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曾进行了颠沛流离、旷日持久的大迁移。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了重温档案前辈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保护国宝的壮举，铭记这一段文化抗战的不平凡历史，记者专访了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看明清档案大迁移
记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欧美各国是怎样保护文物珍品的？
胡旺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战争。在70年前结束的这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保护文物典籍，欧美各国都有把文物珍品转移到比较安全偏僻的地方存放的举措，以防敌人的洗劫或空袭。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各国为躲避法西斯战火而进行的文物迁移。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在大批轰炸机群和新型燃烧弹的威胁面前，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把最重要的画作一次次转运到偏远的地方，最终在瑞士日内瓦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栖身之处。1937年，当巴黎即将遭受侵略时，法国详细开列了巴黎和各个省份的博物馆里所有重要的收藏品清单，设法搜寻国内每一处适合隐匿藏品的古堡、修道院和教堂，周密安排抢救路线。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卢浮宫等一批博物馆的艺术珍宝，都被运至卢瓦尔河谷地区最大的城堡尚博尔，后又分藏到附近的11处古堡。英国伦敦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也被转移到西北部的威尔士保存。苏联、美国纷纷效仿，1941年6月22日德军向苏联发动进攻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开始抓紧包装文物，分两次把120万件文物运到了西伯利亚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也开始将其珍贵文物转运到安全的储存之地，国家美术馆最重要的艺术品运到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比尔特摩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约1.5万件藏品转运到了费城没有人烟的郊外，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珍品转运到马萨诸塞州西部的3座建筑物里。
记者：这样看来，明清档案大迁移正是在反法西斯战火中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必备举措了？
胡旺林：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明清档案的命运与国运息息相关，如同欧美国家迁移文物典籍一样，为躲避日寇的战火，明清档案与皇宫文物一起进行了大迁移，这是档案前辈们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这种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明清档案和古物木箱集中在故宫太和殿广场等待搬运
明清档案大迁移是文化抗战的一次空前壮举
记者：清宫文物档案从北平到上海、南京的南迁是怎样进行的？
胡旺林：明清档案的大迁移与整个抗战过程是相始终的。1931年，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形势日趋危急。国难当头，保存在故宫的文物、档案、文献岌岌可危。故宫方面经过认真讨论协商，提出将国宝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1932年初，故宫博物院开始行动起来，一是选择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装箱工作。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北平形势愈加危急。故宫方面决定，尽快将装箱文物典籍南迁保存。1933年2月5日深夜，100多辆大型卡车鱼贯开进故宫博物院，满载着封存有国宝文物精品的木箱，经天安门开往前门火车站，装上南下的货物列车。2月6日，这趟专列在军队的武装护卫下离开北平。从这一天起，拉开了“文化抗日”“文物长征”的序幕。
1933年2月6日至5月22日，前后历时近4个月，故宫文物档案共分5批起运，南迁至上海。国宝迁运途中均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运送文物的列车设有机枪保护，沿途逐段有马队随车驰送，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接。在重要关口，车内一律熄灯。当时迁移的明清档案共计3773箱，包括明清两朝留存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实录、圣训、玉牒等珍稀档案。这些档案在上海的临时保存点经清厘点收，保存完好。1936年，为了使南迁的国宝文物有更好的保管条件，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朝天宫兴建南京分院保存库，并于当年年底分5批将文物转迁南京。
记者：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清宫文物档案又从南京运到了四川，这场西运大转移充满着怎样的艰辛？
胡旺林：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而上海八一三战火又起。沪宁邻近，国宝再次处于危急之中。自1937年8月起，存放南京的文物、档案在经过短暂停歇之后，紧急向后方转移，再次避敌西迁。这次迁移，前后历时8年，辗转行程万余里，分南、中、北三路完成，全程异常的艰辛。
先说南路。1937年8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第一批参加伦敦艺术展的80箱文物精品，从南京运往湖南，保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后因日寇侵略之势逐渐西移而转迁贵阳。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古物再被迁往安顺华严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逼近贵州，南路古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存放，行程6000余里。南路文物虽经历了长沙大轰炸、贵阳大轰炸、遭遇匪徒等惊险事件,最终还是顺利完成转移。
