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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翼施特劳斯主义

网站文章截图

作者:阿纳斯塔西娅·伯格(Anastasia Berg),

乔恩·巴斯金(Jon Baskin)

译者:张润

法意导言

本文是阿纳斯塔西娅·伯格(Anastasia Berg)和乔恩·巴斯金(Jon Baskin)刊登在第19期《观点杂志》(Point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针对杂志在上一期刊发的批评性文章,有读者反映“在公共政治知识领域,公开发表对激进言辞的批评是不可取的”,这引发了本文作者的思考。上世纪中期的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支持严格区分私人智慧和公共修辞,而部分左翼分子认为他们有责任保护公众不受未经政治策略约束的言语影响,两种观点都建立在公众缺乏评判观点的能力之上,因此后者又被作者称为“左翼施特劳斯学派”。作者认为,若想追求真正的民主自治,应当警惕公众婴儿化(public infantilization)和分歧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disagreement)的蔓延趋势,防止以新的方式建立等级制度。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没有人总是将自己的私人抱怨与他人分享,但是我们该如何知道与谁分享、分享多少?当然,在各类共同事业的名义之下,私下解决分歧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一个杂志编辑团队没必要向文章作者一一透露编辑之间的争议;一对夫妇得通过避免在对方父母在场时发生口角来保证幸福的生活。但这些决定背后的策略性逻辑距离公共知识生活有多远?我们应该尝试公开与我们在政治、社会或精神辩论中处于同一“战线”的人发生争执,还是应该以更大的利益为名,将这些分歧从公众视野中隐藏起来?

在我们第18期杂志刊登的《否认主义的信》(Letter on Denialism)中,我们批评了左翼分子和自由派评论者的一个习惯,他们总是否认作为右翼批评对象的政治话语(例如“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等)的存在,而不是通过辩护、评价或提出新词汇来进行讨论。我们收到了足够多有深度的回应,其中既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包括质疑我们论点逻辑性或准确性的意见。但是,鉴于那篇文章强调的是一些自由主义和左翼出版物回避实质性分歧的适得其反的倾向,因此最具挑战性的批评还是与上述问题有关。这一项指控是,引用我们的一位对话者来说,因为一些潜在“代价”,公开发表我们对激进言辞的批评是不可取的,甚至可能会自证其罪,不论我们所说的是否是真的或者是否具有说服力。另一位评论者对此进行了扩展:“尽管在大学的小圈子、学术界、谈话和个人写作中允许对他人进行批评,”他写道,“在公共政治知识领域,知识分子应该特别注意“找准位置” (position)以实现其政治目标。事实上,我们拒绝承认私人(或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这足以使我们被怀疑用心不良:我们是诱饵(troll)或是“隐秘的保守主义者” (crypto-conservatives),表面上希望改善激进的对话,实际上却想破坏它。

言明这样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公共知识生活主要就是找准位置,这样的假设有助于解释公共对话的一些特殊特征,例如它一定程度上回报了装模作样的举止和有选择的批评。但是,这些评论者在“我们该如何与信任的盟友交谈”和“当我们的倾听者缺乏和我们类似的教育背景、政治设想或道德立场时,我们该如何表达”之间所作的严格区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具有启发性。它表明,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区分公共与私人领域上的优势,传统上可被追溯为精英保守主义的产物。

支持严格区分私人智慧和公共修辞的现代思想家中,最具盛名的当属上世纪中期的德国流亡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尽管施特劳斯始终与选举政治保持疏离,但他对一个真正知情或深思熟虑的公众有所怀疑,这使人们早在他被作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幕后的傀儡大师——一位典型的“隐秘的保守主义者”之前就听闻了他的名字。在其1952年的著作《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中,他指出,尽管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向仁慈和值得信赖的熟人讲真话是一种安全的冒险”,许多古人仍然对他们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保持谨慎。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对暴君残害举动的正常反应。然而,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思想家更为相关的是施特劳斯所提出的古代智慧,即公众需要远离那些可能会对社会规范和习俗——包括使他们各自安于在社会秩序中适当位置的习俗——产生威胁的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明确了这一点:在他理想的社会里,哲学王会用“高尚的谎言”(noble lies)来佐证他所观察到的人性中无法消除的不平等。

很少有现代思想家敢说出“高尚的谎言”。施特劳斯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都期待着一个“几近完全的言论自由成为可能,或者……无人因听闻真相而受到伤害”的时代。施特劳斯认为这种信仰过于天真。他认为,公共教育几乎无法弥合社会中“被选”的少数人与“低俗”的多数人之间自然能力的鸿沟。施特劳斯也注意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他的许多同代人理论上宣称信任对普通公民的启蒙运动,实践中却流露出对他人是否有能力负担坦诚发言的代价的怀疑。“每一位正派的现代读者都会感到震惊,一个伟人或许故意欺骗了他的大多数读者,”施特劳斯写道。“然而[古代哲学家]也许比我们更坦诚,他们称之为的‘高尚的谎言’被我们称作‘考虑到一个人的社会责任’。”

图片来源:wattsupwiththat.com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对施特劳斯来说,思想家的主要公共职责是不产生损害:即便他不赞同社会政治和宗教传统,他也应该为了稳定而不把反对意见公之于众。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将这一主张抛之脑后:他们说,他们的职责不是维持传统,而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而颠覆传统。因此,强调教育和公民意识是更广泛的“位置之战”(war of position)的一部分,正如一位有影响力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是为了反对霸权思想和制度。

