善，切实提高国民健康质量，才能强国保种，“永雪东亚病夫之耻”[注41]。
三
在重塑国民素质上，孙中山深思熟虑，创见卓识。他作出的重要贡献，首先是根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注入鲜明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内涵。把人的革命化作为人的近代化的前提和条件，进而揭示出我国国民素质应当具备的新的精神风貌和道德规范。其次，他认定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人的素质提高问题，视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变革成败的大事，把它提到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实际上正是如此。只有实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工作，一切的社会变革才有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才能为近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尤为可贵的是，孙中山要求国人做到的，他自己则矢志不渝的躬身力行，严以律己，“立身当推己以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注42]。孙中山的“爱国若命”、廉洁奉公、一生奉献“替众人服务”、不避艰险毕生谋求祖国富强等等言行，成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道德楷模；并且，在他身上体现的高尚道德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有良知的人民，并唤醒了沉睡的中国，鼓舞了几代中国人。应该说，这也是孙中山这个名字永驻世界中华儿女心中和被全体炎黄子孙引为骄傲的要因所在。
孙中山对塑造国民素质所提出的一系列的主张和看法，尽管其中有着某些消极或片面的认识，如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心力”的作用等，但总体来看，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它不仅激发当时人们改造自身、变革现实的极大热情，从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至今仍蕴涵着发人深思的警论，给后继者带来了隽永而积极的影响。特别是，面对当前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重物质而轻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重温孙中山有关提高国民素质的论述，会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也使我们倍感其意义的深远。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4～215页。
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7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5页。
5.《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页。
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6页。
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5～316页。
9.《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9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
1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页。
13.《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1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4.《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页。
15.《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3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6.《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39页。
17.《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4页。
18.《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98页。
1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8页。
2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9页。
2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2.《国父全集》第2册，第125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3年版。
2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4.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146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
2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6.《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总25号)，第311页。
27.《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74～75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4页。
3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0页。
3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4页。
3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页。
34.《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25号)，第302页。
35.《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25号)，第311页。
3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
3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38.《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25号)，第243页。
39.《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25号)，第280页。
4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页。
41.《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总25号)，第215页。
4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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