再说中路。1937年11月，西迁的第二批文物、档案9369箱，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先由轮船运至汉口，后转运宜昌，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因重庆雾多，加之空袭频繁，中路古物于1939年9月运至四川乐山县安谷乡的三氏祠、宋氏祠、古佛寺存放，行程5000余里。
最后说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存于南京的文物、档案7286箱，由南京经津浦、陇海路运至陕西宝鸡，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中。文物珍宝途径郑州火车站时遭遇日机轰炸，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专列开进车站一个临时废旧货场，文物才得以幸免。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文物又被运至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军轰炸汉中，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疏散于峨眉县大佛寺、武庙，行程5000余里，也是西迁最为艰辛的一路。
在这三路古物西迁过程中，文献馆的2038箱明清档案与物品随中路及北路迁运，其中存于乐山的档案及物品有1082箱，存于峨眉的档案及物品有956箱。这些文物、档案历经辗转迁移，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开始组织东归。经水运、陆运的顺利转接，三路国宝先集中到重庆，1947年12月，被安全运到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中。至此，历时14年之久，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累计两万余里的文物档案大迁移终于落下帷幕。
明清档案大迁移是纪念抗战70周年的凝重一笔
档案文物大迁移路线图
记者：明清档案的大迁移有着怎样的历史功绩和重要意义？
胡旺林：明清档案的大迁移，至少有这样三点值得肯定：
第一，在日寇铁蹄一步步进逼的烽火年代，南迁西运的这个决断是及时而必要的，是保护明清档案的必要举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方面为安全起见，即开始国宝南迁的动议。然而面对巨量文物，迁移决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这些珍稀的文化遗产就会面临极大危险，甚至是灭顶之灾，因此，当时社会也不乏反对之声。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北平的沦陷，故宫一批铜缸、书籍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强行劫走，而南迁西运的3000余箱档案却最终安然无恙，这是档案先辈在民族危难关头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的结果。
第二，南迁西运的艰辛历程，充分展现了明清档案前辈们可贵的职业操守。万余箱的故宫文物档案在战争年代颠沛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中，然而在回归之日不仅数目完整还几无损失，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在这背后，正是档案人的敬业与坚守，才换来了明清档案在战时的安全典藏。档案迁运途中，由于敌机轰炸，山道险峻，全程困难重重，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意外。如西迁途中，文物先是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因觉战局不利，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就轰炸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1939年4月11日，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船上检查档案箱时，因晨光朦胧，未注意到舱盖已经打开，失足跌入舱底身亡。在迁运途中，由于道路崎岖，还发生过翻车事故，幸运的是，当时正值冬季，翻车的地方没有水，且满车装的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未造成损失。即使备尝种种艰难与危险，档案前辈们仍以保护国宝为首任，无论是搬运前的精心筹划，途中的有序组织，还是典守过程中的清点造册、细致管理，都体现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档案文物在避寇迁移途中
第三，大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业务活动，客观上还对明清档案文化进行了宣传。即使是在南迁西运途中，档案前辈们也不忘自身的职责，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展了文物点查、晾晒、展览等工作，挑选档案精品，宣传档案文化，让处于艰苦抗战中的民众能够一睹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传播了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坚定了民众抵抗侵略、夺取胜利的决心。
记者：明清档案的大迁移在抗日战争中有着怎样的特殊地位？
胡旺林：明清档案大迁移是明清档案人保护国宝、与敌抗争的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抗战的生动体现。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洗礼，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空前的警醒和团结。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在抗日战争中的万里大流迁，不亚于战场上的拼杀与流血。档案前辈们在这一抗日洪流中视国宝为生命，有力地在文化领域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相比二战期间的其他欧美国家，中国的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大迁移无疑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远的壮举，堪称世界历史上保护和传承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了凝重的一笔。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8月21日 总第2802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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