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贻奉命稽查山东学务的奏请单
孔令贻稽查山东学务的经过
孔令贻，字燕庭，亦作“燕亭”，清末民初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袭封衍圣公。他卒于1919年，终年48岁。
孔府档案记载：孔令贻4岁袭封衍圣公，17岁开始主持孔府事务。袭封后，孔令贻便经常参加主持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此外，他还要参与朝廷派人致祭孔子的活动。他一生中贡献于桑梓的莫过于开办学堂与稽查学务两件事。
孔令贻早年曾在曲阜城古泮池孔府行宫办乡塾，又和颜、孟、曾氏的后裔建立了“四氏师范学堂”，他亲任学堂总理(校长)。
孔府档案记载：孔令贻经常作为钦差大臣奉“钦命”涉足地方事务，特别是地方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巡抚杨士骧饬将曲阜考院改办官立“四氏师范学堂”，向光绪帝保荐衍圣公孔令贻为学堂总理。任总理后，他“亲身在堂，督率教习，勤于功课”，同时，他还将在衍圣公府捐纳功名的巨款再联合曲阜四乡十六社六十户族人共集京钱两万余千文，在曲阜全县农村办初等小学堂十六所，于城内立高等小学堂一所，以培养教育全县青少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衍圣公孔令贻着会同杨士骧稽查山东学务”。孔令贻先后到登州、莱州、青州、胶州、济南、泰安、兖州府、济宁直隶州等全省各地稽查学务。他每到一所学校“必集校员生徒，示以效忠守正之道，教育强国之因”，要求师生“恪守圣经贤传之义”，“明伦理而识尊亲”，要“宜讲道德”而“保国粹”，并且对教材、作业加以审查，对不合孔孟之道的言行填表登记，向上报告。他的《稽查秘册》上还记录了部分“不守校规”和“品行端方，学问纯正”的学生的姓名等。他奉命视学自认负有“改良校务尊崇正学之责”。他说：“育才之道以培植根本为先，办学之方以考核实际为主，东西各国于学术进步之事，彼此择善而师；然于本国独擅优胜之学，赖以团结国家人民者，学校中必注意教授，弗使失传。”他期望于“一变从前学者固陋，养成通达之才”。至于办学经费，他也严以查视，必“会计精详，勿使浮滥”“以推广教育收随地兴学之效”。
孔令贻五月奉命出京，六月初抵济南，先调查本省办学各项案卷。从八月初至九月十一日，他稽查完省城及济南府所属各学堂。他每到一所学堂都悉心考核，“于生徒所习讲义及所课文字必细加观览，其有授受不合者，辄令示以改良之方，而经费出入亦必核其簿记，逐款咨询”。至于所属各州县学堂，再会同遴委谙习学务人员分往稽查，他把学校名称、校员出身、名籍、所任科目、学生人数、班数、校中产业，出入分销，详细逐一填注统计表。他首肯了省城和府属各学堂“于功课则注意国文、经文，于规制则兼核度支”，各学堂“虽规模形式较外国或有繁简之分，而教授精神斐然，可观者已占多数”。九月，他在阅视泰安府中学堂时，于“招待甚殷，学生亦彬彬有礼”，“殊甚欣悦”之余，到寝室见每间两人，空气清新，认为“于卫生亦宜”；见所用课本选择均甚精当，听谭教员授物理课“言浅而喻，甚得教授之法”，为学生庆得师之乐。他在喻诸生文中，劝勉诸生学好国文。他说：“国文一科为治各学之根本”，“东西诸儒运输学术，能互相翻译义意，以资研究，使新学日精，皆赖国文之力，故能纂述裕如”。他还感慨地说：“夫中国为亚洲首善之邦，各科实学古来皆备，自后世徒矜文字，而格致、术算诸艺，反诿诸外人。”现“虽仿外国体智兼育之制，实即安定经艺治事之规”。他激励各教员“当知注意国粹，阐发科学，诱掖后进，以备人材之选”；鼓励学生等，生于邹鲁，家庭教育“当有训传，一变至道，当较他省为速”。
十月初八日，孔令贻到达兖州，开始查视兖州府和济宁直隶州及所属各学堂，交由查学委员对县属各学堂全面细查，把包括曲阜县在内的各个学堂除各种数据，连同教员教授情况逐一填写表册。十一月初九日，他将以上三府一直隶州稽查完毕，年底返回府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孔令贻由曲阜晋省，再由省城赴青州、登州、菜州三府及胶州直隶州稽查四属学务，至四月底完毕。他称赞登、青、菜三府“旧盛科名，文学之风独冠他郡，且地饶海线交流智识见闻较广，放生徒国文程度平均考核优者居多，而各项科学似亦领悟较易”。查视完毕，他因临近暑假，准备“一俟秋初再赴曹沂各府稽查”而返回济南。他一路稽查，人马轿夫、随行夫役、厨师等一行几十人，“均自行发价，概不骚扰，沿途只要公馆一所，灯油茶水，余毋庸供给”。
孔令贻因生母彭氏太夫人病故，请旨开去查山东学务的差使，扶柩回籍，离职守孝，钦差稽查山东学务遂告结束。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现存于山东省孔府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9月15日 总第2661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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