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谈到，诗歌中从物象（事象）到意象再到典故，是一种“减法之下的天人合一”。减法的结果，使得我们身处的世界，一花一木都有了感情，都有了风情。而对“诸事物”做减法的，正是“人”，可见“人”之于诗歌的“象”的重要性。《孟子·万章下》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是故，“人”本身的因素，大于“典故”的使用（当然，其人也许会成为后世之典）。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不读书的两位，留下的《垓下歌》被赞为“惊神泣鬼，呜咽缠绵”；《大风歌》被赞为“千秋气概之祖”，究其原因，非关文采而只因作者其人。
试想一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如果不是因作者6、7岁时所作，我们会把这首诗推崇得如此之高吗？“风萧萧兮易水寒”也无甚典故文采，只因荆轲真的再不复还，才流颂千古！
如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从秦桧的口中吟出，有何名句可言？
鉴于“人”于“象”的重要，本章从“无人无象”、“因人现象”、“因象现人”、“人象相分”四个角度谈一下古典诗歌中“人”与“象”的相关问题。
一、“心想其人如啖蔗”之无人无象
本文所言“无人无象”，是指：如果我们对“古典诗歌作品的相关人物尤其是作者”这个“人”缺乏一定的了解，就会导致错误领会诗歌的“意象”，而错误的“意象”也即“无象”。如：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以意逆志”的高手金圣叹对杜甫的这首诗曾有如下评述“'余亦’，是承上语。而止以乡里成句者，不欲以前辈自居也。看他一片奖诱后学心地，我尝恨韩昌黎妄自尊大，视先生何啻天壤！…眠何必同被？行何必携手？此殆言己无日不夜不教候作诗……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见前辈交道如此之厚也”（《唱经堂第四才子书〈杜诗解〉》）。粗识李杜年表，就可知李白年长于杜甫十余岁，金圣叹据以杜甫为李白前辈而生发诸多言论,纵妙，俱成空谈。
（又及：就“怜君如弟兄”句而言，金圣叹恐“识字”亦未过关也。盖呼“弟兄”，尊对方为长；呼“兄弟”，以对方为幼。）
二、“心想其人如啖蔗”之因人现象
“因人现象”，是指：因着作者的一些特定的个性化信息，其诗歌的常规意象之上会显现出特定的更深层次的“意象”。如前所述，正因为有了荆轲在秦王殿上的慷慨赴死，平白通俗的“风萧萧兮易水寒”才显现了浓厚的激昂悲凉之象；倘若“人生自古谁无死”出自秦桧之口，又怎么被无数仁人志士世世传诵呢？很多古典诗歌的感人之“象”确实是源于并定格于某个具体的“人”的一些具体行为的。
譬如李元昊时的重臣张元，其人其诗，记于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四十五条：
“凡诗带桀骜之气，其人必非良士。张元咏《雪》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鹰》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处飞。’韩范为经略，嫌其投诗自媒，弃而不用，张乃投元昊，为中国患。”
史载，当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全军覆灭时，张元为西夏主要谋臣，竟兴奋不已，题诗在两军交界的一寺庙墙壁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调侃当时宋军的主帅夏竦和韩琦。这首即兴诗兼前之《雪》、《鹰》诗，思其人其象，“因人现象”诚不诬也！
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两首诗。
其二
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以桃花一处开。
前者诗题《菊花》（亦引作《不第后赋菊》），后者《题菊花》，俱为咏菊之诗，俱入选《全唐诗》，作者更是俱为一人——黄巢，要品评高下，按说两难。盖因前者单刀直入，气象雄壮；而后者似乎婉转一些，起句状秋景承句状菊花很
是传神，转句方出惊人之语，合句霸气彰显，风格很是不一，难以判分。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把握这两首诗，似乎就易于分出伯仲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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