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它是新中国制药工业的摇篮，被称为共和国的“医药长子”。
它曾是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它的投产彻底结束了我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
与此同时，它也深深影响过所在城市的历史与现实。
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华药早年所处的边缘早已成为城市的核心地带，在城市中心发展工业已经与城市发展和功能提升不相适应，在城市发展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下，华药的搬迁已是必然。
从1953年选址建厂到如今改造搬迁，厂城相依，一路走过了61年。（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王思达）
悄悄地，它停产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北制药集团这座72米高的玉米机械化仓库工作塔，曾是石家庄乃至全省最高的现代化建筑，它不仅见证了华药的变迁，也经历了石家庄这座城市的发展。
如今，站在塔底望向塔尖，它的身姿依然雄伟。几十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直到最近才突然发现，它正在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华药”，这个共和国的“医药长子”，亲身经历了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也直面了一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搬迁改造的艰难抉择。
华药集团72米高的淀粉塔曾是石家庄的地标建筑
1956年冬，建成后的淀粉厂。
如今的华北制药
“改变命运”的清晨
1953年8月29日，清晨6时。
河北省，石家庄。
26岁的山东荣成人刘太元和同事黄克纮工程师一道，从当时的“城市地标”大石桥附近的一间旅社出发，自西沿沧石公路（今中山路附近）一路东行。
路旁只有两排稀疏低矮的店铺，仅有的一栋楼房是路北石家庄日报社原址的两层小楼，再往远看，尽是茂密的玉米地、棉花地。快到北宋村西时，他们转而往北，走到现在和平路附近的位置。向西望去，国棉一厂的建筑工地正热火朝天，北面不远是石德铁路，东面是一块洼地。望着脚下平坦、开阔而肥沃的土地，他们认定这里“很好很合适”。
2014年8月20日，当离休后随子女移居深圳的华药原经济师刘太元坐在家中，为记者追述起61年前那个夏日的清晨，87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那个清早他驻足的那片土地，就是后来华药的厂址所在。而那一天的“探索之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仅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毕生际遇。
1953年4月21日，时任山东新华药厂生产科科员的刘太元随同该厂厂长袁荣被抽调到轻工业部参加抗生素厂筹建。同时抽调的共8人。按要求，他们要先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再去北京报到。
当年6月1日，刘太元一到北京，就被调入刚成立的筹备处厂址调查组，他们的任务是：为由苏联援建的抗生素厂、淀粉厂选择厂址，并收集汇编基础资料。
“我们首先想到了首都北京。”刘太元说。但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对建厂有严格限制，因而被迫放弃。同时，上海、大连、沈阳、青岛等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要考虑防空因素的缘故，被直接排除了。
于是，更大规模的筛选开始了。
抗生素厂和淀粉厂对厂址有一系列要求：要有丰富优质的水源，有足够的电力、蒸汽供应，接近原料（主要是玉米）产地，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需要一定的地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工业配套能力。
“那时候就是到处跑资料啊，跑水利部查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真是大开眼界！”刘太元感慨道。
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太原、石家庄、邯郸、西安、成都等厂址候选地被提出来了。
“石家庄地处华北粮仓，地下水资源丰富，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为关键的是，它在候选城市中距首都最近，科技交流和咨询都很方便。”就这样，建城历史最短、最不起眼但综合条件最好的石家庄，成为了首选方案。
1953年6月23日，由刘太元等5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石家庄选址。他们取得了石家庄建设局等相关各局委的大力支持，做了许多调研。
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当时的城市重心在桥西，因而起初确定的两处厂址一处在桥西、一处在城市西北的柳辛庄，但综合考虑到交通运输、地形等因素，这两处厂址又都不够理想。
直到1953年8月29日的那个清晨，决定“自己去桥东看看”的黄克纮和刘太元来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片广阔的庄稼地，传统意义上属于石家庄郊区的桥东这片地带，终于被纳入考虑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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