就其本身而言,这似乎表明左翼知识分子与施特劳斯派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应当区分思考“位置之战”的两种方式。相信策略性政治游说或“以特定方式表达(framing)”是公共知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在一些情况下这是一种道德义务,这只是一个层面。认为这是唯一可接受的知识分子与公众交往的方式,继而积极反对他人或是自己以其他方式与公众交流的冲动又是另一层面。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左翼知识分子决定,除了时不时筛选自己的公开演讲以推进意识形态的发展之外,他们还负责“保护”公众不受未经政治策略约束的言语的影响时,他们就成了左翼施特劳斯派。如果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没有被这样的策略所约束,他们就会将讨论范围限制在亲密的朋友和与之存在共鸣的同僚之间。

这种本能令人钦佩。左翼施特劳斯派或许始终在——就像施特劳斯声称哲学家在几个世纪中所做的那样——为了崇高的事业而奋斗。但是,很难看出左翼的保护性逻辑如何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避免与现代知识分子宣称的其他价值观发生冲突:反对精英主义,促进平等,以及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用理性辨别善恶。尤其站在左翼立场来说,这些价值观似乎促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公共行为伦理,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我们对读者展现的诚实和尊重就像对朋友那样。这就是通过《否认主义的信》透露的伦理,如同它更普遍地从本杂志的编辑原则中体现的那样。

这种做法在今天是有争议的,这表明左翼施特劳斯主义在知识媒介、文化和推特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推特上,人们可以找到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为促进公众参与而付出的艰苦甚至是野蛮的努力。近几个月来,对安吉拉·纳格尔(Angela Nagle)在《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上发表的关于支持强硬边界的所谓“左”派文章以及安德里亚·朗·楚(Andrea Long Chu)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撰写的质疑变性的权利与幸福生活联系的文章的回应,都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动态。在上述情况下,对作者观点有见地的批评——例如认为论点使人感到困惑或是不完整的,都在左翼施特劳斯派的论断下相形见绌,后者认为无论该言论是否真实或合理,作者公开发表此类言论总是“不负责任的”。(有时这项指控是明确的,如声称该论点将被政治对手使用;更常见的是通过试图取消该文章的公众评审资格,例如歪曲该文章或其作者,间接地表达这一观点。)以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Marshall)为3:am杂志三月刊对哲学家霍利·劳福德·史密斯(Holly Lawford-Smith)所做的采访为例,采访的第一部分被完全略过,因为劳福德·史密斯对性别和性别认同的评论被认为具有威胁性,因此这篇采访甚至是整个网站都有必要在任何回应出现之前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网站在几天后恢复正常,但没有了这篇具有冒犯意味的采访的任何痕迹。)

安德里亚·朗·楚(Andrea Long Chu)在布鲁克林的家中

采取这种策略的人决不会赞同施特劳斯在被选中的少数人和未经思考的大多数之间所做的严格区分,至少没有明确表示这一点。但他们预审知识性材料时的谨慎表明,他们和施特劳斯一样对公共场合发表的知识性言论的 “成本”有着不详预感,这反映而不是压制了私人言论的复杂性。试图将知识分子的言论边缘化或使其失去资格本身意味着评论者和他们想象的听众之间存在差别,他们想象的听众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缺乏对所讨论观点进行评估的工具或能力,评论者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左翼施特劳斯派可能不相信他们是哲学王,但他们在实践中甚至在理论上都否认了一种哲学家式读者的可能。

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不是左翼施特劳斯派,很明显,大多也不具有精英主义者倾向。无论是因为相信自然状态下的不平等还是受宗教信仰或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惑,对公众思考能力的怀疑始终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常数。但是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大学行政人员和联邦政府为大学校园所能允许使用的词语相互搏斗,出版商依靠“敏感读者”审查青年人小说中的图像,脸书的“最高法院”决定什么样的政治演讲可以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左翼施特劳斯主义的兴起确实——从我们的文化角度来看,人们希望用最大的投资做相反的事情——加重了公众婴儿化(public infantilization)的广泛化趋势。

抵制(而不仅仅在私下里)这一趋势的迫切需要与客套、礼貌、“自由探究”的幻想或对“话语”的程序性关注无关。首先,这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基本体面。但是,在这个时代中,对社会理想的新兴投资建立在左翼的民主审议之上、建立在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在她有关民主的新书中所说的“哲学公众”之上,这个问题为什么也是迫切的政治问题就变得水落石出了。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反对私有化集体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我们应该反对分歧的私有化。

施特劳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坚持认为,鉴于普通人很容易被基本的激情所压倒,民主审议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知识分子和政治先锋派的必要性在历史上多被视为常识,而今天仍有许多“民主”社会仍处于知识分子等级制度的束缚中:他们被称之为欧盟委员会、卡托研究所或耶鲁法学院。那些想要超越这种等级制度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罢免位阶高于他们的人上面。但是,寻求真正民主的自治政府似乎还需要我们花精力抵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等级制度的诱惑。我们能否保持住公共知识的空间,相信听众和我们一样有着判断和评估观点的能力?这一答案决定着我们是否有正当理由想象一代公民,他们的信念建立在比正确(correctness)更持久的东西上面。

卡托研究所


翻译文章:

Anastasia Berg, Jon Baskin, On Left Straussianism, Point Magazine, 2019

网络链接:

https://thepointmag.com/2019/politics/on-left-straussianism



译者介绍

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法律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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